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傳統(tǒng)語言文化類學科的交叉融合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上提出 “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說明我國高等教育已經(jīng)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新文科建設要正式開展起來。高等教育學界需逐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促進人文社會科學高質量的發(fā)展。新文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交叉融合傳統(tǒng)學科，促進文科創(chuàng)新。新文科建設的視角下,不同語言文化類學科的交叉融合成為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化類學科知識新體系建設的重要路徑。

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是中國傳統(tǒng)語文學（“小學”）的三大門類。作為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化類學科，文字學與訓詁學的學科發(fā)展歷史十分悠久。本研究嘗試從文字學和訓詁學的關系入手，探究文字學成果在訓詁學上應用的必要性，以探索傳統(tǒng)語言文化類學科知識體系交叉融合發(fā)展的必要性。

一、訓詁學內(nèi)在因素的關系

我們要弄清文字學與訓詁學的關系，就先要弄清訓詁學內(nèi)在因素的關系。我們把訓詁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弄清楚，那么文字學是如何通過訓詁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發(fā)揮作用，以及這作用的大小輕重，就會顯而易見。

訓詁就是解釋、疏通古代的語言使之明曉。訓詁學是研究古代文獻字義、詞義解釋的原則、方法、規(guī)律之學。訓詁學有三個主要訓詁方法，這三個方法構成訓詁的三要素。研究訓詁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就是要研究這三個要素之間的關系。

關于訓詁方法問題，現(xiàn)在一般認為，傳統(tǒng)的訓詁學，根據(jù)漢字形、音、義三要素，把訓詁方法歸納成為形訓、聲訓、義訓三大類。傳統(tǒng)訓詁學把訓詁學基本方法概括為形訓、聲訓和義訓是很有道理的，形訓是探求本義的方法，聲訓視探求假借義的方法，義訓是探求引申義的方法。

郭在貽的《訓詁學》這樣介紹形訓：“用分析文字形體的方法來解釋字義，謂之形訓。”他的論斷是恰當?shù)?。漢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時因義賦形，字形結構和意義之間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字形本身蘊含著可以分析的意義信息，這是形訓成立的依據(jù)。古人認為漢字字形有六種構造方式，即 “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其中前四種是造字法，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了這四種構字規(guī)則，并多有例證。象形 “畫成其物，隨體詰屈”，就是用描繪事物形狀來表示字義，例證有“屮，草木初生也。像丨出形，有枝莖也?！钡?。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就是象形字添加指示符號或直接用象征性符號來表示字義，例證有“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钡?。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就是用兩個或幾個部件的意義合成新字的意義，例證有“伏，司也。從人，從犬?！钡?。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就是用表示字義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件合成新字，例證有“詩，志也。從言，寺聲。”等。其實從訓詁學的角度來說，這四種造字法就是形訓。因為我們分析漢字的形體結構，可以尋求漢字的構字本義。我們發(fā)現(xiàn)，訓詁學上不少古代文獻的釋字和對古代文獻的訓釋都借用了文字學的造字原理知識，通過對漢字的構形分析探求其本義，以便于明曉字義、文意。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有文獻通過分析和解說漢字的形體結構窺見漢字的本義，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為武”，《韓非子·五蠹》“自環(huán)者謂之厶，背厶者謂之公”等。歷史上也有一些對古代文獻的訓釋依據(jù)漢字的形體探求本義以明曉文意，如《周禮·大司徒》：“知仁圣義忠和。”，鄭玄注：“忠，言以中心?！保秩珀懙旅鳌督?jīng)典釋文·周易·訟卦》：“訟，爭也；言之于公也?！钡取?/span>

