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肇淛“子部小說觀”芻議

前言

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長樂人士，明萬歷壬辰年間進士，除湖州推官，累遷廣西右布政使，治跡斐然。其一生嗜好讀書，著述頗豐，所涉題材豐富，詩集、文集、筆記、詩話等等門類眾多。謝肇淛小說理論集中在《五雜俎》，《虞初志序》，《金瓶梅跋》，筆記小說《麈馀》中。其中《五雜俎》卷十三中的系統(tǒng)概述了謝肇淛的小說理論。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于《鴻烈》、《論衡》，其言俱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為諸家之冠?！段咫s組》卷十三

謝肇淛在此提出了“文筆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雜，又以人分”的小說發(fā)展史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謝肇淛指出了“《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倍鷳?yīng)麟曾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提出了“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夷堅》即《列》耳”的觀點。眾所周知，胡應(yīng)麟“更定九流”，崇尚“子部小說觀”，將小說分為了“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guī)”數(shù)種。因此，大致可以推斷出謝肇淛是肯定“子部小說觀”的。不僅如此，我們也可以在謝肇淛的小說理論文本中找出“子部小說觀”的痕跡。

一、博覽稗官諸家

“子部小說觀”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因此“稗官家言”就成為了“子部小說觀”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對于“稗官”一詞的考證，袁行霈，余嘉錫等相關(guān)研究者基本上對《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稗官”乃士訓(xùn)、誦訓(xùn)和訓(xùn)方氏，即所謂記錄地方方物的小官無異議。因此，“稗官”的職責(zé)為記錄地理方物，謝肇淛《五雜俎》的內(nèi)容正恰恰符合這一點?！段咫s俎》分天、地、人、物、事五部，為謝肇淛的隨筆札記。該書涉及范圍極廣,包括天氣時節(jié)、地理人文、宗教政治、花鳥魚蟲等等，可稱其為明代的百科全書。另外，謝肇淛在《五雜俎》卷十三中直接指出了“稗官”之言的重要性，他批判了讀書只讀經(jīng)史而不屑于閱讀小說諸家的現(xiàn)象：“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啖粱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二、情景造極而止

“子部小說觀”和“史部小說觀”的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對小說虛構(gòu)的看法上。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到：“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樸》，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彼麑⑿≌f列入“史部”，將志怪傳奇小說排斥出小說的體例之外。與“史部小說觀”不同的是，“子部小說觀”贊成小說的虛化，因而胡應(yīng)麟則將志怪傳奇重新定義于小說的范疇之內(nèi)。發(fā)展至謝肇淛，小說情節(jié)故事的虛化成了構(gòu)成小說的要件。在《五雜俎》卷十五中，謝肇淛說到：“小說及雜劇戲文，須虛實相半”。并且批判了在當(dāng)時背景下，文士對于怪誕小說的抵觸。他認(rèn)為小說不能與史傳評價采取相同的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小說如果“事太實則近腐”，只可以“悅街巷小兒”，“而不足為君子道也”。因此謝肇淛對于《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有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謝肇淛認(rèn)為《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俚而無味”，而對《西游記》評價頗高。謝肇淛對于志怪傳奇小說的認(rèn)可，在其筆記小說集《麈馀》中也有所體現(xiàn)。《麈馀》一書大多記述狐鬼怪誕，如以下一則：

楊榮，大理人，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忽盥洗于水中照見己頭上有一棵樹，宛如其先塋樹狀。以告同列，同列曰：“盍伐之?！奔臅c家，人伐之，榮遂卒于京邸。

這則故事記述于《麈馀》卷四第十九，記載的是伐夢中之樹導(dǎo)致身亡的怪異之事。故事充滿了迷信傳奇的色彩，《麈馀》一書中記載了為數(shù)眾多怪力亂神之說，足可見謝肇淛對于志怪筆記的喜愛，又如卷一第十中記載的一則僧人以咒除蛇的故事：

僧知永者，陽信人，精戒行兼通技術(shù)。城南十里，有大蛇當(dāng)?shù)溃锌突贾?，以請求永。永至其地以手指蛇，口念神咒?shù)語，蛇即隨風(fēng)飛去。

《麈馀》一書中大部分的的迷信鬼怪之說，在《文海披沙》的部分內(nèi)容中也有體現(xiàn)，記述了一些迷信忌諱事項。比如在其卷一《漢時四諱》中提到，漢代忌諱“西益宅”，“被邢為徒”，“婦人乳子”，“舉正月五月子”。而其《虞初志序》中更是對唐人志怪小說作了有力的辯護，更進一步體現(xiàn)了其在《五雜俎》卷十五中所提到的小說須“虛實參半”觀點。謝肇淛的這種小說“情景造極而止”的觀點，使得其寫作筆記小說不問有無，小說創(chuàng)作中難覓經(jīng)史的痕跡，情景設(shè)置隨心所欲，純粹是對當(dāng)時鬼怪狐妖等民間傳奇的記述與編造，小說內(nèi)容基本上難以尋其出處甚至有與實際不符的狀況。《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中列舉了《文海披沙》部分條目，如“鳥老”一條，“婦人能文”一條，“曹娥碑”一條等都不加考據(jù)而作，與實際不符，是以評價謝肇淛作文：“蓋一時興至輒書，不暇檢閱耳?！睂嶋H上根據(jù)年表和其友人的各種記載，謝肇淛十分喜愛讀書藏書，為學(xué)態(tài)度十分嚴(yán)謹(jǐn)，絕不應(yīng)該是由于其對待創(chuàng)作上散漫任性的態(tài)度致而致其筆記小說等經(jīng)不起考證。其中主要的原因還是歸結(jié)于其“子部小說觀”中小說應(yīng)當(dāng)不問實際而作，極力虛化的觀念。

