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史記》:中華民族歷史鏈的視野

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jié)果。"[1]套用馬克思的這句話,中華民族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中華民族史的歷史是結(jié)果。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條歷史鏈,分別由華夏民族、漢民族和中華民族三條歷史鏈組成。

在中華民族這條歷史鏈中,從第一歷史鏈--—華夏民族向第二歷史鏈--—漢民族的無縫對接,是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轉(zhuǎn)化,是華夏民族榫接漢民族的結(jié)果。那么,歷史是如何書寫和呈現(xiàn)這個歷史的偉大轉(zhuǎn)化呢?本文就這個偉大的轉(zhuǎn)化略陳管見,就教大方之家。

一.史書《春秋》呈現(xiàn)了華夏民族多元態(tài)勢

史書《春秋》的出現(xiàn),呈現(xiàn)了華夏民族多元的態(tài)勢。

早在西周后期,周王朝和各個諸侯國就陸續(xù)有了作為國家歷史的史書的編撰①,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國史的編撰趨于繁復。當時各國的國史往往比較簡略,有些只記某時某事發(fā)生,類似于譜牒,一般都是國家的史官世代相續(xù),按年、月、日為序而秉筆記錄的檔冊,也偶有記載史事過程或人物言論者。據(jù)學者研究,孔子之前已有"春秋",劉知幾《史通·六家》考之甚詳;孔子之后"春秋"乃有特義,《孟子》與《左傳》《公羊》《穀梁》三傳言之鑿鑿。漢儒視《春秋》為六經(jīng)之一,以為其中有圣人之筆,既富經(jīng)義,復為私家修史之濫觴[2]60。

那么,"春秋"記史的初始狀況如何呢?

史載:"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quot;②所以《墨子·明鬼下》曾經(jīng)引列國《春秋》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等語。其所謂"春秋"實系通名而非專指某一部書,因此,周有周的《春秋》,燕有燕的《春秋》,宋有宋的《春秋》,齊有齊的《春秋》,"春秋"只是各國史記的通名;這與其后的孟子能分別晉史為《乘》、楚史為《禱杌》、魯史為《春秋》,顯然大異其趣。有意思的是,墨子每引完一國春秋,必言"諸侯傳而語之曰"如何如何,這正與春秋時代各國史官間的"赴告"制度相合③。為此,戴晉新先生認為:"墨子為戰(zhàn)國初期人,對‘春秋’一詞的性質(zhì)及其相關制度的了解似較合于古義。"[2]61與此同時,《墨子·非命下》云:"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則墨子所見周不止周、燕、宋、齊四國春秋而已,墨子既號稱見過百國春秋,能考商、周、虞、夏之記,又引述周、燕、宋、齊春秋所載故事,自是"習于春秋"④之人,其述事以周宣王殺杜伯為最早者,謂其事"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⑤,可見周之《春秋》所記事當在周宣王或其前不太久之時。西周后期,各諸侯國勢力開始趨于

強盛,漸從周王朝的卵翼下獨立出來,國史開始編撰正適應了春秋戰(zhàn)國政治發(fā)展的需要[2]62-63,并從史學層面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第一歷史鏈--—華夏民族多元的歷史態(tài)勢。

華夏民族在從多元走向一體中,從秦入漢,歷史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⑥的《史記》,呈現(xiàn)了華夏民族的"一體"轉(zhuǎn)化為漢民族"大一統(tǒng)"的歷史大圖景。

從《春秋》到《史記》,是中華民族走出多元"藩籬"的壯舉。

二.司馬遷的《史記》榫接了《春秋》的史學傳統(tǒng)

《史記》榫接《春秋》的史學傳統(tǒng),一是得益于家教。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命子遷》中曾語重心長地執(zhí)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xù)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①

司馬談是一個學者,學富五車,做了漢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時星歷,搜集、保存典籍文獻,還職掌記錄,通稱太史公。這一職位可說是武帝為司馬談"量身定制"的。司馬談責任心極強,在臨死時,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哭著囑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馬談希望司馬遷能在他死后繼承他的事業(yè),不要忘記撰寫史書,說這是"大孝"。他認為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間,諸侯兼并,史記斷絕,當今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義士,此等事跡作為一名太史不能盡到寫作職責,內(nèi)心十分惶懼不安。所以,他熱切希望司馬遷能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②。

