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文學(xué)論文

　　一、蘇北佬,又一個“摩菲斯特”

　　和從小生長在“漢口河南棚子”的七哥一樣,來自于蘇北鄉(xiāng)下的田水生也出身于社會底層,這對一窮二白的大學(xué)同窗稱得上是難兄難弟。七哥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間脫胎換骨成為團省委的干部,靠的是做了高官的東床快婿,而田水生能夠上位,靠的不是裙帶關(guān)系,而是文筆和心計。文采飛揚的蘇北佬通過寫新聞報道吹捧公社書記從而被推薦上了北京大學(xué),并在入學(xué)之前入了黨,順理成章地一入學(xué)就當(dāng)上了班上黨支部的宣傳委員。除了深諳溜須拍馬之道,蘇北佬還很會演戲作秀。通過炮制出他作為才貌雙全的天之驕子,卻對追求他的高干千金們無動于衷,反而是對瀕臨死亡的女清潔工生死相隨的感人事跡,田水生迅速竄紅,晉身為道德楷模。再后來,當(dāng)被七哥識破了廬山真面目,他甚至扮演起《浮士德》中“摩菲斯特”的角色,通過對七哥進行“憶苦思甜”“痛訴血淚史”式的誘導(dǎo),將我本善良的七哥毒害成又一個“拉斯蒂涅”。日后七哥能為了權(quán)力和地位,毫不猶豫地拋棄美麗的未婚妻,轉(zhuǎn)而熱烈追求青春不再并早已喪失生育能力的高干千金,固然和他慘痛的童年經(jīng)驗密切相關(guān),但蘇北佬當(dāng)日的“金玉良言”也是不可忽視的催化劑。盡管蘇北佬在小說中出場并不多,但卻對七哥的人生觀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如果要把寡情薄幸、野心勃勃的七哥綁赴道德法庭,那么蘇北佬這個教唆犯更應(yīng)被審判。

　　二、蘇北佬,被妖魔化的替罪羔羊

　　不過蘇北佬的粉墨登場,其意義并不局限于使七哥的“大徹大悟”更顯順理成章、合乎邏輯。如果把蘇北佬僅僅理解為誘人入歧途的“摩菲斯特”,將大大降低人物的認識價值和偏離作者的寫作意圖。仔細分析蘇北佬的姓名(綽號)和籍貫,會發(fā)現(xiàn)其中另有乾坤。

　　雖然七哥才是男一號,但直到曲終人散,讀者依然不知其究竟姓甚名誰;相反,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的蘇北佬卻是個有名有姓的主,大號“田水生”。不僅有名有姓,而且“田水生”這個名字還相當(dāng)文雅、秀氣,非常符合人物農(nóng)家子弟的家庭出身,能指與所指之間搭配得天衣無縫。不難看出,設(shè)計“田水生”這個名字,作者是經(jīng)過精心考慮的。不過,作者一方面精心設(shè)計出如此文雅、貼切的名字,另一方面在指稱田水生時卻并沒有使用,而是自始至終稱其為“蘇北佬”——用其籍貫“蘇北”這種最簡單、最平常的方式來標(biāo)記、來命名,而且還要加一個“佬”字。眾所周知,不管是哪里的風(fēng)俗習(xí)慣,只要在后面加上個“佬”字,都是對他人的蔑稱。既然如此,為什么作者偏偏選擇舍棄文雅貼切、精心設(shè)計的“田水生”,而采用平淡無奇甚至還帶幾分粗鄙色彩的“蘇北佬”?

　　由“蘇北佬”這個綽號自然而然引出了田水生的籍貫——蘇北?！疤K北佬”“蘇北佬”“蘇北佬”……小說對田水生籍貫的反復(fù)再現(xiàn),讓讀者在記住其種種丑態(tài)的同時,更記住了“蘇北”這個他成長的地方。但問題是,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狼子野心的田水生為何偏偏會是蘇北人?既然七哥和田水生相逢在北京,為什么不把田水生干脆就設(shè)計成北京人?或是河北人、湖北人、陜北人、東北人、西北人……為什么非要是蘇北不可?難道僅僅是巧合?

　　這兩個問題都有同一個關(guān)鍵詞——蘇北。顯而易見,如果能對蘇北的社會歷史背景有所了解,不僅問題能迎刃而解,而且對蘇北佬的人物形象乃至對方方的敘述態(tài)度也會有更深層的認識。

