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紀錄片的“中國式”美學建構： 基于紀錄片《中國》的解說詞分析

20 世紀 30 年代，導演約翰·格里爾遜發(fā)起了英國紀錄片運動，開創(chuàng)了“解說詞+畫面”的紀錄片模式，解說詞自此成為紀錄片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隨著“直接電影”“真實電影”的出現，格里爾遜式的解說在歐美國家遭到強烈地批判和否定。與歐美國家鄙棄“上帝之聲”解說詞的態(tài)度不同，“解說詞+畫面”模式在中國廣受歡迎并影響深遠。“在中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整整30年時間，都在流行‘解說+畫面’式紀錄片，經過短暫的90年代的‘弗拉哈迪時代’之后，21世紀又迎來一個新的‘格里爾遜式’的風潮?！盵1]對于歷史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來說，即使創(chuàng)作者所準備的歷史影像資料、拍攝的畫面再豐富，再精美，畢竟也是零散無序的，紀錄片需要借助文字語言對這些素材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處理”，串聯起來，從而形成完整的敘事。

歷史題材紀錄《中國》同樣采用解說詞的方式，但它的解說詞風格不同于格里爾遜用作講壇上宣傳的工具，而是主動將紀錄片解說詞的“紀實”本體特征與中國傳統文化系統相對接，平衡審美與紀實、融和喻理與史實，呈現出歷史紀錄片濃重的本土色彩和求“善”、求“美”的美學傾向。所以，本文力求以歷史紀錄片《中國》解說詞為局部研究對象，從其紀實性、審美性、喻理性三個角度進行梳理，以小見大，推及歷史紀錄片乃至中國紀錄片的本土化的重要議題，探索歷史題材紀錄片的“中國式”美學建構。

紀錄片《中國》解說詞的紀實性

紀實性是紀錄片的本質屬性。1926年格里爾遜評價弗拉哈迪拍攝的紀錄片《摩阿那》（Moana，1926)時，就曾使用了“documentary”一詞，意思是“文獻性的，有文獻價值的”。他認為，“紀錄片拍攝的是活生生的場景和活生生的故事?！薄叭∽栽紶顟B(tài)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來的東西更優(yōu)美（在哲學意義上更真實）?！盵2]由此可見，紀錄片之美就在于真實，紀實性在于真實性，這也是紀錄片區(qū)別于其他影視的基本特點。

以歷史史實為內容依據。在第一集《春秋》中，《中國》的創(chuàng)作團隊從史書文獻中查找細節(jié)，將支撐歷史事件發(fā)展動向和孔子性格特質的種種細節(jié)通過解說文本呈現出來。面對匡地身陷囹圄的處境以及宋國司馬的加害，孔子從容鎮(zhèn)靜，坦然道：“上天既然賦予了我德行，那他又能把我怎么樣呢？”而面對陳蔡兩國的圍困、性命攸關之時，孔子又是脆弱的、自我懷疑的。他招來弟子逐一詢問：“我的主張難道有什么不對么？我為什么會落得這個地步呢？”《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了這次交流：“《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雖然孔子與我們年代相隔較遠，但撥開歷史的迷霧，在史料典籍中找尋真實生動的人物故事細節(jié)、描摹其復雜的心理活動，從而還原出孔子有血有肉、個性豐滿的性格特質，這對于紀錄片的感染力和真實性有著非凡的意義。

除了依據史書文字記載的資料外，《中國》也參考出土史料。1900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的《放妻書》文本中，立書的人物姓名及身世已無從考證，第十二集《盛世》提及李巧兒、翟生一對夫妻，并將這份出土文獻故事化地呈現給觀眾，這一份千年以前的《放妻書》文采柔婉，情真意切。通過這百余字的文書，透露出大唐寬容通達的氣度，也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人與人的平等。

語言敘述的準確性。表達的客觀性與準確性也是體現解說詞紀實性的重要標志。首先，《中國》的解說詞全部采用第三人稱“他（她）”的形式來展開敘述，作者和觀眾同時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觀察人物，文本世界與觀眾生活的現實世界更為切近，“客觀真實”的面貌被呈現出來。

