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的形式主義者:形式主義文論之本土歸化回顧

    幾年前，中南大學的閻真對巴赫金的挑戰(zhàn)引起了國內巴赫金學者的群起自衛(wèi)。閻真拿著布克哈特來說事，用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對巴赫金的狂歡節(jié)提出批評。但是，信東正教的斯拉夫人的狂歡日（карнавал）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和瑞典日耳曼基督徒的“謝肉節(jié)”一樣吧？而真正從實質上來講，巴赫金的“狂歡節(jié)”不過是一個形式主義理論闡釋上借喻的喻體，巴赫金本人“喜好用同義詞，不喜歡事先給定的邏輯體系結構，他力求清晰、明確，但力避單義性”，[1]。所謂使用漁網來捕魚，得魚而忘筌者也。借喻和隱喻乃是形式主義文論闡釋中的兩大工具，任何試圖入門形式主義的人都不應該忽略這一最基本的前提概念。

一

    現(xiàn)如今，學術爭論，硝煙不再，形式主義和巴赫金已經如昨日黃花，2008到2009年國內所發(fā)表的側重探討形式主義理論的論文只有九篇，南京大學的楊建剛和汪正龍當年同時都在談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話（巧合？抑或是英雄所見略同？），到了2009年3月在《文學評論》上楊建龍的話題依然故我，這與十四年前留美的劉康的聲音何其得相似。

    遙想風景當年，國內對巴赫金的尊崇、對形式主義的多維度推介曾經熱火朝天：從1994至2008，國內發(fā)表的關于巴赫金的較為有影響的文史哲類文章約計380篇（CNKI），其中2008年為36篇。與此相比，國外1994-2008為222篇目（EBSCO），2008年僅10篇。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米哈伊爾.巴赫金也許想不到在他死后，竟有這么多東方人對他感興趣。從1982年夏仲翼先生介紹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開始、1986年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了《批評的批評》的中譯本，到1998年，錢中文先生主編的《巴赫金全集》問世，到2001年，百花出版了《米哈伊爾.巴赫金與對話理論》的中譯本，中國對巴赫金的研究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這期間，有分量、有思想的佳作名篇燦若繁星，便如1986年，郭宏安在《讀書》第2期的《批評是一種對話》，凌建侯的《史學視野中的巴赫金狂歡理論》，張開焱的《學術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學術》，等等，假如巴赫金在天有靈，定然也會笑逐顏開。

    但如今，從錢中文到劉康到曾軍都似乎悄然身退---2009年，其中沒有一個人發(fā)表一篇有分量的東西。曾軍的“四聲部”如今都已鴉雀無聲，是因為無人喝彩？抑或是因為喝彩的人已另有所矚？燈火闌珊，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相比之下，曾軍在《接受的復調》中，曾溫和地指責董小英，剛剛在巴赫金形式美學的麾下有所斬獲，研究興趣便 “轉向了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主義”[2]，現(xiàn)如今，到似乎顯得她更有先見之明了。

