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探析

《白鹿原》對多元而復雜的文學追求，使其陷入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狀態(tài)下。這種焦慮在歷史建構(gòu)和人性書寫沖突中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致使小說為了滿足讀者的消費心理而缺乏對個體人性把握，文化層面的書寫雖顯得張揚有余，卻不夠豐富立體。因此，分析和理解其中的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不僅可以加深對《白鹿原》的研究探析，還可以借此對當代文學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探窺一二。

一

《白鹿原》卷首寫道：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通過該引文，我們可以看出陳忠實在把握民族文化深層歷史脈絡上的努力，試圖顛覆和解構(gòu)民族秘史的建構(gòu)，繼而使本文的歷史走向不同于正史[1]?！懊褡迕厥贰敝傅氖菤v史中人們的欲望世界，小說情節(jié)每次向前推進都伴隨著欲望的聚集與釋放。陳忠實通過對“民族秘史”中眾多人物的再加工，表現(xiàn)出了宗法農(nóng)民文化歷史最原始、最本真的形態(tài)。人物的性欲是人類最原始的欲望，貫穿全文，不僅吸引讀者滿足他們的獵奇心理，也是“民族秘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沿著這樣的脈絡不斷地向前推進?！靶浴睅缀蹩梢栽跁械拿總€人物身上得到展現(xiàn)：白嘉軒連娶七房女人、黑娃和田小娥偷情私奔、鹿子霖濫交、白孝文被性誘、鹿子霖和田小娥茍且、鹿三殺死田小娥，甚至還有性無能的郭舉人。性是白鹿原的神話?！鞍准诬幒髞硪詾楹缐训氖且簧锶⑦^七房女人”作為小說的開篇，預示著作者將對性行為和心態(tài)下重筆墨進行描寫。除了能刺激讀者的生理感受，還試圖表現(xiàn)出白嘉軒男性旺盛生命力的噴薄，隱喻其身上仁義之氣的力量，為黑娃一直懼怕的“腰桿硬”埋下伏筆。小說通過對白嘉軒的性的描寫，來表現(xiàn)仁義之人白嘉軒的文化心理及其生存方式；而鹿子霖除了和田小娥的茍且，鹿子霖還和眾多“干兒”母親廝混，“干兒”無疑是鹿子霖的兒子，而“干兒”母親都有一定的姿色。性不僅是鹿子霖的生活方式，他還沉迷于這種生活方式，以排解在與白嘉軒每次權(quán)利爭奪較量中落敗后的內(nèi)心郁結(jié)，權(quán)利上的不得志，希望通過性得到滿足。權(quán)利斗爭失敗落寞，通過眾多的“干兒子”得到轉(zhuǎn)移與釋放，體現(xiàn)了宗法制度下的農(nóng)民文化實用生存哲學；黑娃身上的性，展示了人性本體與仁義文化的沖突和對接。黑娃與田小娥偷情私奔是人性的自然本體，但并不能被當時的社會仁義文化所接納。祠堂、白嘉軒作為仁義文化的載體，必然會受到黑娃的反抗，而游斗白嘉軒、砸毀祠堂則展示了人性本體與仁義文化的沖突。這不是黑娃階級革命意識的覺醒，而是革命歷史的欲望化，也表明了歷史敘述的無序與偶然性；而黑娃與高玉鳳之間的性平靜溫馨，使得黑娃理智了許多，在洞房之夜他反思了自己的人生歷程，黑娃在高玉鳳溫柔的胸懷中決定拜朱先生為師，人性本體與仁義文化的對接在這里試圖得到完成。黑娃的性行為是其生存方式的極端隱喻，也是作者展示黑娃內(nèi)心世界主要方式，也體現(xiàn)了作者在歷史敘述中的話語焦慮；田小娥的身上性在全書性描寫中最狂亂和激烈，與黑娃的偷情是其性自由的追求，不甘于作為郭舉人的性奴隸，希望能擁有獨立的生活，這一希望被白嘉軒代表的仁義文化所破滅。和鹿子霖的茍且，成為了她以性為武器向白嘉軒反抗的應激源，性誘白孝文繼而報復白嘉軒，試圖挑戰(zhàn)仁義文化。她活著的時候，以濫交和肉欲不斷地反抗封建族規(guī)和禮教。死后，陰魂附體鹿三，腐爛的尸體引發(fā)關(guān)中地區(qū)一場大瘟疫，她用自己性和生命控訴著“仁義”禮教[2]。