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多次提到其父司馬談教導他學習《春秋》的事情: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幼浜笾劣诮裎灏贇q,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余聞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洞呵铩凡缮瀑H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眾所周知,家教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家教所包含的家風亦稱門風或父風,是一家或一族歷經(jīng)世代沉淀、承繼和發(fā)展所形成的獨特穩(wěn)定持久的風氣、風格和風尚。它以生活經(jīng)驗、實踐智慧或價值理念等形式蘊含于家訓、家規(guī)、家譜等典籍載體中,又以實踐工具理性滲透于家庭成員的價值取向、觀念道德、行為準則和人生態(tài)度之中。它扎根于民間和家庭,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社會根基。千百年來,無論是帝王將相、先哲名人,還是普通百姓,都有著獨特的家風家教。中國傳統(tǒng)家教最重要的是基于"家國天下""家國同構(gòu)"的文化根源,它極為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教導子嗣一方面要立愛國之志、成報國之才,如《晏子春秋·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所言"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就體現(xiàn)出對愛國與否有明確的價值判斷與強烈的好惡情感[3]。另外,"中國人講家教、家風、家道,我們講的‘家’是一個很大的‘家’。如果在西周的時候談‘家’的概念,那時所謂的‘家’不是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稱之為‘家’,有名有姓的才能稱‘家’,都是貴族。早期的‘家’是貴族,他們有一種責任感,他們對國家、社會、政治、經(jīng)濟都有一種責任感"[4]。所以

《史記》能榫接《春秋》的史學傳統(tǒng),足見身為太史公司馬談的家教,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妒酚洝烽窘印洞呵铩返氖穼W傳統(tǒng),二是得益于社會的共識。以《春秋》為治國的指導思想,早在漢武帝表彰五經(jīng)之前就已成為朝野的共識。漢景帝時,胡毋生③因治《公羊春秋》被立為博士。師從胡毋生的儒生公孫弘因"學《春秋》"④,武帝時擔任了丞相,從而開創(chuàng)漢家以布衣任丞相進而封侯的先例?？梢姷搅怂抉R遷生活的時代,以《春秋》為政已成為時代的風尚。司馬遷對漢代傳習《春秋》的情況多有著錄?！妒酚洝と辶至袀鳌吩?"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yè),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蕽h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谷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在這一背景下,當司馬遷為《史記》尋找理論工具時以《春秋》為理論觀照是必然的。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不僅以《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三家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而且他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還說:"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可見,秦漢以前依《春秋》體例甚至以《春秋》為名的書均在司馬遷的學術(shù)視野之內(nèi)。所以,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云:"司馬遷據(jù)《左氏》《國語》,采《世本》《戰(zhàn)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后事,訖于天漢。"[5]95

《春秋》對《史記》的理論觀照分"文"與"事"兩個方面,即今文與古文之分。在漢代,《公羊春秋》最早被立為官學,《谷梁春秋》次之,《左氏春秋》殿后,其中,《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為今文,《左氏春秋》為古文。所謂文,是指寓于《春秋》中的微言大義;所謂事,是指詳細解說《春秋》記事的本末和緣由。清人唐晏云:"夫《春秋》,孔子所以紀變之書也。春秋以前,堯、舜、殷、周,大異乎春秋也。春秋以后,七雄爭王,亦異乎春秋也。而其致變之樞,則在春秋之代。故孔子作《春秋》,上起自隱,下逮乎哀。即一部《春秋》,而已首末不同矣。故世無《春秋》,則后世不解三王之天下何由以成為戰(zhàn)國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本義也。然而孟子之說《春秋》也,分其事、其文二者。蓋事者,當時之事,如《左氏傳》,所載是也:其文,《春秋》所書是也。故公、谷二家所傳者其文,而左氏所傳者其事。此固了然可辨者。自后人不善讀之,以三傳并列,而文、事不分。自后人以《春秋》義例竄入《左氏》,而文與事大亂矣。"[6]在此,孟子認為,與事相比,《春秋》之文更值得重視?！睹献印る墓隆吩?"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洞呵铩?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蹲⑹琛吩?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鬃討终浪鞙?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詠y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此意正是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所說的,孟子"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文與事作為《春秋》的兩面,以《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最富有代表性,反映到《史記》中則表現(xiàn)為《公羊春秋》觀照了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的理論,《左氏春秋》為《史記》提供了豐富的史述資料。而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①這里所說的《春秋》既包括今文,也包括古文,同時兼顧這兩個方面,是因為文與事均已榫接并融入為《史記》之中了[5]96。