    而形式主義從日出到日落，都恰恰說明形式主義理論在中國開拓的窘境。如上所述，任何試圖了解形式主義的人都必須要對其理論體系中的若干工具詳加參研，然后才可能有發(fā)言權。然而，人們對待“新西學”的態(tài)度，顯然沒有這份耐心。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在形式主義的標題下所搜索到的文獻資源，90%的文章標題中“形式主義”依然是用作一個貶義政治術語，這和五、六十年前毫無二致。就是談“復調”或者“狂歡”的人，更多的也是對其最淺層的字面意義上的一望而知的解讀。雖然在美學、文學、哲學，和政治的范疇中，乃至于通俗意義上來講，形式主義的各個含義或許都風馬牛不相及，但“‘形式主義’一詞... ... 并不是一個純學術詞語,而是一個含有意識形態(tài)意味的詞語。這種否定指向性評介雖然在我國的研究并沒形成主流,但對其的簡單理解，顯然對接受起了誤導作用”[3]。便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當前蘇聯(lián)形式主義學派遭受到嚴厲批判的時候，伏爾加河畔的一些璀璨星辰旋即在廣袤的蘇聯(lián)國土上銷聲匿跡了，類似雅各布森、托多羅夫這樣的哲學界人物紛紛流亡海外：在“批判立場”支配下，“形式主義”歷來都與“唯心主義”、“唯美主義”、“脫離社會生活”等評語放在—起”[4]。政治斗爭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靈藥，這并非什么新鮮事，而今彼依舊聲威顯赫，如果說美學絲毫不受其概念的掣肘，這么說恐怕難以服人。這個詞便如生來便臉上帶著胎記，運用者瞻前顧后，駁斥者義正辭嚴，雖然按照結構主義的說法，詞匯的能指會積極地追求所指，但在中國，形式主義卻是個例外。在漢語中形式主義的身份已經深入人心，其淵源幾不可考；但不管怎么說，除了在文論界偶然還會談論學術意義上的形式主義（或無人理解、或招人誤解，或自己先底氣不足），形式主義依然看起來更像是個披著羊皮的狼。

    這種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如果不和給我們送來“禮物”的一墻之隔的鄰居掛上鉤，那就只能說漢語的表達太過貧乏了：不得已才將Formalism翻譯過來套上形式主義的外衣。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法國的克里斯蒂娃和托多羅夫把行將“凋零”的巴赫金介紹到西方的時候，十年后在中美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上，西方視野下的“巴赫金”第一次傳到了中國人的耳朵里，但這并不能趕走原先西學東漸就已經定下來的基調（這也許就是南京的汪、楊等人為什么一再嘗試形馬對話的原因之一吧）。和蘇聯(lián)時期逃到西方的雅各布森相比，巴赫金“力圖對形式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同時進行超越，顯示出卓爾不群的學術姿態(tài)”[5]。但筆者認為，與其說巴赫金要“超越”，不如說他曾經是更多地想要尋求妥協(xié)。

    而這恰恰是巴學者們所忽略了的一點（也許是有意回避？），夏忠憲和史忠義等人一再強調巴赫金狂歡理論的獨特意義，以圖自衛(wèi)，卻偏偏不肯牽涉到任何符號學的理論：沒有人愿意承認自己是形式主義者。社科院的錢中文一定不會承認自己是形式主義者；作為國內巴赫金介紹第一人的夏仲翼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形式主義者；美國的劉康會嗎？他在1994年的文章中還深信不疑地認為巴赫金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一脈相承”。但，他所舉列的三本書，其著者到底是不是巴赫金？一直還存在著爭議。而且，也很難想象一個被前蘇聯(lián)政府流放的“從事地下宗教活動”的瘸子卻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巴赫金自己也同樣沒有承認過自己是形式主義者（是不敢承認？還是的確并無瓜葛？），雖然托多羅夫認為他“比形式主義更加形式主義”[6]（不知道巴赫金自己聽到這樣的話會作何反應？）。也許董小英會認可自己是“美學形式主義者”，可是，《再登巴別塔中》這個題目就表明她的目的在于求同，而非存異；她在自己的這本著作中既沒有嘗試堅持自己的立場，而是努力把“對話性”和傳統(tǒng)敘事學靠攏，以尋求一種理論創(chuàng)新上的安全感；此外，再后來她不久就將目光急急忙忙地轉向了后現(xiàn)代詩學。曾軍認為她缺乏問題意識，這可謂一言中的，“由于問題意識的淡薄，特別是中國問題意識的缺乏，很可能會使得它正好就是一種“無用”(沒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7]。

    倒是來自湛江的趙志軍率先明確地把巴赫金稱之為“形式主義者”。北師大的張冰則更進一步，他表現(xiàn)出學者應有的審慎，說巴赫金“與形式主義觀點(比如說‘陌生化理論’)存在更多的親緣關系。”[8]在此同時，他坦率地說巴赫金的思想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張冰與劉康顯然唱起了對臺戲。如果說趙志軍與張冰聲氣相通，那么看起來楊建剛、汪正龍則正是劉康的流觴。