　　何謂蘇北及蘇北人歷來眾說紛紜。上海師范大學(xué)研究生蔡亮在其碩士學(xué)位論文《近代閘北的蘇北人(1900-1949)》中指出:“提及蘇北(或江北),歷來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上而言,蘇北包括江蘇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廣大地區(qū),北至豐縣、沛縣、蕭縣(今屬安徽省宿州市)與魯、豫、皖接壤,南達南通及崇明島,包括南通、崇明、儀征、泰縣、泗陽、東海、豐縣、宿遷、六合、海門、泰興、高郵、東臺、漣水、灌云、沛縣、鋼山、江浦、啟東、靖江、寶應(yīng)、淮安、鹽城、贛榆、蕭縣、睢寧、如皋、江都、興化、淮陰、阜寧、沭陽、碭山、沛縣在內(nèi)的34縣。狹義上而言,則指的是江蘇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及北岸周邊的地帶,泛指今江蘇揚州、泰州、南通、鹽城、淮安、宿遷南部一帶。本文的研究視點是廣義上的蘇北?！雹?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很明顯,蔡亮實際上認為蘇北在地理方位上或者說在行政區(qū)域上是有明確所指的,只不過范圍有大有小而已。而美籍學(xué)者韓起瀾的觀點與蔡亮有所不同,韓起瀾在《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對蘇北及蘇北人是這樣認識的:“蘇北并不是一種有著明確劃界的行政建構(gòu)。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縣,它是一個不存在始終如一定義的地區(qū),很像美國的阿巴拉契亞山區(qū)。”③ “蘇北人這個概念由于源于移民格局,因而實際先于有地名曰蘇北之信念而存在。蘇北人極有可能是一種標(biāo)簽,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一旦蘇北人作為一個集團而存在,蘇北作為一個地方的理念便產(chǎn)生出來,以界定他們的原籍。如果說蘇北被界定為一個地方主要是為描述移民人口,那么,地域只是含糊地界定,在某些方面對定義滿不在乎,用一連串往往是矛盾的標(biāo)準(zhǔn)來界定蘇北,或者,蘇北甚至可以包括安徽或山東的一些地區(qū),這一切就不足為怪了?！雹?韓起瀾對蘇北及蘇北人的界定是一種文化上的寬泛界定而不是地圖上一一對應(yīng)的實指,這和他發(fā)現(xiàn)蘇北和方言使用區(qū)以及地域文化圈三者并不能重合有關(guān)——“然而,地理不是用來界定蘇北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語言同樣重要,也同樣難以捉摸”⑤,“除了地理和語言以外,文化是經(jīng)常被用來界定蘇北的第三個標(biāo)準(zhǔn),多種多樣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了江南/蘇北分野的模糊性以及江蘇北部的多樣性”。蔡亮和韓起瀾兩人的視角有所不同,筆者更愿意把兩人的觀點結(jié)合起來。套用修辭學(xué)上的術(shù)語,筆者將蔡亮的“地理蘇北”理解為蘇北的本義,而把韓起瀾眼中的“文化蘇北”理解成蘇北的引申義。而在上海民眾心目中,“蘇北人”一般泛指來自長江以北,特別是因為逃荒、“跑反”而來到上海及江南地區(qū)討生活的社會底層人士,尤以江蘇北部的人士為主。

　　身無分文的經(jīng)濟狀況、低三下四的職業(yè)身份、拗口難懂的江北方音等因素使他們在上海這個花花世界中常被貶斥為“蘇北佬”“江北佬”乃至是“江北豬玀”。蘇北人意味著貧窮、愚蠢、野蠻,而他們所聚居的閘北地區(qū),由于遍布“江北棚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被視為貧困、落后、罪惡、令人望而卻步的“赤膊區(qū)”“下只角”,甚至在文化心理上也不被認同、接納為“上?！钡囊徊糠?這在王安憶的小說《鳩雀一戰(zhàn)》及《富萍》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上海,“蘇北佬”或“江北佬”就如“巴子”(鄉(xiāng)巴佬)、“阿鄉(xiāng)”一樣,成為負面形象的標(biāo)簽和罵人時的常用語,無論對方籍貫是否是蘇北地區(qū)。有誰一旦被這樣稱呼,就仿佛頭上被刺上了金印、被烙上了紅字,淪為被打入另冊的賤民。這種赤裸裸的地域歧視現(xiàn)象在解放后雖有較大的改善,但直至今天也很難說已徹底絕跡。

　　回到《風(fēng)景》本身,這個“從蘇北一個鄉(xiāng)下來的”⑦ 田水生,不僅在籍貫上是個貨真價實的蘇北人,而且論家庭出身還不是“干部”或是蘇北人中的“城里人”,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鄉(xiāng)下人”。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小說舍棄“田水生”的指稱方式而借“蘇北佬”這個綽號對“蘇北”反復(fù)強調(diào),對蘇北“鄉(xiāng)下”進行突出,在一開始就令讀者對田水生產(chǎn)生不良印象?？梢哉f,從一開始田水生身上就背負著原罪——作為蘇北人而且還是底層蘇北人的原罪。這樣原罪式的人物出身設(shè)計無疑就為后來把田水生塑造成處心積慮的政治小爬蟲和誨淫誨盜的“摩菲斯特”奠定了堅實基礎(chǔ)。無論他的行徑是多么卑劣,在“蘇北佬”這一文化基因或者說地域歧視的思維定勢作用下,全部是可以理解,甚至是理所當(dāng)然的——他田水生本身就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蘇北佬”嘛!反過來,如果不這樣臉譜化、符號化和妖魔化,不把田水生這個蘇北佬寫得像一個蘇北佬,也許還不符合某些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小說創(chuàng)作的成規(guī)。在《風(fēng)景》里,盡管整篇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生地不是上海,而是武漢和北京,“蘇北佬”的出場也是在北京,但“蘇北佬”作為反面人物的特點依然是如此鮮明,這只能說明蘇北人已淪為超出地域界限的負面文化符號,或者說已成為文化意義上通用的替罪羔羊。把英俊瀟灑的北大才子不可思議地刻畫成一個無恥之徒,與其說方方是出于個人偏見有意妖魔化蘇北人,不如說是對不公平的社會歧視現(xiàn)象的真實再現(xiàn)。

文章來源于《名作欣賞》雜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