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辰翁與江西詩派的親和與背離

有宋一代，江西為人文薈萃之地，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江西作家勇于創(chuàng)新，敢為天下先。朱熹云：“江西士風(fēng)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盵9]特別是黃庭堅在名家林立的詩壇另立門戶，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在“立意”的前提下，于用事、造句、謀篇上發(fā)展了自己的一套理論被尊為江西詩派的開創(chuàng)人。江西派詩人論詩喜歡奇險艱澀，以生新造奇為能事。黃庭堅二首《贈高子勉》詩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主張：“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他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后人。”“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后，百年風(fēng)轉(zhuǎn)蓬科?！盵10]劉辰翁一生都在江西度過，受江西詩派的濡染涵泳最深，這對劉辰翁尚新求奇的文學(xué)觀和創(chuàng)作上造意奇崛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劉辰翁談詩論藝喜言奇，他認為奇崛之氣新人耳目、振奮人心。在他的理解中，“奇”有著美或好的基本內(nèi)涵，他的這種思想在《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中有鮮明地表現(xiàn)：“吾之于古有不然，不然于眾人之所然。”[11]其《虛舟記》稱贊羅士俊“出語英妙，有奇氣”。[12]《趙信之詩序》稱其詩歌“用意奇崛”。[13]《泰和胡氏族譜》高度肯定了胡文可其人其文：“其人狷狹多奇，尤喜賦新句，觀其志，要有所樹立，不欲茍附借于人”。[14]《心田記》熱情地肯定了章貴安，他說：“新安章貴安……，氣概偉然，其文浩蕩奇崛，詩又深古，多興托，……，皆吾所不敢望?！盵15]劉辰翁之所以最先評點李賀詩，一個關(guān)鍵的因素就是李賀詩獨特奇崛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若眼前語，眾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歟。”[16]（《評李長吉詩》）在《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中，劉辰翁評點了130多首李賀詩，批以“奇怪”、“奇雋”、“渾渾語奇”、“奇語”、“甚奇”、“奇異”、“峭異”、“奇崛”、“奇絕”、“凡語轉(zhuǎn)奇”、“不隨人后”、“獨取不經(jīng)人道者”、“字字不隨人后”等評語的共有30多處。在對其他作家的詩歌評語中，也經(jīng)常使用“奇”這一術(shù)語，體現(xiàn)出他賞新奇、重變化的文學(xué)觀念。與江西派詩人詩論不同的是，劉辰翁則認為這種奇來自于對自然界中陰陽變化的哲學(xué)認識：

陰陽之氣行乎山川，與日月合。其變化詭特，起伏盤礴，……游于萬物之表，則不足以識其奇而以為怪。[17]（《靈威廟記》）

可見，劉辰翁所謂的奇崛，并非故意于艱澀其心，怪誕其貌，而是出于淋漓盡致地表情達意的需要，是“莫非理勢之自然”[18]（《龍須禪寺記》）的必然結(jié)果。他在《答劉伯英書》中，明確地批評了劉伯英為文有意好奇而趨于怪異的不良傾向，他以書法為例，作了解釋和說明：

自書學(xué)以來，鐘、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為，于字體則謬，于經(jīng)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 [19]

他認為獨特的風(fēng)貌不在于刻意為求奇，而應(yīng)以明白自然地表達真情感受作為創(chuàng)作的根本。故他又說：“文章之髓豈在險艱，吶吶而又不能道，豈不亦可笑哉！” [20]（《題王生學(xué)詩》）

江西派詩人論詩強調(diào)“無一字無來處”，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云：“自作語最難，老杜做詩，退之做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文者，正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盵21]對此劉辰翁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于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盵22] 劉辰翁認為江西派詩人的不足就是缺少性情，“趨晚唐者乏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盵23]劉辰翁崇尚真情，主張文學(xué)應(yīng)真率自然，反對矯情偽飾，他在《古愚銘》與《曾季章家集序》中說：

凡今之人，日詐而已。色莊吐納，形垢文泚。咨爾后嗣，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貴情真。 [24]

《詩》自小夫賤隸，興寄深厚，后來作者，必不能及。 [25]（《曾季章家集序》）

在劉辰翁看來，《詩經(jīng)》中的民歌盡管出自小夫賤隸，但感情真率，任性而為，讀者見到的是一顆誠實之心。小夫賤隸雖然文化修養(yǎng)上比不上士大夫，但他們的詩歌具有藝術(shù)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內(nèi)師其心而外道真情。為文而造情，裝腔作勢的“色莊吐納”而“形垢文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劉辰翁很是看重那些“竭人情之所欲言，窮事勢之所必至”[26]（《答劉英伯書》）的自然之作。

江西派詩人深受杜甫苦吟和煉字的影響，如黃庭堅“專以補綴奇字”為務(wù)，陳師道閉門索句，永嘉四靈、江湖詩人以賈島、姚和為師法對象，更加注重對字句的錘煉。對此，劉辰翁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詩無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謠，如天籟，歌哭一耳，雖極疏憨樸野，至理礙詞褻，而識者常有以得其情焉?！G軻、項羽臨歧決絕之辭，出于不擇；《大風(fēng)》之歌，一發(fā)有英氣，比《秋風(fēng)》視草遠矣。彼旬鍛月煉，豈復(fù)有當日興趣萬一哉！[27]（《歐陽甥植詩序》）

