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威實用主義的建構方法——中州學刊

眾所周知，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的西方哲學傳統(tǒng)在對事物和知識追根溯源的過程中相當注重方法的研究。對事物認識的結論固然重要，但它會隨著人們的認識過程或者認識視角的不同而發(fā)生改變，而方法卻不同，它既不那么容易變化，也不可缺失。因為認識結果的得出必須依靠一定的方法才行。即使是受到現(xiàn)代哲學深刻批判的近代哲學，雖然高度崇尚理性，但是在對人類認知能力和過程的考察中也強烈地倚重方法，我們有關外在客觀對象的認識和判斷都必須是我們主體在一定的規(guī)則和方法所約定的程序中通達的。換言之，客體或認知對象要通過我們的認知方法來定義和明確，只有符合我們認知方法所設定條件的材料與認知主體遭遇，才能成為我們的認知對象。作為美國精神的支柱，杜威實用主義體現(xiàn)了美國黃金時代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重視實際行動的積極建構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反對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主客二元分離的觀念，因為，所謂主體與客體在分離狀態(tài)中不存在獨立的認知和被認知的意義，而且，一切認知方法本身也和我們的認知目的、達到這種目的的社會實踐密切相聯(lián)。人們通過實踐經驗來達到并深入到自然世界，并改造自然以成就理想，從而充實和擴展著生活與實踐所在的世界的意義，在現(xiàn)實的世界中實現(xiàn)作為主體的人類心靈中的精神價值。
站在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的立場上，杜威把知識本身當做是一種工具，而不是近代認識論所認為的一個確定的目標。杜威認為，在對各種知識的探尋過程中，人們運用各種不同的經驗方法，如實驗方法、起源方法、邏輯探究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經驗構造方法，即建構方法，它們一起構成了杜威哲學思想中的方法論圖景，彌補了其辯證法的缺失。作為主體在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環(huán)境中積極建構知識和經驗的手段，建構方法是我們由以獲取從而實現(xiàn)各種政治的、社會倫理的、教育心理的和宗教的等諸方面圓滿經驗的方法。作為實現(xiàn)一定目的的手段，建構方法的價值和有效性就由其給我們帶來的結果來評判，而不是根據某種先驗性的理性和先在的前提條件。在杜威看來，遵循“懷疑——探究——發(fā)現(xiàn)”這個經驗操作程序的建構過程不僅在我們的心靈上，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實踐行動上是反復不斷地進行著的，建構方法是其中不斷形成新的假設，并積極地推動人們逐漸達到理想目標的一種探究邏輯。
一、杜威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及其建構性
“方法至上”是杜威在其名著《確定性的尋找》中一章的標題。如果說杜威為實用主義奠基的哲學基礎在于新經驗理論，在于對傳統(tǒng)哲學的經驗的成功改造，那么，與這個新經驗觀如影隨形的就是方法，因為，強調實際行動始終是杜威和實用主義的核心立場，也是其能夠成為并體現(xiàn)美國精神的支柱。而在對目標的實現(xiàn)過程中，杜威尤其強調方法的重要性，在人反思的行動中，方法始終是心理對刺激做出有效反應的前提條件，也是人理智的體現(xiàn)。毫無疑問，杜威對方法論的重視是對英美經驗主義傳統(tǒng)的繼承，但更是現(xiàn)代哲學家、思想家具有現(xiàn)代科學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杜威哲學的方法論中，有許多方法，譬如被胡適歸納為五步法的邏輯探究方法，還有發(fā)生學方法或稱為起源方法，即對事物進行時間上的逆向追溯、起源性的歷史考察其發(fā)生過程，也有人從生物學角度稱之為發(fā)生學方法。“五步法”的重要性不必說，起源方法在杜威看來是19世紀下半葉的一項主要科學成就，這表現(xiàn)出杜威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杜威試圖基于現(xiàn)實狀況追蹤歷史，以當下的情境問題為背景追溯事物的過去，而不是停留于簡單地記錄事物是如何在時間的過程中產生、發(fā)展直到當前狀況的清單。換言之，考察過去的動機和方式，思考角度都源出于當下的現(xiàn)實問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杜威思想中少有的歷史主義維度，這當然不再只是達爾文的實證性方法，而是與杜威的經驗方法相結合并得到改造和思想提升了的一種方法。
這里之所以比較詳細地談到杜威的起源方法，是因為在杜威的方法論圖表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方法與它形成了辯證性的關系，那就是建構方法——重要但卻常被人們所忽視的一種經驗建構的方法。建構方法對于我們完整地理解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心理學思想的真諦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幫助我們澄清和消除自然主義者桑塔亞納以及包括存在哲學論者在內的一些現(xiàn)代哲學家對杜威和實用主義的普遍誤解。
杜威的哲學批判和思想歷程到處都有起源方法和建構方法的運用。在杜威一生中，他的哲學思想、心理學、教育觀、社會政治思想隨著不同時間不同現(xiàn)實問題的出現(xiàn)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變化，雖然這些變化與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相比不是特別明顯和突出，但是，在方法論上來說，如他自己所承認的那樣，在前期他關注面向經驗的科學探究的邏輯與方法，到后期則更多地關注人類社會和文化如何建構的問題。而連接杜威思想中這兩個階段的紐帶可以說就是杜威自己包括建構方法在內的“方法至上”的原則，這體現(xiàn)在他對科學實驗方法的推崇上，體現(xiàn)在他面對人類美好生活而為工具和手段進行哲學辯護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上。他認為，科學的方法是一種真正的經驗方法，這不僅是由于科學的輝煌成就對人類的社會和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還在于，科學方法的具體操作，作為一種工具貼近杜威的經驗理論的內涵。作為實用主義奠基者，他要把這個方法的生命力和價值張揚出來，擴展到他后期高度關注的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建構中，主張在文化重建中實現(xiàn)各種經驗的圓滿。
我們知道，胡適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為杜威的學生，他主張在改造中國現(xiàn)狀的問題上多研究些方法，少談主義。拋開他受到批評的政治立場來說，他對改變中國落后面貌所持注重方法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也有深厚的重視行動實踐的思想淵源，這也是杜威喜歡中國的原因之一。杜威不僅對當時的中國遭遇持有同情，而且極力宣揚行動改造以及采取正確的行動方法的思想，按照胡適所說，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于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不僅胡適如此，中國共產黨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也認同方法的重要性，并不反對方法本身。李大釗在其反駁胡適的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中說，我們應該結合理論與方法改造世界，而不是割裂開來。雖然他們爭論的焦點不在于純粹的哲學理論問題，但是，在他們?yōu)樽约旱恼沃鲝堖M行辯護時，方法仍然不是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