從疏離到融合——探析白先勇的移民小說對美國形象的重構(gòu)

1963年，26歲的白先勇飛赴美國留學(xué)，這既是他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寫作生涯的分水嶺。母親離世、離父遠行，使他猛然嘗盡生離死別與人生憂患。置身異國、漂泊他鄉(xiāng)，使他脫胎換骨，“老去少年心”。源于這些體驗，白先勇開始了他“紐約客”系列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由1964年所寫的《芝加哥之死》開始，白先勇在之后幾年又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上摩天樓去》、《安樂鄉(xiāng)的一日》等以旅美華人命運、心理等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此后，分別在1979年和1987年發(fā)表了小說《夜曲》和《骨灰》，到了2001和2003年，又創(chuàng)作了以旅美同性戀者為題材的小說《Danny Boy》和《Tea For Two》。

從這些“紐約客”系列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白先勇在不同時期對美華移民及美國形象書寫的變化。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說，“《紐約客》一拖便是數(shù)十年，中間偶爾冒出一兩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過了一個世紀，‘紐約’在我心中漸漸退隱成一個遙遠的‘魔都’，城門仍舊敞開，在接納許多魚貫而入的飄蕩靈魂。”[1]作為一個“紐約客”，多年置身于眾多旅美華人之間，從初到異國所感到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再到與美國關(guān)系的難舍難分，白先勇的情感體驗是十分復(fù)雜并不斷變化的。劉俊曾說“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創(chuàng)作立場，經(jīng)歷了一個從上個世紀的國族(中國)立場,到近年來的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2]在這種立場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白先勇在不斷走近美國，即從疏離到融合。使我們看到其作為一個精神上的“他者”，對移民精神變遷及生存方式的思考。美國形象也在這些不同階段的小說中得到互現(xiàn)，體現(xiàn)了白先勇的個性和經(jīng)歷，顯得豐滿而鮮活

一、繁華的孤島

從《芝加哥之死》到《謫仙怨》，白先勇塑造了眾多在中美文化和地域夾縫中生存的美華移民形象，從“他者”的視角對美國形象進行表述，與中國形象進行對照。一方面，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美國以強勢的姿態(tài)使新移民感覺到都市文明的新奇和重壓；另一方面，在移民心態(tài)的驅(qū)使下，地域與文化的隔膜使美國更多表現(xiàn)為一個“空虛”的國家。

母親去世和置身異域使白先勇感到身心的雙重漂泊，引發(fā)了他對生存和文化的雙向思考，其思考結(jié)果反映在其小說中往往充滿了尷尬和悲劇意味?！吨ゼ痈缰馈窂闹魅斯珔菨h魂的視角出發(fā)，展示了以芝加哥為代表的美國不同的側(cè)面。首先，他看到的是光怪陸離的美國環(huán)境：“噪音”像“困獸怒吼”、“人潮”像“打開龍門的來亨雞，四處飛散”、[3]芝加哥就是個“埃及的古墓”，“把幾百萬活人與死人都關(guān)閉在內(nèi)，一同銷蝕，一同腐爛?！盵4]一系列的意象在閉塞孤獨的吳漢魂看來顯得紛亂而恐怖。他就像《子夜》里的吳老太爺，因為這個突如其來的繁華世界而感到無所適從。同時，美國文化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在六年里埋頭苦讀的英國文學(xué)卻好像一堆腐尸，只是作為已經(jīng)死去的歷史被藏在他猶如陰暗古墓的住所。吳漢魂與美國化的生活也格格不入。相對于秦頤芬的善良守望，酒吧里喬裝的女人蘿娜開放剽悍。文化隔膜排山倒海而來，曾經(jīng)向往的城市最后成為了吳漢魂心中的“荒原”。所以當(dāng)他尋求出路卻不得，又因失去母親和女友而被割斷了與母體文化的聯(lián)系，他最終投水自殺了。

《謫仙記》和《謫仙怨》講述的也是“無根的一代”在移民美國之后的精神困境。主人公李彤與黃鳳儀都經(jīng)歷過天上人間的變化。李彤原本在舊體制中受惠最多，在經(jīng)歷人生巨變后，對中國的依戀和執(zhí)念也最強。當(dāng)她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時，朋友們怪她太愛漂泊。但當(dāng)慧芬在時代廣場嗚咽哭泣時，我們看到的是掩藏在移民心靈深處深沉而空洞的悲哀。黃鳳儀寫給母親的信中說在高樓林立的紐約，她“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種獨來獨往，無人理會的自由?！?nbsp;[5]美國在中國人的印象中充滿了“烏托邦”的想象，但白先勇對它進行了情感上的加工。面對這個龐大而強勢的城市，黃鳳儀以雙重身份卑微地生活，她在中國的驕傲卻在美國失去了。同樣在《上摩天樓去》中，玫寶的紐約之行也是破夢之旅，美國的過度發(fā)達和姐姐的開放時尚反而讓她更親近中國。在這些小說中，美國在她們心中仍然只是一個繁華的異鄉(xiāng)，這種繁華更偏向于浮華，它給了移民生活上的自由不羈，卻彌補不了其文化的匱乏和靈魂的缺失。這種感想很大程度上表達了白先勇作為新移民的心理狀態(tài)。來到美國后，他因為外來文化的沖擊而流連于中國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書籍當(dāng)中，試圖重新估計自身的價值觀與信仰。西方文化的壓迫感迫使初入其中的異鄉(xiāng)人對東方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從而發(fā)現(xiàn)了其中善意的美德和文化的積淀，又反證了美國在這些方面的缺失。

