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視角解析歌劇《圖蘭朵》中的人物性格-文學論文

歌劇的魅力在于突出的人物性格塑造，法國戲劇家貝克說：“一部戲的永久價值在于人物塑造”。作為19世紀初歐洲杰出（最成功）的歌劇作曲家，普契尼的十二部歌劇作品刻畫出許多令人難忘的女性人物形象。其中，《圖蘭朵》成為普契尼創(chuàng)作風格的綜合體現(xiàn)。一個多世紀來，在西方長演不衰。它的成功也讓西方人認識了東方的中國，并為此津津樂道，但在國人看來卻是荒誕不經(jīng)，對該作品的承載的文化內(nèi)涵更讓我們有些難解。
擁有絕世美貌卻殘忍無比、冷若冰霜的中國公主圖蘭朵，為報祖先之仇許下諾言，凡是向她求婚的外國王子需先回答三個問題，如果都答對了即可招為駙馬，但若答錯一道就要人頭落地。雖然條件苛刻，但還是有不少人因仰慕公主美貌而前來挑戰(zhàn)，然后無一例外地都被處以極刑。兇殘、冷酷、嗜殺成性如果放在一個中國公主上似乎言過其實，與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的古代女子形象相去甚遠。當一個社會只有一種倫理道德模式或整個社會被一種倫理道德模式所規(guī)范時，其倫理道德的戒律將成為全民族的共識。中國社會受孔夫子“惟小人與女子難養(yǎng)也”的偏頗觀點的影響，形成了一種長期封閉的超穩(wěn)態(tài)心理，加之“三綱五?！薄叭龔乃牡隆钡膹娀?，婦女地位的低下就被固定化了。縱觀中國歷史，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國王和親的事例。唐太宗時期，為了保證大唐西南邊陲的穩(wěn)定，文成公主遠嫁吐魯番，通過個人的知識和修養(yǎng)，贏得吐蕃國民上下敬重。武則天時期，太平公主成為歷史上最富有權(quán)利的公主，盡管經(jīng)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最終被一直關(guān)愛的侄子李隆基逼死，也沒有產(chǎn)生對男性進行報復的心態(tài)。
如果說女人是一種柔脆的，感情豐富的動物那么中國的古代女子便是其中的“典范”。特別在“柳兒”的形象中卻得以體現(xiàn)出來，成為最符合中國古代女子的人物，作為一個平凡而卑微的奴婢，攙扶著年邁失明的帖木兒出現(xiàn)在被御軍驅(qū)趕得一片慌亂人群中形象，顯得楚楚可憐，令人同情；在與卡拉夫王子意外重逢后，讓我們又看見一個忍辱負重、吃苦耐勞、有血有肉的溫柔女子，她對王子的暗戀樸素而真摯，讓我們又想起古代女子對待感情的含蓄、內(nèi)斂；最后因為“愛”，以犧牲個人生命為代價時，更讓我們?yōu)樗@種善良、忠誠，含蓄赴死的愛情精神而崇敬并感動。雖然中國古代哲學講五行生克制化和陰陽平衡，但在對待兩性上卻是重男輕女、褒陽貶陰，陰陽平衡的哲學觀并未在倫理觀中得到貫徹，從而產(chǎn)生倫理觀上的失衡與偏頗。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所致，她們所受到的不僅是情感的拘禁，還有倫理的的束縛。她們天生便是怯弱的一方，沒有反抗，只有屈從，她們所受的是“三從四德”的教育，在她們的思想中，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中國古代文采飛揚的女作家瘳若晨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短短三句話，居然就構(gòu)成了她們的一生。中國古代社會雖有“四大美女”，但這些美女的命運都掌在皇宮貴族的手中，故有西施的作貢，貂蟬的舍身，昭君的出塞，貴妃的斷魂，同樣只能作為愛情悲劇的主角和政治交換的犧牲品。
卡拉夫王子一開始就被普契尼構(gòu)想成一個具有英雄性格的角色，被描寫成一個很富人情味的男人，但卡拉夫同時也是一個極為不合理的矛盾人物。他不顧危險冒死招親，好像并不是為了愛情，更多來自于正義和挑戰(zhàn)，表現(xiàn)自己英雄的行為，當柳兒為他犧牲性命時，他卻一點也不為此感動和醒悟，他對柳兒這種無情是自私、野蠻的；卻還盲目、義無反顧地去愛一個冷酷無情，根本不懂的愛的女人（圖蘭朵公主），并且一個“熱吻”就融化了公主冰冷的心，從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角度來分析他這種舉動似乎太過牽強。最讓人不理解的就是給了圖蘭朵一個猜名字的機會，除了他想讓柳兒去死外沒別的理解。
平、龐、彭這三個劇中的中國官員，在普契尼的筆下變成了舉止怪誕、言語荒謬、玩世不恭、不吉利的人物，刻畫了三位官員的變化無常、詼諧和無能的性格。歌詞中“我的家鄉(xiāng)在河南、修竹、流水”等，充滿對故鄉(xiāng)美好的表白、對平靜幸福生活的懷念和向往，讓人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但感覺似乎又與中國官員的形象相去甚遠，同時也能看出當年的西方人對中國這一概念極為混亂的認識。他們身上反映了作者對中國人的理解：殘忍、狡猾、沒有同情心等。
盡管在普契尼及劇作者的努力下，“中國味”成為該劇具有標志性的特色之一。在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guān)中國的字眼鳳凰、銅鑼、燈籠、御林軍、猩紅大轎、洞房花燭、香爐、老虎凳等等。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劇作者們因不深諳中國歷史與文化，在文本中犯了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文中，行刑前要　要念誦我國圣人孔子的名字，和尚會唱著喜歌出現(xiàn)，圣憎也會津津有味的念藏經(jīng)等。這對于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看來非常奇怪和可笑。關(guān)于相關(guān)中國文化、生肖等等的誤論，說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確實還停留在很膚淺的階段，在這里就不再一一追究了。
通過人物的分析，我們領(lǐng)略到作者對東方的意念性的想象與真實相結(jié)合的描述，這種對東方的解讀可能有著更多的文化利用的價值。普契尼的歌劇作品以獨特的理解方式對中國進行了“想象的”與“真實的”描述，但卻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審美意識產(chǎn)生了偏離。把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描寫成野蠻、自私、落后的，從心狠手辣的公主到玩世不恭的大臣們，都與真實的中國相差甚遠。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深遠影響形成了中國人的傳統(tǒng)審美觀念和思維方式，對于美的評價標準更傾向于“和諧、對稱”，這與西方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包括在《圖蘭朵》中的舞臺美術(shù)、服裝、化妝、演員扮相，演唱等諸方面與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及審美心理認同大相徑庭。當看到我們看到皇帝穿著一身黑，戴著一頂縣官的黑帽子坐在中間，而旁邊的兩位太監(jiān)卻是穿著黃色的龍袍時，不由仍讓人啼笑皆非。
21世紀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格局，文化多元化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融合，體現(xiàn)共性和個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的結(jié)合。在這樣一個文化評價體系中，重新審視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價值有著獨特的意義，一方面是有利于我們清醒、公正、正確的看待我們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有必要打破西方的文化思維既定模式，尊重本民族文化，弘揚本民族文化，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平等客觀地對待各種文化體系，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