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蠅王》中的批判性

    通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家的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個動蕩并快速發(fā)展的時代中，幾乎所有作家的作品中都具有現(xiàn)實批判性，戈爾丁也是其中的一員，但與大多數(shù)作家筆端批判性不同的是，戈爾丁的小說所體現(xiàn)的批判性并非針對某個社會現(xiàn)象，也不是針對某類群體，而是集中地批判了人性。戈爾丁曾言，社會的種種弊病都可以歸責于人性之惡，人生來就具有“惡”的屬性，“惡”并非僅僅存在于眼見的社會生活之中，而且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內(nèi)心，正是人性之惡，把美好變成了罪惡。戈爾丁著名代表作品《蠅王》正是基于作者對于人性之惡的認知與批判進行的創(chuàng)作。③

    在長篇小說《蠅王》中，戈爾丁在虛構的戰(zhàn)爭背景下講述了一群意外流落荒島的孩子們的故事，他們?yōu)榱硕惚軕?zhàn)爭中原子彈的威脅而乘飛機逃離英國本土，在逃離過程中因飛機故障被迫淪落至一個杳無人煙的荒島之上，為了共同抵抗恐懼，盡快適應陌生的環(huán)境，孩子們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推選出了一位領導人并開始按照領導人的指示與共同制定的規(guī)則生活，建立了一個孩子們的“荒島文明”。在“荒島文明”建立之初，孩子們在領導人拉爾夫的帶領下井然有序的生活，拉爾夫帶領部分孩子們搭建房屋，并安排了一位稍大的孩子杰克帶領另外一部分孩子去搜尋食物，孩子們在拉爾夫的帶領下和“荒島文明”的秩序中各安其職，共同生活，儼然呈現(xiàn)出“世外桃源”的氣派。但《蠅王》的故事并沒有這樣平順無奇的發(fā)展下去，正如小說的題名一樣，“荒島文明”最終成為了“蠅王”的天下，“蠅王”顧名思義，即蒼蠅之王，代表著混亂、丑惡、卑劣，拉爾夫之所以以“蠅王”為題，正是為了著力展現(xiàn)人性之惡的主題，那么小說的重點也就不會是拉爾夫建立的“荒島文明”，而是杰克等人對“荒島文明”的毀滅。

    雖然在拉爾夫的帶領下，孩子們在荒島上暫時安定的生活下來，但求救的失敗和關于野獸的傳言都逐漸使孩子們心聲恐懼，在這種不安的情緒中，以杰克為首的唱詩班的孩子們不再遵從拉爾夫的領導，公然反抗“荒島文明”，這就使荒島上的孩子們逐漸出現(xiàn)分化。杰克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通過殺死母豬并割下豬頭的方式幫助孩子們消除對于野獸的恐懼，然而這種舉措不僅沒有真正的消除恐懼，反而成為了荒島毀滅的開始。從殺死母豬開始，以杰克為代表的部分孩子們開始在荒島上肆意殺戮動物，在血腥的氣息中“荒島文明”被徹底打破，人性之惡被徹底激發(fā)出來，支持“荒島文明”的孩子們越來越少，而“荒島文明”的創(chuàng)建者拉爾夫及其維護者皮吉和西蒙也受到了杰克等人的打擊，甚至最后演變成為了孩子們之間的互相殘殺，在暴力面前，文明與秩序不堪一擊。當文明和秩序被徹底粉碎后，荒島上的孩子們的破壞欲和殺戮欲徹底爆發(fā)，面對著血腥的殺戮，孩子們毫無愧疚之心和畏懼之情，反而興奮地尖叫，杰克甚至為了徹底打垮拉爾夫及其建立的“荒島文明”，不惜縱火焚燒整個小島，在熊熊烈火中，荒島的一切即將化為烏有，在毫無規(guī)約的情境下，人性之惡及其爆發(fā)后的結果被戈爾丁展現(xiàn)地淋漓盡致。當荒島上的孩子們再也不畏懼血腥，他們就已經(jīng)跨越了人性中的善惡界限，成為了比野獸更為可怕的存在。在荒島生活中，文明雖然被暴力打敗、善被惡打敗，但在《蠅王的》結局中，戈爾丁讓代表著文明與善良的戈爾丁存活了下來，在善惡的對比中，戈爾丁選擇了讓善勝利，代表了自己對于人性的一種美好期望。

    事實上，以荒島這種與世隔絕的地域為故事發(fā)生背景的創(chuàng)作并非戈爾丁首創(chuàng)，早在1857年，英國作家巴蘭坦就以荒島為背景創(chuàng)作了小說《珊瑚島》，講述了一群遇險的孩子們在珊瑚島上建設家園、幸福生活的故事。在英國文學中，與《珊瑚島》相類似的還有《魯濱遜漂流記》、《金銀島》等作品，相比于《珊瑚島》、《魯濱遜漂流記》、《金銀島》中的烏托邦荒島敘事，戈爾丁在《蠅王》中所書寫的荒島故事是極具顛覆性的，拉爾夫的烏托邦社會在暴力面前不堪一擊，人性之惡占領了荒島的至高點，以杰克為首的孩子們徹底破壞了拉爾夫所建立的“荒島文明”，將殺戮的目標逐漸從動物轉(zhuǎn)移到人的身上，荒島所能承載的不再是世外桃源的生活，而是暴露了在缺乏強力支撐的秩序中人性之惡的大爆發(fā)。

    從小說的結局而言，《蠅王》與《珊瑚島》、《魯濱遜漂流記》、《金銀島》等傳統(tǒng)英國荒島文學也十分迥異，在《魯濱遜漂流記》中，魯濱遜在安然自若的荒島生活后回歸到了英國“光榮革命”后的太平時代；在《珊瑚島》中，孩子們在文明有序的荒島生活后回歸的是英國的“日不落”鼎盛時期。而在《蠅王》中，最為荒島生活的唯一幸存者，拉爾夫并沒有因離開荒島而徹底逃離了惡的世界，而是回到了另外一個充滿戰(zhàn)爭和原子彈威脅的社會之中。這種與傳統(tǒng)荒島文學完全相悖的結局一方面是基于作者戈爾丁對人性之惡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時代背景的不同，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戈爾丁經(jīng)歷著社會的劇變，尤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真實個人經(jīng)歷使戈爾丁對于死亡、人性的殘暴的認知尤為深刻，雖然在創(chuàng)作《蠅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但戰(zhàn)爭對包括戈爾丁在內(nèi)的親歷者而言，卻造成了久久難以散去的傷痛。在《蠅王》的故事背景中，我們看到戈爾丁設置了一個虛擬的背景即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小說主人公們正是為了逃避戰(zhàn)爭中的原子彈威脅才乘坐飛機逃離英國，這種原子彈危機也存在于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重新劃分了世界的格局，戰(zhàn)爭的結束并不代表對抗的結束，在東西方冷戰(zhàn)過程中，世界大部分地區(qū)都籠罩在原子彈的威脅之下，在這種集體惴惴不安的情緒中，戈爾丁不僅擁有著普通民眾的憂慮，而且更為深入地發(fā)覺了社會危機乃至戰(zhàn)爭發(fā)生發(fā)展的根源，即人性之惡。從這一層面觀之，《蠅王》不僅對于人性之惡進行了獨具匠心的描述與批判，也對社會現(xiàn)實進行了批判，其中所展現(xiàn)出的批判性因其普適而深刻的特點而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與魅力。

本文來源：http://m.xwlcp.cn/w/zw/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