可見，隱秘的性史對民族歷史發(fā)展的驅(qū)動作用。一反面，作者為了不使小說陷入政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桎梏中，建立一個以性史為主框架的文化系統(tǒng)，在這個新的文化系統(tǒng)下展示人性；另一方面，對性欲描寫的過分依賴，使小說陷于欲望歷史與宏大正史的話語焦慮之中。所以，作者不斷地通過性史或民間秘史來消解這種焦慮，以減除宏大正史對小說的綁架。

但作者把階級革命和黨派斗爭視作民族秘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突顯正史的意圖。書中稱頌了鹿兆鵬、白靈等共產(chǎn)黨人的品質(zhì)，并強調(diào)這種品質(zhì)傳承于鄉(xiāng)土仁義文化。國民黨的腐敗，使得朱先生、白嘉軒、冷先生不再持中立態(tài)度，而是更偏向于共產(chǎn)黨，他們認為共產(chǎn)黨的仁政會使得他們無敵于天下，這也是傳統(tǒng)政治歷史的寫照。甚至，朱先生指明了當?shù)卣f：“天下注定是朱毛的”，表明作者企圖在書中總結(jié)宏大正史。

所以，小說處在歷史真實與民族秘史之間的話語焦慮狀態(tài)，具體表現(xiàn)為對民族秘史的大寫和對真實歷史的小寫，這也是作者面對歷史的解構(gòu)與建構(gòu)時心態(tài)的寫照。冷先生、朱先生對圣人境界的追求，白嘉軒對仁義文化的推崇表現(xiàn)出了作者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而又希望白靈與鹿家兄弟通過在新式學堂的學習，能有新的思想、學習到新的知識，這既是作者先入為主的歷史理性思維所致，也表現(xiàn)了作者對待兩種文化思想時的焦慮和矛盾?！栋茁乖废萑肓俗约旱你Ｕ摚好褡迕厥方鈽?gòu)了書中要展示歷史，仁義文化否定了書中要展示的人性。而正是這種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使小說通過對歷史訴求表現(xiàn)出了不易被捕捉到到的隱秘人生。

二

書中的人物，在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下，在各個時間點有不同的人性體現(xiàn)，是人性劇烈變動的一面，而作者又不斷地強調(diào)民族文化品格的穩(wěn)定性和平衡性，這就產(chǎn)生了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作者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是深度挖掘個體人性主要方法，傳奇性的民間故是作者表現(xiàn)民族文化品格、展開歷史書寫的主要工具，二者既相互補充又相互矛盾，體現(xiàn)了小說的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而文化人類學、后現(xiàn)代文化詩學等歷史哲學文化對《白鹿原》有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歷史和人物充滿著傳奇性、故事性，充盈著傳奇文化的影響，在書中作者構(gòu)筑了一個不同于一般現(xiàn)代歷史敘述的神奇真實的文化世界。書中隱秘的歷史既能體現(xiàn)民族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又滿足了讀者獵奇心理和感官刺激的需要。