郭在貽的《訓詁學》這樣介紹聲訓“聲訓亦稱音訓，取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解釋字義?！彼恼摂嗍呛侠淼摹Ｂ曈柪昧宋淖謱W上的通假知識，通過借用音同或音近的詞以獲得通假義來解釋詞義，聲訓的作用可以證實這一點。聲訓在訓詁實踐中有三個方面的作用。其一，求語源。語源是事物的得名之源，即事物語詞名稱的聲音和意義的起源，推求語源離不開聲音這條線索。例如我們可以運用聲訓的方法探討“饅頭”的得名之由?！梆z”從曼得聲，從曼得聲的字大多有“包裹”的語源義，如包人在內(nèi)的帳子叫“幔”，涂裹墻壁的工具叫“鏝”，用磚石鋪地叫“墁”，枝莖不斷攀緣擴展滋長的植物叫“蔓”，都因包裹而得名，所以“饅”也得名于包裹，說明饅頭最初是有餡的食物。現(xiàn)今，部分南方方言保留了“饅”最初的聲音和含義，比如吳方言會把有餡的用發(fā)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直接叫做“饅頭”，與北方的“饅頭”相去甚遠，北方方言一般把無餡的用發(fā)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叫做“饅頭”，又把有餡的用發(fā)酵的面粉蒸成的面食直接叫做“包子”。其二，破假借。我們可以用聲訓的方法解決同音替代問題，排除通假造成的形義分離現(xiàn)象。例如古代“宗”“尊”二字常常通假?！对娊?jīng)·大雅·云漢》：“靡神不宗?！泵珎鳎骸白?，尊也。”《尚書·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苯裉觳簧俜窖灾衭n、ong不分，宗、尊同音，蓋自古而然。其三，曉轉語。轉語是因時代、地域不同發(fā)生音轉而形成的詞。例如《方言》：“庸謂之倯，轉語也。”庸、倯皆是賤稱奴婢，疊韻相轉。

郭在貽的《訓詁學》這樣介紹義訓“以通行詞訓釋古語詞或方言詞的意義，謂之義訓?！惫奂{的《訓詁學》認為義訓是根據(jù)詞義本身的內(nèi)在規(guī)律，利用詞語所賴以生存的語言環(huán)境，即充分利用語言環(huán)境對詞義的制約這一重要的因素來考求詞義。兩相比較，我們認同郭芹納先生的定義。從訓詁的實際出發(fā)，我們認為，義訓就是即義求義，就是利用了文字學上的字義引申的知識，從字的本義出發(fā)，結合上下文，探求文字廣泛的引申義。這個認識，是從古代訓詁學家的訓詁實踐和論述觀點中歸納出來的。舊時訓詁學家將義訓稱為轉訓，郭璞注《爾雅》就有轉訓一例。他在“永、悠、迥、遠，遐也”條下注云：“遐，亦遠也，轉相訓?！边@里的“轉訓”包括“某也”“亦某也”諸訓詁條例的。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訓詁條例中的被釋字與訓釋語之間不是簡單的等同的互訓關系。以“遐”為例，《說文》有“徦”無“遐”，彳部云：“徦，至也。從彳，叚聲?！贬芎娃u在古文字中多互作。彳和辵都有行走的意義，《說文》謂“徦”本義為“至”正確?！皬恕睆摹爸痢笨梢砸隇椤按蟆?，《爾雅·釋詁》：“假，大也”本作“徦”。“徦”從“大”又可以引申為“遠”，《漢書·禮樂志》：“徦逖合處”即用“遠”義。顏師古云：“徦，即遐字?！庇纱丝芍钡摹稗D相訓”“亦某也”等例，是對引申義的訓釋。這種轉訓，又往往使用“猶某也”一類的訓詁術語。例如《左傳·莊公十七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注：“間，猶與也?！笨资瑁骸伴g謂間雜，言不應間雜其間而為之謀，故云‘間，猶與也’。”間，《說文》訓為“隙”即本義，有間隙引申為間雜其中，又引申為“參與”。清代學者也曾談及轉訓這種方法。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所引孔《疏》講的是引申義，王引之亦稱之為轉訓。