三.司馬遷的《史記》鳥瞰了從五帝到漢武帝二三千年的歷史

從《春秋》到《史記》,司馬遷對中華民族從五帝到漢武帝二三千年的歷史作了一次整體、宏觀的鳥瞰。

司馬遷的一生處于中華民族第一歷史鏈--—華夏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并轉(zhuǎn)向榫接第二歷史鏈--—漢民族的千年變局的大時代。這正是張騫通西域,衛(wèi)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漢王朝國勢強大、經(jīng)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期。

司馬遷少年時代就"耕牧河山之陽"②,10歲開始"讀萬卷書",《周易》《尚書》《國語》等,無不在學習之內(nèi),后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向大儒孔安國、老博士伏生學習。他20歲從長安出發(fā)開始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田野考察。在"行萬里路"中,其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qū),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他25歲時出使西南夷,以使者監(jiān)軍的身份,足跡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對司馬遷來說,"行萬里路"為其日后寫《史記》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①。

這次"行萬里路"不久,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行萬里路",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

23~24歲,侍從武帝巡視至雍,祭祀五帝。之后去了山西、陜西、寧夏一帶。

25歲,出使四川、云南。

26歲,侍從武帝巡視山東、河南、內(nèi)蒙一些地方。

27歲,游山東、河南。

28歲,隨漢武帝游鼎湖,至甘泉。

34歲,侍從漢武帝至泰山,又至海邊,自碣石至遼西。又經(jīng)北邊、九原(今包頭市西),5月回到甘泉。

35歲,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shù)民族,設置五郡。

36歲,漢武帝入泰山封禪,太史公司馬談隨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陽)而病危。司馬遷自西南歸,見父于周南。談臨終囑司馬遷繼孔子而續(xù)《春秋》。

37歲,隨漢武帝到緱氏(今河南偃師),又到東萊。4月,黃河決口,司馬遷從武帝至濮陽瓠子決口處,與群臣從官負薪塞黃河決口②。

司馬遷正是在那個大變局、大發(fā)展的時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中華民族從五帝到漢武帝的二三千年歷史作了一次整體、宏觀的鳥瞰,鮮活而形象地呈現(xiàn)、展示了中華民族第一歷史鏈--—華夏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并轉(zhuǎn)向榫接第二歷史鏈--—漢民族千年變局的大歷史。

從《春秋》到《史記》,是中華民族史研究走出藩籬的壯舉,由此我們可從更寬廣的視角來觀察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進程。在對中華民族從五帝到漢武帝歷史的鳥瞰中,司馬遷撤除了春秋戰(zhàn)國以來"百國春秋"的藩籬,打通了歷史脈絡,創(chuàng)建了紀傳史體的史學范式,使《史記》成了中華民族歷史的集體記憶。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妒酚洝吩短饭珪啡珪?30卷,有十表、八書、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526500字,記載了中國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其中,十表為大事年表,八書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等典章制度,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生平、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最后一篇為自序。全書包羅萬象,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③,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詳實地記錄了這3000多年舉凡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fā)展脈絡和生存狀況。正如東漢人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所評:"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好一個"實錄"!