不事雕琢的即事之作，雖然“疏憨樸野”、“理礙詞褻”，但這僅是白壁微瑕，不妨礙其整體之美。荊軻、項羽、劉邦的文學(xué)修養(yǎng)遠遠不及漢武帝劉徹，但劉邦的《大風(fēng)歌》，要高于漢武帝劉徹的《秋風(fēng)辭》，原因就在于《大風(fēng)歌》出于無心，韻致天成，天真本色而興致宛然；《秋風(fēng)辭》有人工雕琢的痕跡，并非是真情的自然噴發(fā)，因詩情缺乏興寄，故情致品格落于下風(fēng)?！氨搜懺聼挘M復(fù)有當日興趣萬一哉！”“文猶樂也，若累字換句，讀之如斷弦失譜，或急不暇舂容，或緩不得收斂，胸中嘗有咽咽不自喧者，何為聽之哉！”[28]（《答劉英伯書》）劉辰翁論詩提倡不用雕琢，不贊成那些以學(xué)問為詩而缺乏真實情感的非自然之作；對人工雕飾之作，他也提出了批評和忠告。

江西派詩人提出的“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核心是讓人模仿古人，如惠洪所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29]劉辰翁對此不以為然，說：“俗矣！即同言同意，愈近愈不近，詩至是難言耳?！盵30]（《陳生詩序》）劉辰翁認為詩人只有增加人生閱歷，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才會源源不斷?！白x書外大有事，古人為學(xué)，自孝悌日用、賓客應(yīng)對，以至山川離合、戰(zhàn)功次第、古今勝敗、風(fēng)云變態(tài)、日星度數(shù)、閭里興廢，燦然如在其目，其閑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fā)憤，至或求異代陳跡、戰(zhàn)場故壘、荒丘亡國……其躊躇仿佛，收拾形勢，想其胸次，如劍干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騁?！盵31]（《極高明樓記》）

對江西派詩人的“以文為詩”，劉克莊曾提出過尖銳地批評：“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注，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言，多至萬首，要皆經(jīng)義，策論之有韻耳，非詩也?！盵32]劉辰翁對這些破體現(xiàn)象持圓觀通變態(tài)度的，在《簡齋詩集序》曾高度評價王安石詩歌：“荊公妥帖排奡，時出經(jīng)史，然體格如一。”他肯定宋詩另辟蹊徑，改變唐詩的創(chuàng)新作法，認為宋人的以文入詩，形成了有別于唐詩、屬于自己的風(fēng)神面目和氣象風(fēng)味，提高了詩的格調(diào)，擴大了詩歌的表現(xiàn)手法和表現(xiàn)范圍，文人之詩高于詩人之詩，文人可兼作詩人，而詩人不得兼作文人。他曾經(jīng)高度評價老杜以散文筆法入詩所取得的藝術(shù)成就，如明正德四年云根書屋刻本《須溪批點選注杜工部詩》卷十九批《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子美以詩為散語，故意多詞促，此序引張顛草書，隱映頗達情態(tài)，非公不聞此妙?！痹凇囤w仲仁詩序》中，他比較了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

后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適在此也?！娜思嬖姡姴患嫖囊?。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fù)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豈不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而其施于文也亦復(fù)恐泥，則亦可以眷然而憫哉。[33] 

在此，劉辰翁對劉克莊批評“以文為詩”的觀點提出質(zhì)疑，他認為詩中無文是詩的缺陷，詩有時需靠散文的語言來表達詩所不能表達的思想，“以文為詩”最具表現(xiàn)力，開創(chuàng)了詩歌藝術(shù)的新領(lǐng)域。文人之詩以古文為根基，能夠兼擅古近體詩，更利于自由充分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這樣可使文學(xué)有廣闊的發(fā)展空間，韓愈、蘇軾之詩之所以能夠“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就在于他們以文為詩。而詩人之詩則局限于對仗、格律，約束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抒發(fā)。可見，如果只知詩人之詩為詩，而不知文人之詩也是詩，那是目光短淺的傳統(tǒng)偏見，它會把詩歌引向“局局焉、靡靡焉”的逼仄之地，而無法獲得新的發(fā)展。以文入詩，就意味著是一種創(chuàng)造或革新，不同文體的融合，往往會給文體帶來新的生命力，促進了文學(xué)形式和布局的變化，使文學(xué)史保持在不斷革新、不斷改造的自我生產(chǎn)狀態(tài)中。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名家名篇，往往破體，而文體亦因以恢弘焉。”[34]“詩文相亂云云，尤皮相之談。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詞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35]錢鐘書對劉辰翁的評點不甚滿意，說“南宋劉辰翁評詩，尋章摘句，小道恐泥”，但對《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所表現(xiàn)出的推崇文人之詩和強調(diào)文對詩的積極影響卻十分稱賞。劉辰翁論以文為詩，不同于《后山詩話》等死守疆域，持比較通脫的態(tài)度，因此錢鐘書說其“頗能眼光出牛背上”。[36]

劉辰翁對以文入詩的認識，在唐宋詩之爭中率先填補了唐宋詩的藝術(shù)鴻溝，也得到了后人的積極響應(yīng)，其子劉將孫在《從孫千林小草序》中曾說：“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以詩若文進者眾矣?！盵37]  

劉辰翁對唐宋諸家詩歌的評點，尊唐而不貶宋，他批評本朝詩“趨晚唐者乏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38](《宋貞士羅滄洲先生詩序》)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艱險詩風(fēng)，他認為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情實感：“柳子厚、黃魯直說文最上，行文最澀。”[39](《答劉英伯書》)對晚唐體和江湖詩派，他認為二者之失在于過分地“和易如流”與“不可莊語”，“詩至晚唐已厭，及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不可莊語，而學(xué)問為無用也?！盵40]在創(chuàng)作中，他以晚唐、江湖為鑒，“盡掃江湖晚唐錮習(xí)之陋”。[41]從劉辰翁的詩學(xué)觀念和主張中可以認為他是對唐宋詩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做了調(diào)和與包容，他在終止江西派詩風(fēng)的同時，也為詩歌的健康發(fā)展指出了向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