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缺席——論奧斯丁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奧斯丁的小說自1811年問世以來就深受讀者喜愛，影響廣泛而深遠。英國BBC公司曾在2000年舉辦過“千年作家評選”活動，簡·奧斯丁緊隨莎翁名列其后。奧斯丁以自己最熟悉擅長的家庭生活和婚戀問題為題材，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光彩奪目的青年男女，他們構(gòu)成了奧斯丁小說人物世界中最耀眼的光芒，尤其是奧斯丁筆下的女主人公，更是異彩紛呈、各具特色。但這些優(yōu)秀的女性，她們的父親卻集體失職，或者干脆缺席，早早離開人世；或者有著種種缺陷，未能盡到父親的責任，形成“在場的缺席”。

一

父親，父權(quán)制社會的象征和標志，在社會和家庭中，都被賦予了統(tǒng)治者的身份，掌握著話語權(quán)，對妻子和兒女享有無上的權(quán)力，相應地，也應承擔起照顧家人、維護家庭穩(wěn)定的義務。但奧斯丁六部長篇小說中的父親，卻都不同程度地被置于家庭統(tǒng)治權(quán)之外，存在著缺席或失職現(xiàn)象。

《理智與情感》是奧斯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說，也是六部長篇小說中唯一一部父親缺席的作品。埃莉諾和瑪麗安的父親達什伍德先生在故事開頭就撒手人寰。小說以極富有象征意味的“父之死”開場。達什伍德先生從叔叔那里繼承的諾蘭莊園只能由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約翰繼承，而他只能給自己的遺孀和三個女兒留下一萬英鎊的財產(chǎn)。達什伍德先生只能在彌留之際，拼盡最后一絲氣力，請求兒子照顧繼母和三個妹妹。達什伍德先生雖然也盡心為妻女考慮，但面對自己的財政困窘，沒有積極應對之策，把希望寄托在叔叔的遺產(chǎn)上，而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兒子約翰身上，作為父親，對自己的兒子約翰自私的本性并不了解，對女兒也沒有妥善的安排，并沒有盡到父親的職責。

與達什伍德先生類似，《傲慢與偏見》中的班納特先生也不是個稱職的父親。班納特先生年輕時貪戀美色，娶了一個智力低下、喜怒無常的妻子?；楹笥捎趯ζ拮邮驼斩阍跁恐?，或者時不時用冷雋的俏皮話譏諷妻子的愚蠢。在對五個女兒的教育問題上，班納特先生也是失敗的。他明知妻子不是位合格的母親，卻仍把女兒的教育責任推卸給妻子，結(jié)果導致五位女兒的性格缺陷：兩位小女兒愛慕虛榮，只知賣弄風情；三女兒瑪麗因為容貌不如姐妹們，所以埋頭書本，成為了一個書呆子。至于兩位大女兒簡和伊麗莎白，簡過于輕信天真，被彬格萊姐妹的虛情假意所迷惑，而伊麗莎白盡管在五姐妹當中最有頭腦，但因為缺乏父親的理性引導，對人缺乏正確的判斷力，對達西產(chǎn)生了偏見，險些被金玉其外的韋翰欺騙。班納特先生明知女兒們“一個都不值得稱道”、“傻氣又無知”⑴，依然逃避作父親的責任。班納特先生因為沒有兒子，按照英國法律，將由他的遠親柯林斯先生繼承他的財產(chǎn)，至于他的妻子和女兒，只有五千磅的遺產(chǎn)，還有被趕出房子的危險，即使如此，班納特先生仍然沒有費心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好讓家人日后生活的富足些。小女兒莉迪亞生性輕浮，放蕩不羈，伊麗莎白曾勸說父親管束莉迪亞，不要讓她去布萊頓這樣混亂的地方，以免影響家庭的名聲，但班納特先生卻說，“如果不讓莉迪亞去布萊頓，我們在浪博恩也休想安寧，……希望她到那邊接受點教訓，認識到自己是個什么貨色。不管怎么說，她總不至于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們也不至于把他一輩子都鎖在家里?！雹磐耆艞壛俗约鹤鳛楦赣H的教育責任，直接導致了莉迪亞與韋翰私奔的嚴重后果。在莉迪亞鬧出丑聞后，他也曾反省自己，并決定以后好好管教女兒，但當事情在達西的暗中幫助下順利解決后，他又變得像往常一樣懶散。

