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小說《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敘述

    不可靠敘述是當代敘述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一個爭議不斷的問題。從敘述交流過程來看，任何敘述文本都需要一個表述的源頭，敘述者即承擔了這一功能。在故事層面，他決定了“講什么”，在話語層面，他安排了“如何講”。敘述者成為敘述交流過程的一個主體。同時，作為一個表意過程，敘述文本總是希望承擔一定的意義與價值，不論我們認為這一意義與價值是內(nèi)在于文本、呼喚讀者的接受與理解，還是由文本外部的讀者在解讀和闡釋中歸納出來。“隱含作者”這一稱呼，正是人們賦予這種意義與價值一種主體地位的結(jié)果。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敘述文本中便會出現(xiàn)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有的敘述文本有多個敘述者），當它們之間出現(xiàn)不同一、不合作的情況時，一個統(tǒng)一穩(wěn)定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便受到了挑戰(zhàn)，而不可靠敘述正是敘述文本中主體意識間的這種分化和矛盾的表征。

    盡管“不可靠”這個詞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具體人物的品格，但西摩·查特曼曾經(jīng)清楚地提醒我們：不可靠性之領域在于話語，“也就是說，對于發(fā)生了什么及實存是什么樣子的看法，而不在于敘述者的人格。”此外，所謂的“不可靠”，實際上表現(xiàn)的是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不可靠關系。亦即敘述者對于自己所述之事的報道、判斷和評價等與隱含作者的不一致。

    這一最早由布斯所確立的判斷看起來十分清晰，但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一種暗示，其作為文本意義和價值的主體，在文本中卻無法像敘述者和人物那樣擁有進行直接交流和顯示自身的聲音、行為等途徑，它并不在文本中現(xiàn)身，毋寧說，其本身是一種建構(gòu)。對于隱含作者的建構(gòu)方式，出現(xiàn)了修辭方式和認知方式兩種看法。修辭方式將文本視作作者實現(xiàn)自己修辭意圖的手段，隱含作者主要體現(xiàn)的是文本傳達的一套價值標準或規(guī)范，這套價值標準或規(guī)范內(nèi)在于敘述文本，而敘述者與這套標準和規(guī)范之間的偏差是作者控制文本意義的一種手段，它呼喚讀者對作者意圖的正確歸納和理解。認知方式則對這一看法提出了挑戰(zhàn)。認知方式將文本的接受者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認為隱含作者出自讀者的建構(gòu)，由此，不可靠敘述成為讀者對文本中所出現(xiàn)的矛盾的解讀方式，而不再是由作者控制的修辭策略。

    兩種方式都對于理解不可靠敘述具有重要價值，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修辭方式試圖為文本價值和意義錨定一個穩(wěn)定的來源與中心，但文本價值和意義的實現(xiàn)實際上離不開接受者。讀者對于文本的解讀和評價是文本意義實現(xiàn)的重要步驟，且讀者的接受具有獨立性和主動性，并非完全服從于作者的修辭意圖。而認知方式通過引入讀者這一維度，豐富了不可靠敘述這一問題的內(nèi)涵，同時也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盡管紐寧曾舉過較為極端的例子來強調(diào)讀者在解讀文本意義和作出道德評判時可能出現(xiàn)的差異，但他在討論不可靠敘述問題時對讀者的強調(diào)，主要是為了強調(diào)在文本的接受和闡釋過程中（同時也是意義和價值的生成過程中），讀者所攜帶的預設規(guī)范的重要性。即喬納森·卡勒所說：“大部分文學效果，尤其是敘事散文的文學效果，來自讀者建立的文本內(nèi)容與普遍人類問題的聯(lián)系，來自按照完整統(tǒng)一模式建構(gòu)的人物行動和反應?！币簿褪钦f，紐寧所討論的讀者實際上近于斯坦利·費許所說的“闡釋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觀念：“我們的閱讀都是文化上被構(gòu)筑的，認同這個文化，就大致上遵循其理解方式”。

    這樣一來，隱含作者的建構(gòu)機制便被引向了文本之外，實際上是將歷史性和文化意識引入到了文本意義和價值的建構(gòu)之中，由此，不可靠敘述也具有歷史和文化差異性及可變性。

    但認知方式由于其對作者意圖的輕視而潛藏著文本意義和價值虛無化的風險。紐寧自己也意識到，“‘道德規(guī)范標準’、‘基本常識’和‘人類得體性’這些標尺看似不證自明，但問題是，并不存在可以成為公允判斷之基礎的普遍接受的規(guī)范標準?！碧貏e是在文化多元的時代，為所有讀者建立一套共享的價值體系是十分艱難的。同時，由于實際上以讀者置換了隱含作者，在認知方式對于不可靠敘述的判斷中，實際上沒有考慮到一種可能性，即讀者與隱含作者之間可以存在差異，亦即不可靠敘述實際上不是一個評價對錯或判斷真假的問題，而是一個文本中各主體之間是否和諧一致的問題?！都t樓夢》中，“史太君破陳腐舊套”，在賈母的眼里，才子佳人小說中的隱含作者是“陳腐舊套”，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價值觀完全合一，因此是可靠敘述。當隱含作者這一意義主體實際上被承載著現(xiàn)實性的讀者所取代之后，文本當中的主體沖突和矛盾可能被簡化，文本意義的空間也可能被壓縮了。

