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史百家雜鈔》的文體學貢獻

曾國藩以前，文體類分的標準從未真正統(tǒng)一在文體的功能性質上。魏曹丕《典論·論文》，將文章歸為四科八體，分類尚不細致，主要對八種文體的語言風格作出要求。晉陸機《文賦》將文體分類擴到十類，分別敘說文體的風格特征，僅夾雜對文體功能的初步認識，如詩“緣情”、賦“體物”等。稍后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從現存片段佚文見出它主要論列了11類文體的歷史演變、發(fā)展趨勢。齊劉勰《文心雕龍》將文體分為34類，首次以語言形式上的有韻、無韻將文章分為文、筆兩大類，兩大類下則劃分標準不再統(tǒng)一。梁昭明《文選》將文體分為37類，但未交代分類標準。之后，文體分類日趨繁細，分類標準凌雜多樣。至清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分類較簡單清晰，且主要以功用為立類標準，但分類標準亦未統(tǒng)一在功用上。

至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出，劃分標準才真正歸為功用一種。從曾氏為《雜鈔》所作《序例》，我們看到他較清晰的文體學思考。他先將所有曾出現的文體一一研究，發(fā)現根本區(qū)別在于功用不同，如古文體所謂誥、詔、諭、令、教、敕、璽書、檄、策命等體功用一致即“上告下”，故以詔令類統(tǒng)括為一類等。曾氏還別出心裁地發(fā)掘祭文、吊文、哀辭、誄、告祭、祝文、愿文、招魂等體共同的“人告于鬼神”之功用，別為哀祭類，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依此法，以功用為標準歸納其他文類。姚鼐分類止于此，曾氏則難能可貴地更進一步研究這些大類，借鑒前人、時人分門的方法將11文類分門，且分門時堅持功用標準。如以詔令、奏議、書牘、哀祭類具有共同的“告”之功用而歸于告語門；以傳志、敘記、典志、雜記類具有共同的記載功用而歸為記載門；以論著、詞賦、序跋類皆具有共同的“著作”功能而歸于著述門。需要特別論述的是，曾氏以“為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和自我著作為標準將著述門分為兩大類，然后在自我著作中以有韻、無韻為標準分出詞賦和論著類，表面看來依據的是語言形式的押韻與否。仔細分析，曾氏論著類所括論、辨、議、說、解、原等皆為議論性文體，詞賦類所括賦、辭、騷、七、頌、贊、歌等皆為抒情性文體。雖然曾氏本人受時代的局限沒有看到這一層而仍以古人詞語來表達其分類標準，實際上執(zhí)行的已等同于今天文學作品內部的功能性質標準，論著和詞賦類分別對應今天議論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所以，曾氏在著述門內部的兩次再分類依然貫徹執(zhí)行了功能標準。

從上我們見出曾氏研究文體的清晰思路：先各個分析研究，然后采用歸納法分門別類，表述的時候使用演繹法。這樣使得分類標準清晰，分類條理化。請看《經史百家雜鈔·序例》中一段原文：

著述門 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紅范》、《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

序跋類……[5]

從曾氏表述的順序看，則一切更加明晰。曾氏依據功用的不同將文體別為三門：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功用分別是著作、告、記。然后，在三門內依據功能的小差異分類，如在告語門內因“告”的主體與受體不同區(qū)分為四類等。最后，在每類下列所包括的小文體。在列小文體時，先挖經掘史，指出該類文體之源，然后列后世相應文體，始末兼?zhèn)?，歸納力求詳盡。由此更加清晰見出曾氏一以貫之的文體類分的功用標準及其文體學意識。

現當代文體學非常重視文章功能性質的區(qū)別，形成了專門的功能文體學。曾氏對于文體分類標準的功用堅持使其文體分類具有了現代性，對現當代文體類分標準的確立不無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