形訓、聲訓、義訓這三種訓詁方法，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形訓求其源，聲訓求其假，義訓求其流。在訓詁研究中，這三種方法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是，哪一種方法居于主導地位呢？對于訓詁方法相互之間的關系，清代小學家已有認識。段玉裁曾說：“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假借之余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余義者，其失也固；習其余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彼麖娬{了形訓的重要性。確實如此，只有形訓才是居于主導地位的、能夠牽動全局的訓詁方法。訓詁學既然通過文字來研究古漢語的詞義，就不能不把形訓作為基本手段。只有通過形訓才能弄清字的本義，弄清了本義，才能源本逐末，探明字的引申義，做到知其流，又知其源，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訓釋者才可得確定的釋義。弄清了字義，才能弄清被訓之字為本字還是借字，不致本借顛倒混淆，甚至于因為不明曉本義，本訓可通，偏要破字為訓，反致不通。弄清本義，才能為借字找出本字，這既便于勘明聲訓之是非，也可以幫助學習者準確理解所訓之意義。我們說明了形訓是居于主導地位的、能牽動全局的訓詁方法，而形訓又要借助于文字學的基本知識和成果。因此文字學成果是通過形訓這一基本方式滲透發(fā)散在訓詁學的其他因素上，最終成功被應用在訓詁學上的。文字學就是這樣和訓詁學發(fā)生關系、并給予訓詁學重大影響的。

弄明白這個道理后，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文字學一些進步的理論和成果對于訓詁學發(fā)展的促進作用，以進一步探究文字學與訓詁學的關系，明曉將文字學知識應用在訓詁學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文字學的進步促進訓詁學的發(fā)展

東漢許慎寫出了第一部文字學著作《說文解字》，提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六書”這一漢字結構理論，建立了形訓體系。他的成就在文字學史乃至是訓詁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他在當時未能見到更早的文字——甲骨文，對金文也所知甚少，因此他的“六書”理論不盡科學。正是由于這種歷史的局限，使許慎在分析字形、解釋字義時，常常有曲解的現(xiàn)象。之后的學者尤其是乾嘉學派將《說文》奉為圭臬，不敢逾矩，也就不可能發(fā)展形訓。由于形訓上沒有突破，他們在義訓方面就不能探清源流，在聲訓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局限。“同治、光緒時的學者才知道古文字的真價值是超過《說文》的，于是，古文字學就日漸昌大起來。”現(xiàn)在，古文字的資料已經(jīng)積累得十分豐富，針對古文字的研究和考釋碩果累累，這就為訓詁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究竟文字學的進步對訓詁學的發(fā)展起到了哪些促進作用呢？

（一）推動形訓的科學化

據(jù)形說義，說解文字字義時所據(jù)之形必須是早期的文字。較早期的古文字甲骨文或金文，東漢時期的小篆字形已多訛變，許慎在當時根據(jù)小篆字形說解字義，就難免發(fā)生錯誤。研究形訓單單靠《說文》，就會以訛傳訛，影響后代的文字研究?，F(xiàn)在的文字學已經(jīng)建立起了較為科學的文字結構理論和文字形義理論，考釋方法也已相當嚴密，古文字資料積累日益豐富，更重要的是擁有了大量的早期文字——甲骨文或金文，這就為訓詁學中的形訓的科學化提供了理論和材料上的依據(jù)。例如“妥”字，《說文》未收，段玉裁根據(jù)諧聲字補上小篆“妥”字，解說云：“妥，安也。從爪、女。妥與安同意”又加注云：“知妥與安同意者；安，女居于室；妥，女近于手；好，女與子妃，皆以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從之會意。”段玉裁的這個說法實屬牽強附會。于省吾先生根據(jù)文字學的科學原理和大量古文字資料，正確地指出：“甲骨文有妥無綏，妥為綏初文，象以爪擒女之形，猶孚（俘）之本象以爪擒子之形。妥與孚皆俘虜之義，典籍每訓綏為繩索，作動詞用則為縛系，俘虜與縛系義本相因。”《孟子·滕文公下》引《尚書》逸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迸f注皆訓綏為安。于省吾先生從文字訓詁及上下文義，謂“綏厥士女”之“綏”本作“妥”，用的是本義，指出“綏”為“縛系壯年男女以為奴隸”之義，糾正了千余年來的誤訓。此類例子頗多，又如楊樹達先生根據(jù)“臣”的甲骨文、金文形體訓“臥”本義為暝眠，閉眼睡覺，而不格外關注身體的倒伏，糾正了多年來徐鉉繼承許慎通過訓“臣”而訓“臥”為伏著休息的錯誤等。