    讀者在文本意義的實現(xiàn)過程中固然具有主動作用，但文本意義實際上不能與作者完全脫離。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托爾斯泰的小說《克萊采奏鳴曲》是一個說辭滔滔但是沒有悔意的殺妻犯的自白，契訶夫初讀贊不絕口，但在讀到托爾斯泰的后記之后，才認為小說傲慢愚蠢。契訶夫作為讀者，最初認為小說中的敘述者不可靠，但作者本人的意圖顯示小說的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并沒有距離，在此，作者意圖作為隱含作者判定的底線，與讀者的判斷相左，并最終決定了敘述者的可靠性。但讀者仍然有權(quán)力來對這一文本及其意義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評價。

    主張修辭方式的費倫通過對隱含作者這一概念的調(diào)整使作者的意圖問題得到強調(diào)。費倫將隱含作者的概念移到文本之外，把隱含作者看成是代理者，強調(diào)其與真實作者之間相連但不等同：這是一個“流線型的真實作者，是真實作者的能力、性格、態(tài)度、信念、價值觀以及在建構(gòu)一個具體文本時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其他屬性的實際或設想中的綜合體。”這一重新定義使得隱含作者成為敘述文本之外的一種能動力量，在此基礎之上，將文學理解為作者用來交流意義和思想的一種方式。

    從以上的粗略梳理可以看出：不可靠敘述表征了敘述文本中各主體意識間的分化。對不可靠敘述的判斷實際上是對敘述文本中各主體間關系的判斷，而非對這些主體本身的評價。對于敘述文本中各主體間關系的判斷，涵蓋了敘事交流的整個過程，涉及到文本之內(nèi)和文本之外的諸多因素，這也使得不可靠敘述本身具有復雜性和可變性。不可靠敘述本身只涉及關系問題，其所發(fā)揮的意義問題則維系于作者意圖和讀者解讀中對于關系各方的評價。

二、《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敘述

    如前所述，不可靠敘述中的“不可靠”，實際上指的是敘述者對于隱含作者的不可靠，在敘述文本的各主體成分之中，最為活躍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不和諧關系的是敘述者，因此，對于《家庭制造》中不可靠敘述的分析，將從這一敘述文本的敘述者入手。

    敘述者可能在哪些方面不可靠？詹姆斯·費倫和瑪麗·帕特里夏·瑪汀的《威茅斯經(jīng)驗：同故事敘述、不可靠性、倫理與<人約黃昏時>》一文認為，敘述的不可靠性，主要在事實/事件軸、倫理/評價軸和知識/感知軸上展開?？紤]到虛構(gòu)敘述文本所追求的主要是“逼真性”，而非所謂的“真實性”，所謂的發(fā)生在事實/事件軸上的不可靠報道，實質(zhì)上涉及到的是敘述者對何為“事實”的判斷，或“什么事件值得講出來”的評價。并且在上述論文中，費倫和瑪汀也強調(diào)：“不應把分類看做一套強求一律的新工具，而是看做一種啟發(fā)手段，使我們能夠敏銳地感知個體的不可靠敘述行為?！币虼?，本文認為，不可靠敘述關乎的主要還是意義和價值層面的問題，即敘述者主要是在解讀和評價方面不可靠。

    《家庭制造》收錄于伊恩·麥克尤恩出版于1975年的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作為作家的處女作，這部小說集中與青少年成長有關的故事十分引人注目，圍繞著“成長”這一題材，這些故事涉及了對存在的邊緣性、道德倫理、孤獨感、恐懼感等問題的思考?！都彝ブ圃臁肪蛯儆谶@些故事中的一個。這篇小說采用同故事敘述的方式，第一人稱敘述者講述了“我”在青春期性意識萌動中的一些經(jīng)歷，故事的高潮，同時也是終結(jié)：“我”認為自己以與妹妹康妮“過家家”的游戲方式失去了童貞，并將此作為真正進入成年人世界的標志。

    由同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所敘述的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往往使人們傾向于將敘述者歸為“天真”或“無知”的敘述者，即主要從其認知和評價能力的不充足方面來界定其不可靠性，并將兒童世界與成年人世界的對比和差異作為解讀文本意義的鑰匙。但應當注意的是，所有的敘述    實際上都是一種倒敘，敘述者是在事情結(jié)束之后來對事情進行敘述的。在與成長相關題材的小說中，經(jīng)驗自我與敘述自我的距離往往有特定的寓意。在《家庭制造》中，對于這種距離的明確提示值得注意。首先是時間上的距離：