“紐約客”系列中彌漫著境外華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鄉(xiāng)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代表了一個精神寄托之地。如他自己所說“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guān)于中國的記憶的總和?！盵6]在他小說中表現(xiàn)的美國形象也時刻籠罩于濃重的文化鄉(xiāng)愁之中，所以美國這個繁華都市雖然是這些移民腳下現(xiàn)實的土壤，卻仍然好似飄浮在虛空之中，文化之實卻仍然牽系于遙遠的故鄉(xiāng)之上。

二、異鄉(xiāng)的避難所

在七、八十年代所寫的《夜曲》和《骨灰》政治意識變得十分強烈。作者用一系列歷史場景連接起了一個記憶中的中國，并映照出一個現(xiàn)實中的美國。相對于早期小說中對美國場景的細致描繪和充滿情緒的比喻，白先勇中期“紐約客”系列中的美國則淡化為一個背景或地名。所以白先勇想要表達的真正意圖不再停留于一般移民文學(xué)中對文化差異造成的文化休克進行表述，而是批評大陸極左政治對人和藝術(shù)的迫害。一方面他專注寫《臺北人》系列，來表達對中國文化的懷戀。另一方面從政治批判入手，表達對大陸文化浩劫的密切關(guān)注。

法國學(xué)者巴柔在《形象》中說：“‘我’想說他者，但在言說他者的同時，這個‘我’卻趨向于否定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7]心理上牽系著故國，在地域上卻是一個“他者”。流浪在外的中國人心中往往抱有“思鄉(xiāng)”和“尋根”的想法，但現(xiàn)實中地理與政治的隔絕反而拉遠了母體文化與他們的距離。這種狀況反映在小說作品中也表現(xiàn)出在距離上的遠與近、時間上的回憶與現(xiàn)實，這不同維度間的張力。

《夜曲》中呂芳與吳振鐸在經(jīng)年之后才重聚紐約。紐約喧囂依舊，而青春和雄心卻在政治與時間的消磨中逐漸殆盡。《骨灰》中大伯與鼎立表伯與《臺北人》中的老兵一樣，他們往昔叱咤風(fēng)云，如今只留下蹣跚的跛腿和佝僂的脊背，他們走出了那片拋灑熱血的土地卻走不出對它的懷念。白先勇在這些小說中并不著重描寫美國形象，但小說中的人物或逝去韶華或面臨潦倒死亡，它們不但表現(xiàn)出一個在歷史中劇烈畸變的、煉獄般的中國，也映照出一個不為所動、作為避難所的美國。

三、自由的天堂

到了21世紀，在已過花甲的白先勇筆下，美國呈現(xiàn)出更加包容的形象。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作者轉(zhuǎn)而關(guān)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同性戀群體。他們雖然身份特殊，卻成了真正的New Yorker，他們對紐約有了歸屬感，紐約也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家園。這兩篇小說贊頌了人間的真情，這種真情“跨越了種族、性別、信仰、年齡，最后跨越生死。” [8]相應(yīng)的，紐約也成為了能夠容納這些真情的樂園。

《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個同性戀者,因為不容于社會,只好遠走美國。不同于中國對這個話題的噤聲和鄙夷，紐約聚集了眾多從各處被驅(qū)趕而來的相同人群。照顧患病的丹尼使他從欲望中掙脫出來，找到了靈魂的歸屬。《Tea for Two》也充滿了純美的想象，在歡樂吧中聚集了來自各地的同性戀者，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愛情都和其他人一樣溫馨。“Tea for Two”酒吧實際上也是紐約這座城市的縮影，既承擔(dān)著艾滋病這一世界性的災(zāi)難，也因為它是“文明大都會”[9]而成為各地各色人群的歡樂地。

所以在白先勇后期的小說中，美國形象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國家，成為他為自己、也為與自己相同的人群找到的自由天堂。白先勇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理解這個群體感情的特異，也悲憫他們在掙脫倫理道德框架時的痛苦。當(dāng)面對艾滋病這個共同的苦難時，紐約客也不再單純的指涉美華移民這一特定群體，而是一個超越了國界、種族和文化，由世界各個角落匯集而來的集群。美國也成為一個容納中西不同文化與種族的平臺。

在白先勇“紐約客”系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逐漸走出中國、融入世界的美華移民的心理變化過程：從隔膜到依賴，再到絕對的融合。相應(yīng)的，美國形象也被籠罩于這些的情感表述之中。認識一個國家需要一個漫長而復(fù)雜的過程。對于中國而言，對美國的社會集體想象也在不斷變化。在眾多移民作家筆下，美國形象也各不相同。白先勇的“紐約客”系列小說充滿了他自身的經(jīng)驗和個性，成為讀者評判美國形象的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