其次，在準確表達方面，《中國》的解說詞多使用精確數字，給觀眾帶來最直觀真實的感受。如《天下》一集中：“漢朝版圖的大部分都為十個分封國所有，皇帝直接管轄的郡只有15個?！瓌氐腔鶗r，分封國數量到了24個?！薄都撅L》中：“后人廣為知曉的，是徐一夔在同一時期撰寫的一部私人書稿《始豐稿》，那是他將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詩匯編而成的一套書?！薄?5個”“24個”“297篇”“7首”這些數詞的準確運用使得解說詞的學術性、嚴謹性得到體現，也使得內容信息的可信度大大增加。

此外，《視野》一集對于當時的地理版圖也有一定的考據，通過對漢朝地理版圖中西域國家的梳理羅列，使得解說詞的史料內容更為翔實，有理有據。

具體的時空場景再現歷史事件?！吨袊穾缀趺考际峭ㄟ^一個具體的人物故事直接將觀眾帶入歷史的時空氛圍當中。這些富有畫面感的文字語言和生動的場景描繪，不僅有效彌補了史料典籍過于抽象的缺點，還超越了視覺畫面的有限性，在觀眾腦海中形成了立體生動的意象空間，再現事物發(fā)展的真實感和可體驗感。

史書這樣記載孔子問道：“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3]相較于史書的簡單記錄，《春秋》一集以情境開篇，在具體的時空環(huán)境描寫下，孔子向老子問道的場景歷歷在目，真實可感。雖然有想象的成分，但符合觀眾的日常生活經驗和思維邏輯，具有可體驗性和逼真感，這也符合格里爾遜所說的“對于現實的創(chuàng)造性處理”。[4]使得一般性的歷史場景和文獻史料所表現的抽象內容，具有了真實可感的影像意義。

紀錄片《中國》解說詞的審美性

紀錄片《中國》十分注重解說詞的文學性表達，采用與“日常語言”相區(qū)別的“詩性語言”，使得解說詞語言擺脫純粹依賴畫面的局限，呈現出自身形象生動、音韻和婉、詩意盎然的獨特魅力，增強了歷史紀錄片的人文性和藝術性，透射著中華傳統美學的思維。

音韻之美。紀錄片解說詞也是一種聽覺藝術，作品的審美含義和韻味需要通過語音傳遞給觀眾，和諧的音韻、悠揚的旋律可以使解說詞讀起來郎朗上口、聽起來回味無窮。

《季風》一集：“那是晚明陰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價值都得以發(fā)現和高揚。文化的共享，讓獨善學術的貴族門第再無產生的可能?！薄肮狻薄皳P”“享”都是以“ang”為韻母的字詞，“ang”音節(jié)屬于陽聲韻，發(fā)音優(yōu)美動聽而且響亮，適合表達激昂、豪邁的情緒。晚明雕版印刷術的發(fā)展，使得知識的傳播突破了階級的藩籬，知識和文化不再是貴族獨享的特權，這令人振奮的進步自然需要通過高昂的語調將情緒傳達給觀眾，使觀眾與之產生共情。而在《市井》一集，所用句尾詞 “悲愴”“悲傷”“絕望”“景象”“倉皇”雖然同樣是押“ang”聲韻，但此時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昂揚的斗志而是滿目悲涼，滾滾歷史的蒼茫感在聲畫和諧統一中傳遞，對于戰(zhàn)爭的控訴、對于民眾的同情，這些想要表達的意圖目的和思想感情都能夠從豪邁的語音中傳遞出來，深沉的聲音和情感的沉淀和諧統一。

