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自身原因談漢騷體賦悲劇性的貶值

騷體賦的界定需要從三個方面來談：一是要符合“賦”的范疇，不一定非要以賦命題的；二是采用楚騷的文體形式，即以“兮”字句為標志；三要以抒情達意為旨，即對作者主觀情感意志要有所寄托。本作者在其他論文中談到兩漢騷體賦中的悲情美學：即以悲為美，作者主觀追求其作品達到“悲”的意境：兩漢騷體賦悲劇性貶值的表現(xiàn)，以及漢騷體賦悲劇性貶值的原因：社會的原因和漢騷體賦作者的原因。以前研究的基礎(chǔ)上，本文試圖再從文學自身發(fā)展的方面探討有關(guān)漢騷體賦悲劇性貶值的原因。

文學的影響與接受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當一個新的時代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等在內(nèi)的各方面條件形成一種文學氣候時，那么與這種文學氣候相適應的文學形式便會自然產(chǎn)生。而這種新產(chǎn)生的文學形式就如同胎兒一樣，是在原先己有的文學環(huán)境中孕育的。過去己有的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主旨情調(diào)、意象原型、語言風格等，都會在新文學形式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痕。屈原的《楚辭》燦爛絕艷地矗立在中國文學之源頭，而漢賦就好比這由源頭而來的“上流”。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一篇，比較系統(tǒng)充分的論《楚辭》對漢賦的影響：“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侯，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眲③牟坏芸吹健冻o》對后世的深遠影響，而且還分折了以枚乘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后世文人在受《楚辭》影響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不同的個性風格。這恰恰與幾千年后王國維先生的看法遙相呼應。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第五十四論四言詩的不斷嬗變時認為：“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

班固《漢書·藝文志》把楚辭與漢賦合在一起，羅列屈原、唐勒、宋玉、荀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司馬遷等106人，作品1004篇。劉向編《楚辭》也把賈誼的《鵩鳥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嚴忌的《哀時命》、東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等賦作放了進去?？梢姀臐h代起，人們就己明確了楚辭與漢賦的源流關(guān)系。這些漢人的擬騷作品，用屈原之口，抒屈原之情，雖然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但是字里行間甚至找不到作家自己的一點痕跡和影子，模擬的甚至讓后來讀者感覺有些面目可憎了。除了被收錄入《楚辭》的那些擬騷作品，漢代的其他騷體賦，模擬《楚辭》的傾向也是相當?shù)拿黠@。“長卿《大人賦》出于《遠游》，《長門賦》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枚乘《七發(fā)》出于宋玉《招魂》……”可見楚辭對于漢騷體賦有著直接的影響。

形成漢騷體賦對《楚辭》模仿的原因很多，文學自身的源流相承，《楚辭》的光輝燦爛對漢人的吸引與征服等都是重要的原因。此外，漢代經(jīng)學陳陳相因的思維模式，對漢騷體賦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的因襲模擬也帶來了重大影響。漢代是經(jīng)學空前繁榮的時代，士人們對研習儒家經(jīng)典趨之若鷲，經(jīng)學的影響也隨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很多賦家本身就是經(jīng)學家，而經(jīng)學家也有不少人寫作了大量有成就的賦作，例如揚雄就是其中一位。根據(jù)《漢書》與《后漢書》之《儒林傳》記載，兩漢經(jīng)學是門戶清明且各不相容的。漢人傳經(jīng)必須嚴格遵守師流和家法，固守師傳，不能隨意更改或參雜異說。這種對人的創(chuàng)造思維的束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照搬因襲的思維模式。而這種思維模式不可能不會影響到包括漢騷體賦在內(nèi)的文學創(chuàng)作領(lǐng)域。

《楚辭》以最為強烈的印象，把當時許多復雜的社會狀貌和詩人自己內(nèi)心極其復雜的思想情感、心理氣質(zhì)、人格個性以最為激動人心的方式表達出來。而漢代文人的賦作，能夠較好的模擬《楚辭》之“形”，但很難再創(chuàng)作出像《楚辭》般的“神”了。“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guī)矣。”屈原的靈魂永遠留在了屬于他的那個時代，《楚辭》偉大成就是無法復制的。顧炎武說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不過是壽陵余子學步邯鄲罷了。漢代騷體賦在藝術(shù)成就方面相比《楚辭》是無法同日而語的，在悲情色彩的濃重與真誠方面的差距更不待言。所以悲情的貶值，有文學自身的原因。王逸《楚辭章句》指出：“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橫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zhì)，百世無匹，名垂無極，永不刊滅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