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方法在杜威各方面思想中的運用——中州學刊

 杜威的建構方法體現(xiàn)在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譬如，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教育領域的實踐對美國的現(xiàn)代教育，甚至中國的現(xiàn)代教育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運用建構方法對兒童認知過程的解析、“教育即生活、社會、經(jīng)驗的改造”、“做中學”等教育信條促進了建構主義教育理論的發(fā)展，本人曾著文專門論述杜威的教育思想中的建構性特征③，所以，關于其教育思想與實踐方面的建構方法運用就不在此贅述了。下面我們從語言、心靈、文化、民主政治、宗教倫理等方面來考察其運用。
杜威的語言哲學觀與其建構方法一樣被人們所忽視，直到戴維森在對語言分析的意義考察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杜威實用主義的價值，人們才又關注起杜威的語言實用主義觀念。在杜威看來，語言就是人類的一種經(jīng)驗方式，語言的形成是一個人類經(jīng)驗歷史性的建構產(chǎn)物，其中始終承載著大大小小的社會行為和意義的建構，在這個建構過程中語言就是一種經(jīng)驗工具，“語言總是行動的一種形式，而且當它被當做工具使用時，它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而進行的協(xié)作行動的一種手段……他帶有一種分享和融合一體的意義”④。毫無疑問，就像意義的建構是反復的過程一樣，語言用法的建構過程充滿著內部小循環(huán)。結構中的相對性、“基本”假定或者實際形成的狀況反映了時間和生活狀態(tài)等多重因素的現(xiàn)實結果，但不是理論上“基本”的，而是一種方便的穩(wěn)定的要素，生活的支架。語言中的意義的建構使得意圖的非語言字面特征越來越明顯，各種相聲小品都是利用語言資源作為材料來建構意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意義的建構具有強烈的超越語言層面的確定性，那就是文化的建構。
文化的建構典型地體現(xiàn)了杜威“知行結合”即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思想。杜威晚年主張建構一種新型的文化，他試圖用文化來代替哲學，并主導未來的哲學發(fā)展。在新型文化的建構中，杜威倡導哲學理論要扮演積極的角色，希望將哲學思想變成實踐中起建構作用的方法，而非抽象的理論觀賞物。對于我們當下來說，文化建構的重點在于制度的建構，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創(chuàng)制起于良好的初衷，但不久便流于形式甚至被濫用，產(chǎn)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果。這需要繼承者因時利導，所謂“世易時移、變法變法宜矣”。換言之，制度本身曾經(jīng)起到了歷史作用，參與了歷史經(jīng)驗的建構，但曾經(jīng)是積極的力量完全可以變成為一種既得利益的保守權力，因而還需要重新建構。
杜威的建構方法還表現(xiàn)在他有關社會的民主政治、倫理學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論述中。杜威非?？粗孛裰魃鐣闹匾?，因為民主社會是教育的保證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也是人類共同經(jīng)驗形成的可能條件，而且在各種經(jīng)驗之中民主經(jīng)驗是最動態(tài)的。⑤如果說杜威反對源于古希臘的二元分離的傾向，那么他對古希臘的民主精神則是高度推崇的，因為古希臘的理性首先是在政治生活中表達出來的，也是在其中形成的。杜威基于社群的民主主義是自下而上的建構性民主，基于社群的個人積極參與建構的民主主義社會。杜威鼓勵有責任心的民眾而不只是社會精英對人類事務的最大限度的參與，認為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能夠開啟人們相互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形成社會信任和共識，這就是在實現(xiàn)、建構和擴大民主的內涵和價值，也是建構社會共同體的最有效方法。杜威相信，民主是社會建構起來的，而非自然進化的結果，大眾積極參與的建構過程是民主制度成為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有力保證。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杜威建構方法在其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以及心靈哲學思想中的運用。眾所周知，杜威最早的思想成就表現(xiàn)在心理學和教育學上，他是美國功能主義心理學芝加哥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曾經(jīng)出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杜威深受詹姆斯和美國機能主義心理學的影響，認為心理是有機體適應環(huán)境的一種機能，心靈的價值就在于使有機體適應環(huán)境從而增強生存能力；他著名的“反射弧”概念實質上是一個刺激——反應不斷重復而建構起來的心理反應機制，是一種心理的經(jīng)驗；作為其經(jīng)驗觀的“血液”，機能和生長也是其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內含動態(tài)的建構性特征。杜威還揭示了舊心理學所忽視的情緒和主觀能動性在人的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這體現(xiàn)在他對兒童生長的階段性劃分上；他認為，在學習思維中人對新、舊經(jīng)驗通過認識和回憶進行調節(jié)和重新建構，這是主動性學習、舉一反三的心理學基礎；即便一種情緒性的反應也是個體與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之間適應過程中的一種調節(jié)機制。因為，健全的人不僅一方面自我調節(jié)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界和社會，另一方面也不斷地發(fā)揮自我意識的反作用，從而在自己與外在環(huán)境之間形成相互建構的過程。建構性貫穿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表現(xiàn)在其能力、思想和行為上；不過，這個變化和成長中的心靈除了受到物質性的自然界和社會環(huán)境影響之外，還受到文化傳統(tǒng)和習俗的歷史性建構。也就是說，心靈不是一個本體的存在，而是在建構過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一個意義體系，“整個科學、藝術和道德的歷史表明，個體所呈現(xiàn)出的心靈并非屬于個體，因為前者實質上是信念、識別和無知的體系，是對意義的接受和拒絕、期盼和贊許的體系，而這些意義則在文化傳統(tǒng)和習俗的影響下被制度化了”⑥。杜威的心靈觀念是自己的文化和社會建構思想的基礎，他基于建構方法的心理學理論對20世紀早期西方國家的教學方法和實踐，特別是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從事自主性學習、兒童能力建構培養(yǎng)的實踐。
注釋
①Raymond Boisvert. Dewey’s Metaphys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8：139.
②④[美]杜威：《確定性的尋求》，傅統(tǒng)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119頁。
③劉華初：《杜威與建構主義思想之比較》，《教育評論》2009年第2期。
⑤Patrick O’connor. Human Nature，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An Interpretation of John Dewey. Michigan： Univ. Michgan Inst. Press， 1972：101.
⑥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