《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范尼的生父普萊斯先生是個退役的軍官，整日喝得醉醺醺，見到分別多年的女兒范尼之后，竟然說“他都忘了范尼，然后對她表示歡迎。他熱情地擁抱了她，說她已經(jīng)長成大人了，看來很快就要出嫁了，接著似乎又把她忘掉了?！雹品赌岬酿B(yǎng)父托馬斯爵士雖然品德高尚，一直救助姻親普萊斯一家，還把范尼收養(yǎng)在身邊，給予良好的教育，但他對孩子過于嚴厲，更注重孩子禮儀的培養(yǎng)而忽略了道德約束，致使四個孩子中有三個在教養(yǎng)上存在嚴重的問題，為人處事沒有責任感，缺乏道德準則。

《愛瑪》中的伍德豪斯先生則是一個貪求照顧的老小孩，他迷戀“香噴噴的薄粥”，對穿堂風怕的要命，自己難以消受甜食，就力阻別人吃蛋糕。他喪失了父權(quán)長者的必然權(quán)威，女兒愛瑪成為了家庭的實際主宰者。伍德豪斯先生還是個利己主義者，他最討厭聽到結(jié)婚的消息，因為那意味著陪他說話解悶的人又少了一個。他的大女兒的婚姻至今不能得到他的認可，若不是出于同情，他決不會提起她。愛瑪?shù)募彝ソ處熖├招〗憬Y(jié)婚幾周后，他仍然一口一個“可憐的泰勒小姐”。為了讓愛瑪永遠陪伴自己，不愿意讓愛瑪結(jié)婚，一再勸說她打消結(jié)婚的念頭，向她保證單身生活的好處。至于奧斯丁的另兩部小說，《諾桑覺寺》中凱瑟琳·莫蘭的父親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存在，他是個牧師，“既不受人冷落，也沒陷入貧窮，為人十分體面”，在凱瑟琳十歲時，教她寫字和算術(shù)，十五歲時，夸獎“這丫頭越長越好看，今天幾乎漂亮起來”，⑶對凱瑟琳的巴斯之行，父親只給了她十個基尼，并答應不夠時再給，而沒有給遠行的女兒任何忠告和建議?！秳駥А分邪材莸母赣H沃爾特爵士 “秉性極度虛榮，他為自己的堂堂儀表和優(yōu)越地位感到自負”，“就是女人當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惦記自己的相貌”⑷。沃爾特爵士不僅自戀，而且愚蠢，在妻子過世后，他揮霍無度，無法維持家庭開支，不得不出租象征貴族身份和榮譽的凱林奇大廈。而且，沃爾特爵士極度偏心，只偏愛大女兒，對兩個小女兒卻漠不關心。他對安妮的婚姻生活不但沒有任何幫助，反而對安妮的幸福作出了巨大的破壞，耽誤了安妮八年的青春。

二

父親們?nèi)绱思w失職，耐人尋味。在父權(quán)制社會中，父親是男性權(quán)威的代表，剝奪了女性言說自己、獲得自我獨立的權(quán)利。父親形象的暗淡無光，正反映了奧斯丁作為女性作家的身份焦慮和心理期待，也解構(gòu)了傳統(tǒng)文化以父親為中心建構(gòu)的男性世界。

