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wèi)公問對》熙寧輯錄說質疑（三）-人物審美

    宋神宗詔書對樞密院校正“李靖兵法”的做法有明確要求，即對《通典》所載“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之處，進行“校正，分類解釋”。其目的確實不是要“編輯一部原原本本的《李靖兵法》”，而是為當時的陣法復古提供依據(jù)。

    北宋與遼、西夏長期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對陣法、陣圖極為重視。宋太宗、真宗都親制陣法，仁宗慶歷中編修《武經(jīng)總要》亦以陣法為重點。但北宋仍然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于是神宗進行了一場以陣法復古為核心的軍事改革，希望借此扭轉戰(zhàn)爭局面。據(jù)《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訓練之制》記載：

    熙寧二年十一月，趙卨乞請求諸葛亮《八陣法》，以授邊將，使之應變。詔郭逵同卨講求，相度地形，定為陣圖聞奏。五年四月，詔蔡挺先進教閱陣圖?！辏t諸路經(jīng)略司結隊并依李靖法……七年，又命呂惠卿、曾孝寬比校三五結隊法?！吣昶咴?，詔諸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以聞。九月，崇儀使郭固以同詳定古今陣法賜對，于是內(nèi)出攻守圖二十五部付河北。八年二月，帝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shù)不齊，前后抵牾，難為施用?？闪钜娦Ｔ嚬?，摭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酰t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樞密院檢詳官與王振、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又命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nèi)押班李憲與振、逢原行視寬廣，用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裾摫呔阋蕴评铙堋短钻幗?jīng)》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炫惑，無一可取……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

    由于前人多據(jù)《四朝國史》或《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單引熙寧八年詔書，不太注意其前因后果，往往孤立地看待校正“李靖兵法”一事。從北宋陣法改革的歷史背景考察，熙寧以前比較重視當時有傳本的唐人裴緒《裴子新令》、李筌《太白陰經(jīng)》。神宗認為李靖陣法最為可取，或許是接受了郭固的建議。當時雖有多種李靖兵書，但記載其陣法的《衛(wèi)公兵法》已經(jīng)失傳，于是有命樞密院校正之舉?！缎l(wèi)公兵法》散見于《通典》卷148—159《兵門》各小類中，又難免有些錯簡誤字，故詔書說“離析訛舛”。其內(nèi)容清汪宗沂輯本分為“將務兵謀”、“部伍營陳”、“攻守戰(zhàn)具”三篇，按字數(shù)統(tǒng)計，首篇僅占五分之一，為理論性闡述，不太涉及“官號物名”；后兩篇則是包括軍令、兵器在內(nèi)的廣義陣法，幾乎每條都涉及“官號物名”。神宗詔書所謂對“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作“分類解釋”，顯然是指對這兩部分按軍隊編制、官名、號令、兵器、后勤物資等分門別類地進行解釋，而按同類書籍的通行做法，還應該畫圖以使一目了然。據(jù)記載，熙寜八年五月太學進士楊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⑨]這與樞密院校書可能為同一件事，楊伋實際出力最多，其所上之書正包括陣圖和議論。如此“校正”之目的，與清人輯佚書不同，是要直接用來操練軍隊的。所以神宗一面命樞密院校正，一面又命人“教李靖營陣法”。

    在對樞密院校正“李靖兵法”之舉作出如上解釋后，《問對》決非熙寧輯錄，可以說已無庸置疑。唐太宗與李靖的問答，基本都屬于理論性闡述。其中關于陣法的論述，與《衛(wèi)公兵法》有顯著的異同。試比較以下兩段：

    諸教戰(zhàn)陳：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guī)饕狸牬谓忉α㈥?，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zhàn)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斗，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趂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卻行，膊上架槍，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斗戰(zhàn)，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斗戰(zhàn)法，并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通典》卷149引《衛(wèi)公兵法》）

    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zhàn)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jié)。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nèi)。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jié)止，前正后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后正，復邀敵來，伺隙搗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問對》卷中）

    很顯然，《衛(wèi)公兵法》所述是完整的陣法制度，有詳盡的細節(jié)規(guī)定，提到很多“官號物名”?！秵枌Α穭h除了許多具體內(nèi)容，僅言“大率”，其中“官號物名”已經(jīng)很少，更沒作任何“分類解釋”。這與樞密院校正之舉迥異其趣，怎么可能是熙寧輯錄而成的呢？或許有人會說，二者陣法“大率”相同，只是繁簡有別，這不正好可以印證“取《通典》所載附益之”的說法嗎？實際上，二者內(nèi)容相關者僅寥寥數(shù)處，其它絕大部分都迥不相謀。如果有意無意地以《通典》為主要依據(jù)來編造李靖兵法，何以舍棄大部分內(nèi)容？《問對》另外大部分內(nèi)容又從何而來，何以至今無人能夠指出一處其它來源？這都是偽書論者無法解答的問題。而只要對《衛(wèi)公兵法》與《問對》幾處相關內(nèi)容略加分析，就可以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得出正確的結論。仍以六花陣法為例，《衛(wèi)公兵法》是用來訓練軍隊的陣法制度，故只有具體規(guī)定，各級軍官遵照執(zhí)行即可，不必向他們多做解釋，甚至連“六花陣”之名也沒有出現(xiàn)。這個陣名是在應用于軍隊訓練以后，因其陣形很像六朵盛開的鮮花，喜愛它的官兵為其取了這么個形像的陣名?！秵枌Α分刑铺趩枺骸扒渌屏嚪?，岀何術乎？”李靖答語對陣法本身僅“大率”言之，主要是詳述歷代陣法沿革和制陣原理。這顯然是唐太宗讀過《衛(wèi)公兵法》和看到六花陣法的訓練成效后，與李靖進行的理論探討。二者的區(qū)別，可以借用《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衛(wèi)公兵法》是使官兵“由之”，《問對》是使太宗“知之”。其它相關內(nèi)容，《問對》既有用“臣嘗著論”的口氣引用《衛(wèi)公兵法》的，又有唐太宗對《衛(wèi)公兵法》所言提出懷疑，李靖進一步作出論述的，都足以證明它們確實是先后兩部同出李靖的兵法著作。

