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安石對杜甫的接受與推崇

王安石自從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起，十三年轉宦州縣，九年京官生涯，十年執(zhí)政當國，本著以“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政治抱負，他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踐行著自己的理想，寫下了很多反映社會現(xiàn)實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詩文。這種膽識和憂國憂民的可貴品質與杜甫的偉大人格理想一脈相承。

一、推崇杜詩關心現(xiàn)實的儒家特色

王安石最早即在其精心撰寫的《杜甫畫像》以詩傳的形式論杜甫的人格：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飀。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死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1]

王安石首將杜詩的“仁”性發(fā)掘出來，將其闡釋為忠君、愛國、病民的責任感。仇兆鰲評此詩云:“荊公深知杜，酷愛杜，而又善言杜，此篇于少陵人品心術，學問才情，獨能中其會，后世頌杜者，無以復加矣?！盵2]這雖不乏夸張之語，但也說明了其由衷傾賞之意。王安石對杜甫的人格作出高度評價，他在詩文中多處論杜，更積極提倡學杜，對杜集的收集和整理更是不遺余力，曾手編《杜工部詩后集》，其序云：“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盵3]

王安石在序中介紹了編《杜工部詩后集》的時間和原因，認為杜詩是“非人之所能焉”，對杜詩推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開啟了宋人獨尊杜甫的風氣，揭開了“圣化”杜甫的序幕。除此之外，王安石還編《四家詩選》，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在文學選本中，體類和作品的排序常常代表了選家的批評眼光。關于這種排序的緣由，魏慶之編《詩人玉屑》卷十四“杜甫光掩前人，后來無繼”條引《遯齋閑覽》云：

或問王荊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fā)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4]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把倫理價值凌駕于藝術才能之上，作為品評詩人的首要標準。顯而易見，從人倫識鑒的角度出發(fā)，王安石認為杜甫詩歌是無人可及的。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見解獨特，對傳統(tǒng)和流俗均不輕易茍同，四家詩的先后次序，確實特異，綜合考察其對杜甫人格的揄揚和他的務實致用的詩學觀，王安石相比較于李白更加推崇杜甫是顯而易見的?！?/p>

王安石把杜詩的思想價值納入儒家的道德倫理框架，在他看來，杜詩與其說是“詩史”，不如說是“詩圣”。所謂“圣”，既有“集大成”的意思，更是指詩中體現(xiàn)出來的儒家的“性情之正”。這“正”不是《大雅》的溫柔敦厚所能概括的，更是其忠君憂國的精神，雄闊浩大的胸襟和體道見性的慧思。杜甫取代韓愈成為宋人詩學的典范，不僅在于藝術上的高明，更在于道德上的優(yōu)越。杜詩的精神已非韓愈的儒學道統(tǒng)所能局限，而是具有符合人類普遍追求的道德意義。宋人正是順著王安石的思路一步步將杜甫人格“圣化”的。

二、欣賞杜詩多樣化的風格特征

《瀛奎律髓匯評》談到荊公時曰：“煉字、煉句、煉意、煉格，皆以杜為宗。集中古近體詩，多有近杜者。然非形貌近杜，乃骨味神韻暗與之合也。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杜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后山、簡齋，此五家者真善學杜者也?！盵5]稱王安石為“善學杜詩者”。更有宋末劉將孫為《王荊公詩箋注》作序，將其譽之為“東京之子美”，王安石確實當之無愧。

王安石崇尚杜詩，對杜甫詩歌風格的多樣化尤為欣賞，他說：“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fā)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盡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茍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sup>^[6]王安石認為正是因為杜詩的風格多樣性，“無施不可”，所以其詩歌成就才能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

首先，杜詩沉郁頓挫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對王安石影響最深。杜甫身處衰亂之際，入世很深，他“善陳時事”，往往結合時事，融入議論，其坎坷遭遇，形成了其詩風的沉郁頓挫，這已是學界公認的一個不爭事實。