恩格斯曾說，從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是世界婦女的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失敗。因為從此之后，女性淪為男性的奴隸和家庭總管，喪失了話語權(quán)。直到奧斯丁從事創(chuàng)作的維多利亞時期，雖然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阿芙拉·貝恩、弗朗西斯·伯尼、安·拉德克里夫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但男性霸權(quán)話語對女性所作的種種不當描述和規(guī)定極大限制了女性的創(chuàng)作自由。如17世紀的三位女作家貝恩、曼麗和海伍德到18世紀時受到了嚴厲的譴責和謾罵，曾在小說創(chuàng)作手法上向這三位女作家所學甚多的塞繆爾·約翰遜不遺余力地對她們進行人身攻擊，說她們的小說有毒，敗壞了女人的名聲，同時約翰遜也對一般女性提出了要求，即安靜、順從、純潔，要服從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這正是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女性的要求。到18世紀中期，盡管婦女寫小說已經(jīng)普遍為社會所接受，女性小說家的人數(shù)也大大增加，“1760到1790年間的書信體小說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出自婦女之手。”⑸但女性在創(chuàng)作時卻不敢盡情描寫自己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而要考慮是否能夠被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所接受和認可。因此，當《傲慢與偏見》、《簡·愛》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三部傳世佳作問世時，簡·奧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三位女作家，不約而同地掩蓋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姓名。奧斯丁在其小說的封面僅寫下了“《理智與情感》的作者”的字樣，勃朗特三姐妹采用了男子姓氏“貝爾”，而喬治·艾略特的真實姓名“瑪麗·安·埃文斯”卻鮮為人知。這些出類拔萃的女作家匿名或用男性筆名發(fā)表作品，不僅真實反映了父權(quán)社會中男尊女卑的思維定勢，也表明了那些試圖躋身文壇的女性作家所遭受的壓力和歧視。甚至到了20世紀初，女權(quán)主義運動勃然興起之際，現(xiàn)代著名女作家伍爾夫仍然宣稱：“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她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钡闋柗蛘J為，女人在父權(quán)社會中很難擁有自己的房間，“除非其父母異常富有，或者其身份非常高貴。”⑹奧斯丁就未曾有幸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她只是在起居室的一角悄悄用蠅頭小字把腦中徐徐推敲出的文字寫到碎紙片上。對女性作家來說，這種物質(zhì)上的困難已經(jīng)十分可怕，但世俗偏見和精神上的壓力更為可怕。正如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所言：對婦女而言，性別是一種痛苦的障礙，她們總是焦慮沒有自己的聲音、沒有自己的身份，擔心寫作活動會孤立她們甚至會摧毀她們。⑺選擇寫作作為職業(yè)，與完美女性理念中固有的服從和壓抑要求發(fā)生了直接沖突，其中的一個標志就是出現(xiàn)了男性筆名，很多女性作家不得不克制內(nèi)心深處對成為作家的負罪感，處于女性作家的身份焦慮中。女性作家往往將熟悉的愛情、家庭、婚姻等女性經(jīng)歷作為首選題材，一方面是因為女作家生活圈子狹小，生活經(jīng)驗有限，因而在寫作上題材范圍狹窄，更重要的是，女作家們想以此來證明，她們的作品，是自己女性角色的延伸，從事寫作不但沒有損害她們的女性氣質(zhì)，反而在某種意義上為之增色。奧斯丁的小說都以男女婚戀為題材，以外省鄉(xiāng)紳三四戶人家的家庭生活和社交場合為背景，也正是其身為女性作家身份焦慮的外化表現(xiàn)。奧斯丁渴望擺脫這種身份焦慮，搬開壓在頭上的這塊父權(quán)的巨石，所以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沒有父親，就是父親不能發(fā)揮傳統(tǒng)意義上的作用。父權(quán)的旁落，打破了長久以來的男性優(yōu)越的神話，也反映了女性隱秘的心理期待。只要這個權(quán)威的“父親”活著，女性永遠處于被壓迫的地位，失去了自我；唯有“父親”死去，女性才能獨立，才能打破男性霸權(quán)，獲得話語權(quán)。

雖然奧斯丁以幽默嘲諷的筆調(diào)，摧毀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權(quán)威父親的形象，解構(gòu)以父親為中心的男性世界，這是奧斯丁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表現(xiàn)，但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意識在她的思想中仍然占據(jù)重要地位。奧斯丁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往往都有一個男性“引路人”，這個“引路人”成熟、睿智，幫助女性克服自身缺陷，最后成長為完美的女性，《愛瑪》中的奈特利先生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奧斯丁小說中，這些男主人公與其說是情人，不如說是理想的父親的替代者，他們?nèi)〈爽F(xiàn)實中的父親，成為了社會道德和權(quán)威的象征。這些男性引路人，也反映了奧斯丁理想的男性品質(zhì)，給男權(quán)壓迫下的女性以希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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