    宋代以來的辨?zhèn)螌W者根據(jù)阮逸偽托的傳聞，與樞密院校正“李靖兵法”的記載嫁接在一起，拼湊出更為荒唐的熙寧輯錄說。其致誤原因，除誤解神宗詔書之意外，更關鍵的是數(shù)百年間竟然無人取《通典》所載《衛(wèi)公兵法》來作認真比較。否則，即使不能得出上述結論，也可以一眼看出《問對》并非據(jù)其編造。直到清光緒年間，受當時輯佚書風氣之影響，汪宗沂編成《衛(wèi)公兵法輯本》三卷，并在自序中說：

    馬端臨《通考》疑此即熙寧所定之本，不知阮逸偽撰與樞密詳正本出二事。觀熙寧校試七軍營陳，但據(jù)《通典》所引《衛(wèi)公營陳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別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談兵之議論，假衛(wèi)公以邀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⑩]

    汪氏之說，如《衛(wèi)公兵法》宋初仍存、“校正別本初未就”等，都未必可信；但他顯然發(fā)現(xiàn)了《問對》很少襲取《衛(wèi)公兵法》的內(nèi)容這一現(xiàn)象，于是斷然否定了馬端臨之說，可惜他沒有注意二者之間有限而又極其重要的聯(lián)系，反而提出了“阮逸欲自伸其談兵之議論”這一牽強解釋，這仍然可以說是一大顯著進步。后人要繼續(xù)堅持熙寧輯錄說，就必須對汪氏的發(fā)現(xiàn)作出合理解釋。有些學者沒有對這一問題加以深思，只是用現(xiàn)代語言簡單重復宋人的陳舊論調，已不足置辯。

    于汝波先生認為，熙寧校正“未果之說，是理解有誤”，顯然是針對汪氏之說而言。他通過對“提舉修撰”四個字的分析，來論證宋神宗是要編出一部提要鉤玄的“李靖兵法”精華本，而《問對》正是一部“內(nèi)容如此符合神宗旨意”的兵論。這一思路頗富新意，但將《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260“檢正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jīng)義所檢討曾旼”，錯引誤標作“檢正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jīng)義所檢計曾旼”，又將“提舉”與清代才盛行的“提要”一詞相混淆，竟然全然不知“提舉修撰經(jīng)義所檢討”是個官名，其中“提舉修撰”的意思是主持、負責編撰，《長編》卷254熙寧七年七月已有“原吳縣尉提舉修撰經(jīng)義所檢討曾旼并兼充編修刪定官”的記載。從這一不應發(fā)生的錯誤出發(fā)，其余論述也只能成為無根之談，如說《問對》“重視解釋前代‘官號物名’、‘稱謂不同’之意”，“非原文照抄《衛(wèi)公兵法》以及其他史書內(nèi)容，而是擇其精要，進行闡發(fā)”，“既有‘提舉’，也有‘修撰’”，純屬想當然之辭，沒有也不可能舉出一條具體的例證。

    古書辨?zhèn)危蓙硪丫?。宋代以來，更是蔚然成風，成就顯著。由于辨?zhèn)畏椒ê凸ぷ鞑槐M嚴密，對圖書編撰流傳等復雜情形考慮不周，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像周秦子書為學派著作，有些圖書只是經(jīng)過后人竄亂、改編、誤題，大都不宜簡單地稱作偽書，這已為多數(shù)學者所公認?！秵枌Α分蟹Q李世民為“太宗”、李世勣為“李勣”，又不稱瀚海都護而稱“安北都護”，正如于汝波先生考證，都是唐高宗時所改稱。但這些有可能是唐高宗以后人改用當時通行的名稱而已，不足以證明其全書皆偽，更不足以證明其為宋人偽造。通過上述考證，業(yè)已證明熙寧輯錄說純?yōu)檎`解神宗詔書之意而來，《問對》熙寧中已很流行，神宗本人就引用過，它與樞密院校正《通典》中的李靖陣法沒有任何關系。從內(nèi)容考察，《問對》對于《衛(wèi)公兵法》，或明引原文，或同用特殊術語，或解釋兵法源流，或進一步作深入論述，足證前人指出這些問對之事發(fā)生在貞觀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間（644—649）是可信的，它確為李靖晚年的兵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