作為知名于世的政治家，王安石退隱鐘山之前，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其政治經歷和政治態(tài)度不可分割。詩歌成為他“言志”的主要載體，他在詩歌中表達其政治抱負和變法革新的思想；反映民生疾苦，提出尖銳的社會問題；寄托個人抱負，總結經驗教訓，發(fā)表自己獨特的見解等等，創(chuàng)作了大量繼承杜甫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詩作。其飽含血淚的字句，透露出內心無比的沉痛和焦慮，和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詩相對照，就有逼近杜詩的“沉郁”韻味。詩人采取轉折累疊、漸層深入、對比寄慨等表現(xiàn)手法而形成文勢的跌宕之美，又可說具有杜詩的“頓挫”之妙?！妒整}》反映食鹽專賣制弊端甚多，逼得百姓只好鋌而走險；《省兵》針對北宋兵冗耗財和缺乏戰(zhàn)斗力的情況，提出縮編軍隊的問題。還有《兼并》、《感事》、《發(fā)廩》等等大量的政事詩更揭露土地兼并、豪強官吏盤剝給農民造成的深重災難。這些詩歌針對政治弊端提出尖銳的社會問題，來表達個人見解，具有改革的鋒芒和批判精神，正是由于詩人對杜甫的極度推崇，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潛心研究杜詩以及對天下蒼生的關心，成就了王安石詩歌這種感激悲憤風格。

王安石創(chuàng)作的六十四首集句詩中，用杜者多達二百多首，遠遠的超過了韓愈的52句和李白的30句，由此可見其對杜詩的熟知和喜愛程度。

三、贊美杜甫詩意之精、體制之妙、用字之工。

王安石把杜甫尊為詩學典范，其詩歌中有很多學杜詩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對杜詩某一具體篇章在構思、立意和造語上的模仿。例如：杜甫《古柏行》云：“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安石《古松》云：“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惫虐嘏c古松，都得天地造化之功力，王詩語意更重。杜甫《飲中八仙歌》言“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安石《謁曾魯公》曰“一觴豈足為君壽，愿賦長鯨吸百川”；杜甫《地隅》言“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安石《答孫正之》曰“無才處處是窮途，兩地誰傳萬里書”；杜甫《酬郭十五判官》言“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安石《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曰“花枝照眼春相映，山色侵衣晚自迷”。老杜花枝照眼添詩興，荊公則花枝與美景養(yǎng)目與怡情。杜甫《秋風二首》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安石《北望》詩有“可憐新月為誰好，無數(shù)晚山相對愁”之句，一個是孤舟漂泊愁，思鄉(xiāng)情深；一個是罷職退居江寧，老來傷懷。王安石詩歌中，像這樣化用或篡改杜甫詩句的還有很多，有順承性對原句詩意的強化與拓展，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無論原句與改句，詩意常常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王安石“意與言會”，是其在不斷的錘煉過程中主動追求的結果。

《珊瑚鉤詩話》載：

王臨川詩云：“細數(shù)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贝伺c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shù)花須?！泵夂萎?？^[7]

此文指出荊公在意境的營造上與杜詩相同。如荊公《題齊安壁》云：“日凈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shù)點雪，麥漲一溪云。”整首詩只有四句，一句一意，這是學杜甫“兩個黃鸝鳴翠柳”之篇的，但師其意不師其辭，形象更為鮮明，生動靈活，富于魅力。他的《春日》詩中間兩聯(lián)“鶯猶求舊友，燕不背貧家。室友賢人酒，門無長者車。”査慎行指出：“如此詩三、四景中有意，乃為絕唱，老杜家法也?！盵8]

安石稱賞杜甫詩歌用意高妙，為求詩歌精工、詩意雋永深刻，注重煉字琢句也就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了。

宋嚴有翼《藝苑雌黃》載：

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邦ㄉ按撼睢?，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9]

可見荊公對一兩個字使用是多么用心的斟酌。

王安石還喜好學習杜甫的用迭字。杜甫詩常用“亭亭”“落落”“青青”“時時”“暄喧”“茫?！薄疤锰谩?。特別是在較短篇幅的絕句中用迭字，又能貼切自然，需要較高的駕馭語言的能力。

除了鍛煉詩意，斟酌用字之外，在句法結構上，王安石也學杜甫。俞弁《逸老堂詩話》云：

老杜《秋興》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鼻G公效其錯綜體，有“操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云稻正青?！盵10]

此處直接指出王安石在句法結構上學杜甫之處?？偠灾醢彩趯Χ鸥υ姼栾L格全面把握的基礎上，對杜甫詩歌煉字、對偶、用典之法進行了初步的發(fā)見和總結，從而為以黃陳為代表的宋詩典范的形成，為江西詩派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學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來源：http://m.xwlcp.cn/w/zw/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