一是司馬遷提出了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完整圖式。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其上下限,即"上記軒轅,下至于茲"。這不僅涉及史書的起訖、斷限問題,而且別具匠心:以"軒轅"為上限,實則解決了中華民族歷史從何時開始書寫的問題,即中華民族之源頭問題,進而確定了將黃帝作為中華文明的人文初祖。關于下限,定于作者自身所處的時代,意在闡述中華民族史發(fā)展整個過程的連續(xù)性[7]72。

二是《史記》的記事范圍非常廣泛,它不單記載了帝王將相的歷史,如歷代帝王、貴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等,更可貴的是為各階層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作傳,如經(jīng)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策士、說客、游俠、刺客、隱者、醫(yī)者、土豪、商賈、卜者、農(nóng)民、徘優(yōu)、婦女等,包括了許多中下層群眾。尤為難得的是,它還為農(nóng)民起義領袖立傳,把秦末農(nóng)民起義領袖陳勝與商湯和周武王并列:"桀紂失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fā)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fā)難。"①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全貌。

三是《史記》如實記載了當時社會物質(zhì)生活資料發(fā)展的狀態(tài)。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云:"故待農(nóng)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四是司馬遷如實記載了漢初的興盛,如《平準書》中所說:"漢興七十余平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早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凜庚皆滿,而府庫余財貨。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既寫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同時又如實地記載了它的衰敗現(xiàn)象,如"岳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財路衰耗而不贍"②"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國家用竭,海內(nèi)蕭然"③。司馬遷堅持實錄,揭露了當時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是非得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這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史學創(chuàng)舉[8]。

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云:"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危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chuàng)例發(fā)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④正因為有了司馬遷這一鳥瞰式的"實錄",才"有了一種探索式的人物記錄,使中國歷史不再單一,不再荒蕪,不再支離破碎,他讓一個個人物走出煙霧,站立到歷史的核心。他所記錄的人物成了中國人格的集體記憶"。這個鳥瞰"實錄""讓華夏炎黃子孫有了歷史的母本記憶"⑤。

四.《史記》整合了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榫接

司馬遷通過"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論列了中華民族連續(xù)發(fā)展的歷史譜系,完美地整合了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榫接"。

在《史記》中,這個譜系,有本紀形式的呈現(xiàn),如從《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寫到《高祖本紀》,形成一個帝王系列。又如從《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到《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等,形成了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戰(zhàn)國、秦、漢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系列。再如所敘八書,闡述了禮樂、律歷、經(jīng)濟等各種社會制度發(fā)展變化的系列[7]73。正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quán)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總之,不論是從"人物"與朝代的銜接及年代的序列,還是從制度的產(chǎn)生及演變,司馬遷對這一譜系的建構(gòu)表述是完美的,堪稱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榫接的一錘定音。

所以,"司馬遷是中華民族認識自身歷史的偉大先行者和導師,其歷史智慧和歷史撰述將永遠澤及后人"[7]74,澤及整個中華民族。所以,司馬遷所論列的中華民族發(fā)展譜系,得到后世歷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的認同。這種認同所產(chǎn)生的作用和價值,大致反映在以下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史學家們從諸多方面對司馬遷所述中華文明之源的認同,包括其所述源與流之"流"的延續(xù)與發(fā)展。關于對源的認同,主要表現(xiàn)在后世史家撰寫通史或?qū)Ｊ?或起自黃帝,或始于三代。唐人杜佑撰《通典》200卷,分為九門,其敘事亦多起自黃帝。關于對"流"的延續(xù)與發(fā)展,自司馬遷《史記》寫夏、商、周、秦、漢史后,班固撰《漢書》記西漢一朝史事,于是歷代相延,撰本朝史與前朝史者,2000多年間從未中斷,以至于形成了中華民族二十四史"一條龍"[7]75。這"一條龍"多是認同了司馬遷所揭示的中華文明的"源"頭,同時又繼承、延續(xù)了司馬遷所勾勒的中華文明發(fā)展的"流",使華夏民族與第二歷史鏈漢民族完美榫接,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歷史鏈與第二歷史鏈的無縫對接。

第二個層面,史學家們從史學理論上闡發(fā)司馬遷所"描繪"的中華文化之源與流的歷史畫卷。南宋史家鄭樵從"會通之道""會通之義"的理念出發(fā),評論了《史記》對后世的影響[7]76。他在《通志·總序》中指出,孔子和司馬遷是最深諳"會通之義"的史家,其云:

"孔子‘總《詩》《書》《禮》《樂》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之變’。司馬遷‘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jīng)之后,惟有此作’。鄭樵說的‘同天下之文’,是從空間上同時也是從文獻上著眼的;他說的‘極古今之變’,是從時間上亦即歷史進程上著眼的。他論司馬遷,也是強調(diào)了這兩個方面。通觀《總序》全文,鄭樵所謂‘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義’,揭示歷史的聯(lián)系;一是重歷代損益、‘古今之變’,揭示歷史的變化。"[9]