詞匯之美。古典文學中的原始意象往往牽系著古老民族豐富的歷史經歷和心靈世界，通過“立象以盡意”才能與歷史上的文本產生互文，拓展意蘊空間，引發(fā)更大的共鳴?！吨袊方庹f詞使用了大量原始意象?！扼@變》一集用“一葉飄萍，無處歸一”這樣形容杜甫的命運，“飄萍”，無根之木漂浮于水面，代表著身世遭遇的漂泊無依，安史之亂后的杜甫面對著哀鴻遍野的大唐，憂國憂民的心境也通過“飄萍”意象讓觀眾感同身受。此外，如《季風》一集中的“春雨”、“春風”，《革命》一集中的“晨曦”“夕照”，《中國》的解說文本恰到好處地使用這些原始意象來喚起觀眾的想象與聯想，使觀眾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填補文字之外的空白，使觀眾找尋到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章句之美。除了詞語言簡意豐之外，《中國》的解說文本句式松散，長短有致，節(jié)奏和緩又富有詩意。解說詞在朗誦過程中要與畫面密切配合，如果使用太多結構對稱的整句就會顯得呆板無趣，和畫面明顯分離，并且使觀眾產生審美疲勞，句式長短相間、搭配抑揚頓挫的語音會更具靈動之感?！都撅L》中有這樣一段：“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聽微風掠過，風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個萬籟俱寂的美麗夜色中，他發(fā)出這樣一聲感嘆，‘此一宵勝人生千百宵’。”這段解說詞用詩意的語言概括了徐霞客的游歷歲月，句式上四字短句與長句交錯分布呈現出活潑靈動、跳躍多變的特點，語音上“?！薄熬啊薄ⅰ奥洹薄斑^”又分別押韻，讀起來音韻回環(huán)、行云流水，宛若詩歌一般。

《中國》解說詞在章句的辭格上多使用排比，《夢境》一集用了一串排比來表現北宋時的太平歡愉景象，羅列出北宋的太平盛世圖景，讓表達的內容排闥而出、節(jié)律強勁，形成形成江流涌動的氣勢，觀眾似乎也跟隨孟元老看到了北宋時人民富足的生活，體驗到盛世時的大國氣象。

紀錄片《中國》解說詞的喻理性

一部優(yōu)秀的、富有生命力的紀錄片，其解說文本需要能夠超越語言和形象，具有更深層的理性思考。作為一部歷史紀錄片，《中國》以歷史為根本，回溯中華文明之源，既有對人生意義價值的終極追問，也有詩意的歷史沉思。它不僅記錄著每個時代個體的生命歷程，還彰顯著我們背后那個大寫的“人”——我們民族的精神本體。

對比人物命運、探尋人生意義。《中國》從人物切入歷史，采用線性復調敘事結構書寫不同時代中典型人物的一生。一集之中多條人物線索同步演替，挖掘、突出他們的共同性格特質，彼此映射無窮?！侗娐暋芬患v述的是眾聲喧嘩的先秦時代，以孟軻為代表的儒家、以莊周為代表的道家分別繼承并發(fā)展著孔子、老子闡發(fā)的中國原生思想。文本描述莊周寄情山水、不愿入世的同時，交叉敘述孟軻與先師孔子命運重疊、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這兩條分立的線索雙管齊下，相得益彰，并行不悖，最后點出他們雖然人生理想的內容有所不同，但都一直在尋找生命的價值。同樣在《驚變》中，杜甫和李白的命運也構成了交織的兩條線索，通過這種雙線敘事的建構，加之具有共同特質的歷史人物形成關聯與互文，解說文本揭示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于人生價值追求所特有的“入世”與“出世”的兩大范式。這些富含哲理的語言將知識分子的理想、心靈和生命聯系在一起，體現了對于人性問題和內心問題的關注以及對精神價值的探索，閃耀著人文主義的光輝。

梳理民族歷史、闡釋精神內涵?！吨袊纷鳛橐徊坑跋窕闹袊巴ㄊ贰?，放棄了對歷史系統連貫的介紹，放棄了編年史的記錄方式，而是以思想和制度的發(fā)展為深層主線，梳理中華民族的發(fā)展脈絡，探究的就是“今日中國是如何形成，未來中國要走向何處”的問題，這是一個深重而綿長的歷史命題、哲學命題。

所以，《中國》通過解說詞表達畫面語言所不能表達的思想主題，這既包含它對歷史規(guī)律的深刻把握，也包含建立在深刻領悟基礎上形成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使命感。解說詞從多個側面梳理和展現中國人思想、制度、倫理等方面的文化，把承載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使命融會貫通在一個個人物生平事跡中。從秦漢時代奠定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到魏晉南北朝多民族不斷融合的歷史高峰，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觀念的生生不息到唐明時期對外文化的交流與包容，從知識分子個人理想價值的實現到家國情懷、民族大義，解說文本不僅反映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處世觀、人生觀、哲學觀，也塑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國家形象，這些群星薈萃般的人物出場及其所帶有的性情氣質，共同寫就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內在精神與大國風貌。