二

    但行內更為普遍認同的一個說法則是“巴赫金接受者”。這的確是個不錯的稱呼：既是接受，便有拿來主義和全盤接受之分，將來也不會擔什么責任。但恰恰是這種潛意識中若有若無的畏懼所帶出來的含混態(tài)度使得我們國內的西學界永遠無法形成自己的理論根據地，所帶來的惡果必然引發(fā)連鎖反應。

    俄羅斯的塔瑪爾琴科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任意地理解他的（巴赫金）某些表述，輕率且無根據地濫用他的術語及其思想的嘗試仍在繼續(xù)，或相反，沒完沒了毫無根據的爭論，因此更為激烈”[9]。國內學派在各個概念的關系上各稟一端，爭執(zhí)不斷，頻繁“對話”：在巴赫金學派的內部也總是紛爭不斷：巴赫金學派的鼎足人物錢中文與黃梅、張杰等人之間口誅筆伐，大打文字戰(zhàn)，北師大的張冰與美國的劉康“道不同不相為謀”，雖然二人都“聲言”繼承了巴赫金的衣缽。曾軍將國內的巴赫金理論的接受劃分為“四聲部”，乃是宗其不同的接受來源與接受時間：或自早期前蘇俄，或自晚近的西方英美。 這種接受來源的不同為巴赫金學派禍起蕭墻埋下了因由。

    此外，我們還不斷地受到外來的詬?。簢鴮W派們認為我們有附驥之嫌，缺乏對本國文化的深刻理解，只知道跟在人家背后搖旗吶喊：從來沒有自己的東西和成果。由此也就怪不得北大樂黛云先生所擔憂的“國粹主義”， “中國中心論”在而今國學復古日盛，西學德賽“日衰”的背景下，正在漸漸抬頭。

    其實，附驥之嫌恰在于心存疑慮，這構成了中國當代文論發(fā)展的先天缺陷。既是移植照搬，必然缺乏對巴赫金的深刻理解和秉持，而更多地是一種庸俗化的模仿，既是模仿，便有了似象非象，孰為本象，等等永遠難辨分明的問題---對形式主義的傳統(tǒng)概念來說，這可謂是正中下懷。形式主義這個詞語如童慶炳借用雷蒙.威廉斯的 “感覺結構”一語，是漢語中一個難以言說的所指：廣義上它是個貶義詞，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對立，在學術上則頗為敏感，易招誤解。以借喻的方法來談，正如不可拿戲說當正史，但無論戲說還是狂歡，其目的絕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非今。考慮到此，如果不把巴赫金之生平納入考量視野，則就巴赫金的學術身份也依然是模糊的，而他自己則也不便明言的。他寧肯掛著文藝的旗幟來探討學術問題。巴赫金一開始就說‘你們要注意到，我可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p>

    雖然逃到西方世界的雅各布森以形式主義來盛贊巴赫金，但聽起來頗有點象贊譽之詞偏偏出自敵人之口。但是，如果不考慮巴赫金在他那個時代的遭際命運，任何嘗試為巴赫金歸類的企圖都是空穴來風。閻真先生說：“我非常理解巴赫金在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 非?？释业胶线m的渠道將對話的思想表達出來” [10]。但不知他是否真的理解，故友“人間蒸發(fā)”、自身被捕流放、因病截肢、生活靠人接濟、無故被流放、學位論文不能正常通過，等等命運的不測，這些使得巴赫金和任何那個時代的學人一樣，所作所為都未必能從心所欲。即使在晚年，柯日諾夫勸他發(fā)表自己塵封多年的手稿，他還是一改再改，不肯示人，原因恐怕依然還是害怕招來無妄之災吧。