在此,鄭樵強調(diào)司馬遷《史記》"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在揭示中國歷史之源與流方面的貢獻,以及"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的深遠影響,反映出了鄭樵"會通"思想的深刻。此外,關于"通史家風"的論述,清代史家章學誠進一步闡明了鄭樵"會通"思想的史學價值。他評論鄭樵說:

"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jù)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jīng)緯,成一家之言也。"①

章學誠強調(diào)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同時他又贊揚鄭樵具有"別識心裁",繼承"通史家風",故能"自為經(jīng)緯,成一家之言"。這是鄭樵對司馬遷《史記》所揭示的"源"與"流"的最好的繼承與發(fā)展。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描繪的中華民族之源與流的歷史畫卷,所記述的中華民族人文初祖和文化傳承的歷史連續(xù)性,成了整合中華民族第一歷史鏈與第二歷史鏈無縫榫接的如山鐵證[7]76。

五.《史記》勾勒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的大格局

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僅勾勒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族群結(jié)構(gòu),同時也描繪了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在線狀態(tài),向世界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的大格局。

如上所述,司馬遷的《史記》整合了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榫接,從整體上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和格局,與此同時,又如實地描繪了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歷史畫卷?！妒酚洝穼懥恕缎倥袀鳌贰赌显轿举⒘袀鳌贰稏|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分別按地區(qū)寫出北方、南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的民族歷史,如實地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在線狀態(tài),也展示了中國從多民族發(fā)展為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態(tài)勢。

在這種理念下,司馬遷在書寫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時,其歷史眼光從遙遠的過去開始,進而俯視現(xiàn)實。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小序中強調(diào):"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正文中又寫:"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這或許有傳說的成分,但司馬遷力圖從世系衍變和同源共祖的關系來說明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如《史記·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zhuǎn)移。"盡管漢、匈之間有沖突和戰(zhàn)爭,但追溯"先祖",卻是同源。又如,司馬遷在《東越列傳》起首簡要交代了閩越王、東海王的由來,云:"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對勾踐的來歷,司馬遷寫道:"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①這間接說明了東越的來歷,而東越的歷史自然也融會于黃帝以下的世系之中。在《西南夷列傳》中,他強調(diào)了楚之先人曾為周文王師,故封于楚,而秦統(tǒng)一后楚之苗裔尚有"滇王",漢時西南夷中"唯滇復為寵王"。這表明在近千年的歷史發(fā)展中,楚與中原聯(lián)系密切,從而成為西南夷之歷史和現(xiàn)實的重要部分[7]75。可見,司馬遷書寫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十分關注周邊地區(qū)同中原地區(qū)的歷史淵流。

在追溯"先祖"同源的背景下,正如條條江河歸大海,中華民族如"大海",各民族如"條條江河"。從此,中國的民族結(jié)構(gòu),無論何朝何代,2000多年來都是多元一體的族群結(jié)構(gòu)和一體多元的在線狀態(tài),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的大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第二歷史鏈的歷史生態(tài)。今天,當我們追尋司馬遷的思想軌跡和撰述思路時,仍然會深深地感受到他對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恢宏認識和其穿越歷史時空的影響力[7]77。

總之,從《春秋》到《史記》,反映了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無縫對接、榫接相通的歷史面貌與恢宏氣象,從此打通了從華夏民族到漢民族的血脈,而使中華民族"定于一"?！妒酚洝愤@部歷史巨著對中華民族從第一歷史鏈到第二歷史鏈的相連性"一錘定音",不僅在中國史學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歷史根源與深遠的歷史影響,更是中華民族不曾中斷的偉大記錄,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思想淵源在史學上的最突出的彰顯。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云:"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他陳述自己茍活的原因就是完成《史記》這部煌煌大著。這是一個有擔當?shù)臍v史學家的誓言。君子之誓,重過泰山,司馬遷做到了。他給中華民族留下的《史記》就重如泰山,甚至比泰山還要重。

本文來源:《南寧師范大學學報》:http://m.xwlcp.cn/w/qk/258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