紀錄片《中國》解說詞中的“中國式”美學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為了促進中國紀錄片的發(fā)展，我們都是走學習借鑒的道路，比如學習日本紀錄片、西方的BBC、Discovery和國家地理等，這是很有必要的。如今我們強調建設文化強國與文化自信，身處新時代、新里程的背景之下，中國紀錄片有必要開始探索、形成、構建我們自己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美學體系?！吨袊穼⒅袊缹W融入到紀錄片創(chuàng)作當中，帶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為中國紀錄片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思路經驗。

審美與紀實的平衡。對于紀錄片來說，審美（藝術性）與紀實（真實性）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兩種屬性，而是對立統一、融合共存的。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認為，紀錄片中審美性與紀實性的關系算是一條水平數軸的兩端，紀實性越強意味著影片的藝術性越弱，但一部好的歷史紀錄片應該是能夠平衡二者，在傳遞歷史真實的同時帶給觀眾美感的享受。

英國BBC和美國Discovery探索頻道都大量制作有關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紀錄片，如英國BBC拍攝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部紀錄片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在表達手法上幾乎沒有藝術性，都是按照傳統紀錄片使用的陳述性簡單句為主，平鋪直敘，不使用修辭和任何抒情性表達。

對比而言，《中國》雖然以史實為內容依據，但并不拘泥于紀實，它在語言表達上將信息、敘事、觀點、情緒融會貫通，達到一種紀實與審美的平衡。解說詞在傳遞史料信息的同時，通過詩意化的語言營造人文意境，寥寥幾筆就將個人面對歷史巨變時無力渺小的情緒傳遞出來，把觀眾帶進杜甫身處的歷史情境當中，感染觀眾的情緒，引發(fā)觀眾的共鳴。這不僅符合歷史紀錄片人文性的需要，還提高了紀錄片的審美價值和藝術水平，這是只片面追求“紀實”所不能達到的效果。

喻理與史實的融和。由于過去的歷史無法直接拍攝，所以歷史紀錄片經常大量借助搬演和再現的手法。在這種單純人工素材的情況下，畫面因失去索引性而無法起到連接現實世界的可能，觀眾對于信息的接受就完全依靠解說詞。此時如果主題思想過于外顯和直白，就會屏蔽了觀眾判斷是非的主要感知通道，使他們成為某些觀念或意識形態(tài)灌輸的被動接受者，不可避免地使紀錄片帶有宣教性的特征，導致紀錄片退回到格里爾遜的時代。甚至引發(fā)觀眾的反感。

《中國》同樣采用全再現的拍攝手法，其解說詞也富含哲理性和教育性，為何不會引起觀眾的反感呢？總的來說是做到宏觀敘事有理有據力求真實，微觀敘事合理想象以情動人。一方面，《中國》的解說詞沒有脫離歷史史實，在具體真實的歷史事件中運用精準明確的表達，并且敘述手段和情節(jié)構造具有“逼真感”，使觀察對象的活動具有符合人們日常生活經驗。另一方面如宗白華先生所說：“只有活躍的具體的生命舞姿、音樂的韻律以及藝術的形象才能使靜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盵5]《中國》的解說詞正是將理性哲思成功地情感化、形象化，在每個歷史時期的斷代史層面，采用人物群像式的戲劇結構，展現出中華民族思想發(fā)展、民族融合的歷史，從而將喻理和教育的實用功能溶解到形象的審美過程中作為內蘊存在，將相應的主題思想融鹽于水，在不損失真實性與審美性的同時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達到文以載道、寓教于樂的目的。

結語

語言描述是歷史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主體，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紀錄片《中國》梳理了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真實史實，但它并沒有采用深入挖掘史料考據的科學性語言，而是采用散文式的文學性語言撰寫文字稿本，在文辭上強調意境和情緒，蘊含著對于民族的自豪與熱愛，以及對于人生價值、生命意義的關切與追問。相較于西方紀錄片追求客觀性的“求真”追求，《中國》更增添了對于審美情趣、價值導向問題的關注，將“求善”“求美”放到與“求真”同樣重要的地位，形成具有紀實屬性、審美價值、教育功能的“中國式”紀錄片美學風格樣態(tài)。

本文來源：《聲屏世界》http://m.xwlcp.cn/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