    這個問題超出了學術討論的范圍，我們不便置喙。美國佬講過一段話：“有人盡可能地討論巴赫金馬克思主義，而巴赫金自己是怎們說這些東西的呢？‘“按照那個時代精神,我在手稿中加入了許多俗不可耐的東西……’”[11]。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等幾本有爭議的書上，巴赫金承認這些著作出自他手，并且說從頭至尾都是為朋友寫的，他這樣說道：“作孽呀, 這些文章是我寫的”。“俗不可耐”和“作孽”等等措辭透露出的并非是什么正面的態(tài)度；而且，在那樣一個時代，巴赫金所著是完全符合潮流并被大力提倡的東西，他又何必還如此不遜呢？

    顯然，有別的東西在巴赫金內心與其外在的所作所為發(fā)生了矛盾沖突。這種潛在的隱憂“恰恰表明中國學人在心靈深處還沒有達到充分自由的境界?！盵12]曾軍渴望有一天，站在巴赫金面前的是一個真正的“他者”，而不應該僅僅是一面鏡子，可惜物是人非，人心依舊。

    從內憂到外患，到如今“門前冷落鞍馬稀”，恰恰應了孔子那句：名不正則言不順。然則，和巴赫金不一樣，我們畢竟還沒作古，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又怎能免得了別人對你說三道四呢？ 

三

    美學上的形式主義側重藝術作品本身的結構、體裁、內在可以傳承的框架分析和理解，而不應該過于關注作品以外的其它因素，如作家的生平、歷史背景，精神內涵等等東西。以前我們在審美中也關注作品的語言風格、敘述視角、修辭等形式特征，但歷來認為這些都不過是附屬于作品內容和精神思想的次要項目，是太陽后面的影子，是內容決定形式。因此，在長期的藝術研究中，文論家和美學家們始終認為對其關注不夠，力圖擺脫自己寄生植物的地位。他們的旗號即是“詩學，即把文藝作品當作藝術進行研究的科學”[13]，他們提出了“文學性”、“陌生化”、“純形式”，等一系列震爍古今的革命性概念，力圖獲取獨立的學術地位，這股力量最終形成了二十世紀西方一場浩浩湯湯的文學思潮運動。

    但即便是風平浪靜，形式也不應被看作是什么惡物：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的確立，何嘗不是通俗化了的“形式”？

    十年風景，歷歷在目：國內學界對于復調、狂歡化的特別熱衷，而對于巴赫金的未完成性、怪誕現(xiàn)實主義、時間之空間等的冷落---迄今為止，對巴赫金的未完成性和怪誕現(xiàn)實主義的評介分別不到10篇---原因正在于人們對真正多音部的潛在渴望。人們常愛用在巴赫金身上的一個詞語是 discovery，我覺得倒不如說是替代displacement---借巴赫金之靈表達中國學人之心。但愿望畢竟是愿望，言為心聲。如果時間允許---不要等到巴赫金的那個年齡才敢“放聲高歌”---衷心期盼老鳳雛鳳發(fā)新聲，巨擘能重舉大纛，引領后來學子將這條路走下去。也許，中國形式主義學派的明確定義就將是遲早的事情。

注釋：

[1][9] 夏露.《與巴赫金研究專家的對話》[J].《俄羅斯文藝》， 2008 (1)： 42.

[2][4][7] 曾軍.《接受的復調：中國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3] 陳建華. 《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在中國30年》[J].《學習與探索》，2009 (5): 197.

[6] 曾軍. 《中國巴赫金接受二十年》[J]. 《人文雜志》，2005(2): 98, 96.

[8] 張冰. 《對話: 奧波亞茲與巴赫金學派》[J].《外國文學評論》，1999(2): 100.

[10] 閻真.《想象催生的神話: 巴赫金狂歡理論質疑》[J]. 《文學評論》， 2004(3): 61.

[11] Clark, Katerina & Michael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32.

[12] 張開焱. 《學術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學術: 以巴赫金為例》[J]. 《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2): 92.

[13] 楊金才. 《文學的自律性: 追尋與建構---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實質論》[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5(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