    我們逼仄的浴室，現(xiàn)在依然歷歷在目。

    現(xiàn)在回頭想想從很多方面看，我已經(jīng)這么做了……

    這美名一直伴隨我進入藝術學院，點亮了我在那里的生活。

    其次，與時間距離相關的，認知和道德能力上的差距：

    而如果世事不能以件次論之，本無往事一說，那么我就要堅持，這是一個關于雷蒙德，而不是關于童貞、交媾、亂倫和自瀆的故事。

    在進入講述之前，敘述者對于所述事件進行了評價，刻意的否認恰恰表明敘述者實際上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所要講述的故事可能引起怎樣的反應，在此壓力之下，敘述者堅持拒絕對自己失去童貞的事件做道德化的解讀和評價。這顯示了敘述者與故事中在懵懂中失去童貞的少年的認知和道德能力存在差距。從敘述者對事件評價標準的選擇中，我們可以看到敘述者并非完全缺乏所謂健全的認知和道德能力，相反，他是在具備這一能力的情況下，有意地對自己所要講述的事件采取一種非道德化的立場。換言之，敘述者并非真的“天真”或“無知”，而是“佯作天真”、“佯作無知”。通過進一步閱讀文本，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佯作”在文本中留下了不少痕跡。

    首先是語調(diào)風格的不一致。在敘述“我”在雷蒙德的引導和啟發(fā)之下所經(jīng)歷的一系列成長事件時，敘述語調(diào)充滿了處于青春期男孩特有的虛榮、浮夸、戲謔。而在對這些事件進行評判時，敘述者又時而流露出屬于成年人的沉思、概嘆的語調(diào)。試將以下兩段敘述進行比較便可看到這一點：

    幸運的是，雷蒙德偷書的企圖顯得如此無望，而他的解釋又是那么白癡，太容易被看穿，助理最后竟讓他走了，我想，大概是把他當成精神不正常的人隨便打發(fā)了。

    是雷蒙德給了我成人生活秘密的啟蒙，那些事情他天生就懂，卻從未全懂。那個他帶我發(fā)現(xiàn)的世界，所有迷人的細節(jié)、經(jīng)驗和罪孽，那個他在其中可以說是有紀念意義的人物的世界，其實從來都不適合他。

    其次是敘述者態(tài)度前后矛盾。在敘述所謂的亂倫事件時，敘述者曾經(jīng)對“我”與康妮的“過家家”游戲作出過評價：

    我被投入到這個迷你生活秀中，這乏味的、日復一日的、沉悶庸碌的生活，我父母和他們的朋友們的可怕而瑣碎的生活……

    并且意識到：

    我想要強暴她的想法簡直太可恥了。

    這些表明敘述者具備充分的認知和評價能力，但隨后敘述者就敘述了“我”引誘康妮上樓的一段對話，并且對此幾乎沒有作出任何評價。在敘述到“我”即將失去童貞時，敘述者認為“我”將因為這個變化而擁有“光輝形象”，并“自豪我現(xiàn)在業(yè)已無可逆轉(zhuǎn)地加入到人類社會的高級人群當中?！?/p>

    對于童貞的最終失去，敘述者的態(tài)度也十分矛盾，一方面：

    它包含了謊言，欺騙，羞辱，亂倫……

    同時：

    但我卻感到滿意，對此，對自己，對康妮，我愉快地讓一切歇上片刻，待其塵埃落定。 

    我終于進入了成人世界，我為此高興，但你此刻我不想看見一個裸體的女孩，或者裸露的任何玩意兒，在一段時間里都不想。

    第三，敘述者限制了自己的講述。他拒絕提供失貞事件帶來的后果（很有可能是道德性的），敘述在事件結(jié)束后戛然而止。 

    “佯作天真”本身意味著天真的喪失，之所以要“佯作”，實際上是為了回避成年人世界中業(yè)已成立的道德規(guī)范加諸于自己所要講述的故事之上的壓力，從而用一種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講出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故事。因此“佯作天真”的敘述其實是在兩種倫理道德觀的張力中展開的：成人化的、充分道德化的和青少年式的、尚未充分道德化的。敘述在這兩者之間搖擺，所言非所指，似是而非，

    一般來說，作為體現(xiàn)文本意義與價值的主體，一個敘述文本只有一個隱含作者，隱含作者應當是穩(wěn)定的。而在《家庭制造》中，敘述文本內(nèi)部的矛盾，敘述者前后不一的態(tài)度與評價，使得文本主體間的關系出現(xiàn)了不一致和波動，這是我們判斷該敘述者不可靠的理由之一。

    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射到文本之外，則可以發(fā)現(xiàn)，文本外的接受者關于真實世界的知識與經(jīng)驗，對于虛構(gòu)敘事文本承擔真實的倫理道德價值的訴求等預設的闡釋規(guī)約也對于判定該敘述者不可靠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考慮到作者是有可能與讀者共享這些闡釋規(guī)約的，那么我們的判定就具有了作者意圖這樣一條保障性的底線。這些預設的闡釋規(guī)約可能包括：亂倫行為在現(xiàn)實世界中已經(jīng)被判定為是不正確和不正常的，對與此相關的事件和行為的敘述，本身即應蘊含某種倫理道德價值的意圖，等等。以這些預設的闡釋規(guī)約為參照，讀者將可以判斷這樣一個故意以無知和炫耀的口吻來描述自己如何引誘妹妹，并在有意識的前提下回避成人世界的道德準則，卻也無法心安理得于道德化不充分的青少年世界的敘述者為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