（二）推動聲訓開辟新的道路

清代學者在聲訓方面成績卓然，但是由于他們在當時沒有條件運用古文字提供的音韻資料，因而在聲訓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局限。于省吾先生從古文字出發(fā)來分析了清代文字、訓詁、音韻研究的得失。他以古文字和古文獻資料為依據(jù)，論證了自周初以迄六朝，古韻東、冬分少合多，而以合為主，批判清代學者對于古韻部只知道致力于后期的如何分，而不知道追考前期的如何分，然后再由合而分的做法。于省吾先生進一步列舉“裘”字說明觀點，他認為兩周金文中“裘”字從衣，又聲，古讀又如以，故《詩經(jīng)》“裘”字與之部字相諧。清代學者在當時不知道裘字原始音符，所以出現(xiàn)了重復舊協(xié)韻派的錯誤。他在這里說的就是文字學對音韻學的影響，對聲訓研究也有很大的啟發(fā)。又如“舍”字，迄今為止，對它的訓釋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根據(jù)近年來出土古文字所提供的音韻資料，我們合理地認為“舍”當讀害，作“何不”講。“舍”字古音隸屬魚部，害字，古音韻學家歸入月部，但在金文中它當是魚部字。從以上分析看，當代文字學的發(fā)展，已為音韻學的研究開辟一條新路，也為訓詁學的聲訓開辟了新路。

（三）推動義訓進一步探明源流

義訓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探明源流。源流明才能確定訓釋，才能驗證故訓中保留的偏僻的意義，才能從古文字同古文獻的對照中發(fā)現(xiàn)新義。例如“乘”字，《廣雅·釋詁四》：“乘，二也?！蓖跄顚O《疏證》：“《方言》：‘飛鳥曰雙，雁曰乘?！吨芄佟ばＨ恕贰笋R’鄭注云：‘二耦為乘?！步?jīng)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蓖跄顚O引用書證說明“乘”有“二”義，無疑是正確的，但并未明確說明其意義的由來。許慎的《說文》云：“乘，覆也。從入、桀。桀，黠也?！痹S慎根據(jù)訛變的小篆字形立說，后世看來不可信。甲骨文“乘”象人登于蘗木之形，本義為登，此義典籍常見，由“登于其上”引申為“登載于其上”之義，如乘車等登于其上有覆加于其上之義，故《說文》訓“覆”，由此引申為壓覆。《左傳·宣公十三年》：“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即用此義。覆者重也，二義、耦義由此引申而來?！稄V雅》用“乘”字義較為隱僻，王念孫從古文獻資料上找到了根據(jù)，但卻未探明其源頭，但是現(xiàn)在我們可以從文字學的角度弄清這個意義的由來。

三、結語

通過探究訓詁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文字學成果對訓詁學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我們知道，文字學與訓詁學關系密切。文字學成果側重于通過形訓這一內(nèi)在因素以及形訓與聲訓、義訓的關聯(lián)，透徹地被應用在訓詁學上。另外，吸收文字學理論以及研究成果是使訓詁學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所在。因此，新時期傳統(tǒng)語言文化類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必須重視彼此間知識成果的交叉融合和交叉應用。

文章來源：   《文化產(chǎn)業(yè)》   http://m.xwlcp.cn/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