作者遵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民間故事套路，彰顯白氏家族仁義文化，預示著家世繁盛的結(jié)局，而鹿氏家族衰敗則是非仁義的惡果。神奇?zhèn)髡f在書中有大量的體現(xiàn)：在第六房女人死去的困頓中，白嘉軒無意中在白鹿原上發(fā)現(xiàn)了白鹿精靈，這既點題，又引出了小說的重要線索即白靈的出生和白氏家族的繁榮。書中對白鹿精靈的敘述很顯然是直接從民間故事引用過來的，充滿了民間智慧與想象；田小娥死后陰魂附身與鹿三，尸體引發(fā)關(guān)中地區(qū)的一場大瘟疫，有類似于竇娥冤的故事橋斷；朱先生對“天下歸朱毛”，“文化大革命”的預判，充滿著民間江湖神算子的韻味。小說中的神奇故事很好地把各個人物的故事銜接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立體的宏觀的故事，這個故事展示了中國幾十年風云變幻的歷史推進和人性演化。除了傳奇性的敘事，小說對性與暴力的著重描寫，是對文化娛樂的話語的融入，以保證《白鹿原》在讀者市場上的成功。當然，對性與暴力的描寫同樣具有調(diào)節(jié)敘事節(jié)奏、制造情節(jié)落差的作用。

同時，小說傳奇性故事的敘述主要用來表現(xiàn)宏觀的民族文化性格，而對個體人性的描寫與探究則顯得力不從心。相對于對白嘉軒和七房女人的性愛歷史的描寫，對六個年輕女性的死亡作者是一筆帶過，筆墨審甚少，六個鮮活生命的離去竟對白嘉軒沒有造成任何的心理觸動和影響，作者更嗜好對性愛場景進行濃墨重彩的描寫；作者能非常靈活地在黑娃鬧農(nóng)協(xié)、當紅軍、做土匪、入國軍，拜朱先生為師各個傳奇性的經(jīng)歷中跳躍，講述其中一個個人物悲劇命運，卻無法對造成悲劇命運的個體原因進行深入的探討。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感受到宏觀層面的話語力量，卻對個體的人性感知甚少。所以，陳忠實為了補償小說對人性深度表現(xiàn)的缺失，在把握宏觀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時，還運用了了以馬爾克斯為代表的寫作手法（由于對拉美的歷史和文化不理解，人們通常稱為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而馬爾克斯本人卻不認為自己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風格，他說這是我們歷史和文化的真實寫照）。但在陳忠實看來，中國民族深層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足夠“魔幻”，他對本民族的事情和自己的寫作方式足夠自信，不會故作新潮去借鑒“魔幻”的概念[3]。他說，“我不會把人忽然就變成甲蟲了，我們民族沒有那種東西”。但拉美的寫作手法在《白鹿原》中的運用不可忽視，他不再以單一的仁義視角看待人性，轉(zhuǎn)而以更加立體和豐富的現(xiàn)代主義的方式關(guān)注人性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例如，鹿三殺死自己的兒媳婦田小娥后，卻被田小娥的陰魂附體，把鹿三整的神志不清行將就木，隱喻著人性中善與惡、親情與仁義禮教之間的沖突造成的傷害和折磨。沒有直接對鹿三的心理狀態(tài)進行描寫，而是通過詭異神秘的畫面進行代筆，突出人物的內(nèi)心的掙扎；只身退敵、賑濟災民等塑造了朱先生傳奇知識分子形象，而一次次預言的成功是民族文化深厚而神秘的映照，展示了朱先生的文化人格與精神魅力[4]。

結(jié)束語：

《白鹿原》中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折射出作家、乃至我們民族文化在當代語境下的焦慮狀態(tài)。不受控制的激情在書中到處流淌，歷史的欲望在某一個人物和故事上都能有所體現(xiàn)，而儒家文化的正統(tǒng)性又不斷地抨擊和剝離小說不必要的激情宣泄和歷史的欲望，再加上消費話語的不斷沖擊，于是，《白鹿原》成為一個欲望和仁義不斷沖突和碰撞的的民族文化符碼，產(chǎn)生了歷史和人性的話語焦慮，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象力豐富的話語世界。

本文來源：http://m.xwlcp.cn/w/zw/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