三、足以翼經(jīng)佐史

《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佐史功能我們可以說是建立在官員設(shè)置的基礎(chǔ)上的——小說源于“稗官”?！鞍薰僦浴睂嶋H上服務(wù)于皇帝，是為“進言”，因此其中的勸諫佐史功用不言而寓。唐代長孫無忌就在《隋書》明確提出“儒、道、小說，圣人之教也，各有所偏”，“今合而敘之”，“謂之子部”，并且進一步談及“子部小說觀”中小說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教化說理作用。明代，李贄、謝肇淛等人為了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不僅大量地為志怪小說作序，更借小說可以“佐史”的功用，為傳奇志怪小說辯護。

《陸氏虞初志》由漢代的《虞初周說》發(fā)展而來，選編的基本上都是唐人傳奇、志怪小說等。而謝肇淛在其序言中提出了《虞初志》“要以微窾足以翼經(jīng)，畸聞足以佐史”的觀點。他認(rèn)為，這些唐人小說通過鬼怪傳奇來“觸時借事”，足以“翼經(jīng)佐史”。不僅如此，他在為《西游記》辯護時，亦認(rèn)為《西游記》為正史之補。他在《文海披沙·卷七·二十一》批評了當(dāng)時讀者因《西游記》中載魔幻鬼怪之事而“嗤其俚妄”的現(xiàn)象，認(rèn)為此書“不足嗤”。究其緣由，謝肇淛認(rèn)為《西游記》不過是受了古時歷史改編小說的影響，他以“神龍嘗百草”，“黃帝伐蚩尤”，“禹治水桐柏”，“武王伐紂”等故事為例佐證《西游記》不過是“特其濫觴耳”。另外，謝肇淛也以“翼經(jīng)佐史”的觀點為其筆記小說集《麈馀》辯護。他為了提高該書的價值以及地位，牽強地以小說是“耳目近事，歲月有稽”“時征僻事，各記新聞”而成，認(rèn)為此書是“征且信”的。而周作人在其《夜讀抄》中說到《麈馀》一書“全是志異體,所記的無非什么逆婦變豬之類而已,我買來一讀完全是謝在杭名字的緣故?！彪m然周作人之辭有失偏頗，但其指出小說內(nèi)容的荒誕不可信是較為客觀的?！恩驸拧吩趦?nèi)容上，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為世態(tài)民生；二為狐異鬼怪。但是在此書中，鬼怪故事占據(jù)了90%以上的比例。以《麈馀》卷一為例，卷一中共有筆記故事70余則，其中不涉及鬼怪狐異之說的僅僅只有4則，即“張興為孝廉”一則（卷一·六），“蒲州楊元祥”一則（卷一·十九），“有名醫(yī)將入蜀”一則（卷一·二十），“刑部郎林某者”一則（卷一·二十七），其余各卷情況也基本如此。因此，謝肇淛所謂的小說“翼經(jīng)佐史”的功能是為了服務(wù)于“子部小說觀”所認(rèn)可的志怪傳奇小說的。

結(jié)語

謝肇淛繼承了胡應(yīng)麟的“子部小說觀念”，并將班固及其以下的“子部小說觀”中“稗官”，“圣人之教”，“虛實參半”的觀念融合到自己的小說批評和小說創(chuàng)作中。他以小說情節(jié)的虛化和小說刺世鑒史的功能為志怪傳奇辯護，極力批判《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與“史”相關(guān)的歷史演義小說。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也就能解釋為何謝肇淛對《金瓶梅》一書評價甚高了。首先，《金瓶梅》的小說故事來源是符合《漢書·藝文志》中所謂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流”的。其次，《金瓶梅》中西門慶與眾多女人之間的荒誕關(guān)系，充滿了夸張的色彩，亦符合謝肇淛小說創(chuàng)作需要“虛實參半”的觀點。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反映了當(dāng)時社會政史的黑暗，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刺世”作用，而這樣的作用也是符合謝肇淛小說可以“佐史”的觀點。然而，謝肇淛這種“子部小說觀”的形成與萬歷年間世情、志怪小說的蓬勃發(fā)展以及當(dāng)時的士人心態(tài)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這還留待探討。

本文來源：http://m.xwlcp.cn/w/zw/1534.html《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