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異化”與翻譯的政治——翻譯論文

    魯迅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大家，在翻譯方面也有極高的造詣。在魯迅的文學生涯中，翻譯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貫穿始終。在20世紀20、30年代，“歸化”成為翻譯的主流之際，魯迅卻逆主流而動，選擇“異化”的翻譯策略，主張“直譯”，堅持翻譯“以信為主，以順為輔”，反對“順而不信”。在他與反對派趙景深等人的論戰(zhàn)中，他曾說過：“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濒斞傅摹爱惢辈呗越^非出自偶然，也絕非是他語言功底欠缺，無法做到“歸化”，而是意識形態(tài)這只無形的手在起作用，是其意識形態(tài)中的政治因素影響著魯迅的翻譯策略。

一、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的定義分類

    1813年，德國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在《論翻譯的方法》中提及：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pp.41-42）在這里，施萊爾馬赫只是描述解釋了這兩種方法，并未命名。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形》中，將前者稱為“異化法”，將后者稱為“歸化法”。(Venuti,1995:20)概括地說，為傳達原文的內容，異化法要求譯者盡量采取接近于作者所用的源語言表達方式，而歸化法則主張譯者向目的語讀者看齊靠近，并采用目的語讀者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從定義分類不難看出，異化與直譯大致相當，而歸化大致相當于意譯。

    從文化視角來看,所謂歸化就是用本土的文化去影響進而同化掉外來文化,而異化則是利用外來文化影響和改造本土文化。而就促進文化間的交流與了解來看，異化的策略無疑是積極的、開放的，有助于消除種族中心主義和文化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二、魯迅的 “異化”翻譯策略及其影響

2.1魯迅的“異化”翻譯策略

    青年時期的魯迅一開始深受林紓、嚴復的影響，采用了清末流行的歸化翻譯策略，然而在其赴日本留學期間受到歌德和施萊爾馬赫翻譯策略的影響，傾向于選擇異化翻譯策略，甚至于有些情況下看似極端地主張保存“洋氣”，“寧信而不順”。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中說：

    “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他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只求易懂，不如創(chuàng)作，或者改作?！薄叭绻€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他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彩欠g，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沂遣恢鲝埾鞅秦嘌鄣模杂行┑胤?，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p>

    魯迅所謂的“易解”，即通順易懂，符合譯入語即目的語語法，屬于歸化譯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譯作應該“盡量保存洋氣”，從而“保存原作豐姿”，即忠實，屬于異化的范疇。這個“忠實”也即“信”，是從內容到形式完全的、充分的忠實，換句話說，就是忠實于原作這個由內容與形式融合而成的統一體，包括對原作的一切構成要素（如：語言、超語言、藝術等要素）做到全面的忠實。關于翻譯,魯迅堅持主張“直譯”，有些情況下，甚至于主張“寧信而不順”, 其實，就是主張異化。異化就是接受源語言文本中所用的語言（外來語言）和外來文化差異,使讀者置身于異國情調中。而主張“保存洋氣”，是為了“益智”，增加國民知識和眼界。魯迅曾感嘆中國言語（文字）的窮乏，提倡引進西方語言的一些句法結構。他認為翻譯“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 。（王秉欽2003：118—120）

    魯迅先生主張保存“洋氣”,不是生搬硬套外國貨,而是有目的地吸收外語的新表現法,豐富漢語,促進兩國語言的接近與交流。通過語言的翻譯與注釋,介紹外國文化、歷史、宗教、神話、民間傳說、歷史典故、習俗等,促進文化交流。

2.2魯迅的“異化”翻譯策略的積極影響及后果

    魯迅提出翻譯雙標準“易解”與“豐姿”是歸化和異化的有機結合，主張“兼顧著兩面”，為了達到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傳播這一目的，保留原作的“豐姿”、“洋味”，表現出“異國情調”?？赡芤粫r間使讀者感到不順、不習慣，但能增長民眾的眼界和見識。西方的語法結構有助于豐富漢語言文化。異化的策略有利于文化間的交流了解, 有助于克服夜郎自大的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自戀情結，從而達到喚醒國民的目的。

三、意識形態(tài)，政治與翻譯

    西班牙著名學者瑪麗亞·維達(Maria del Carmen. frica Vidal)在其作品中如是闡述意識形態(tài)與翻譯之間的關系:“譯者的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的意識形態(tài)和譯作待出版的出版中介的意識形態(tài),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們足可以改變產品的最后形態(tài)?！?nbsp;(p.85)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足以導致翻譯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改寫”，成為傳遞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手段和媒介。

    美國翻譯理論家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在談到意識形態(tài)對翻譯過程產生的影響時頗有見地的指出:“翻譯過程的任何一個層面均清楚地顯示:如果語言上的考慮與意識形態(tài)和(或)詩學觀點相沖突的話,后者往往會勝出?！?p.39)而實際上，意識形態(tài)因素還制約著詩學觀點。由此可見,在翻譯過程中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作用不容忽略。

    翻譯是跨學科的社會活動,它不可避免地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有著復雜的關聯。而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社會政治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在翻譯活動中政治因素不僅影響翻譯策略、翻譯題材的選擇,而且還影響譯者的選詞和評判譯文的標準；同時，翻譯反過來又服務于社會政治。

四、從翻譯的政治來看魯迅的“異化”翻譯策略

    魯迅對歸化翻譯策略的先熱后冷，之后在翻譯策略上朝異化策略轉向，直至最后他對過于使用歸化策略的批判與否定,這一系列的轉變絕非偶然，也絕不是其語言功底不夠深厚，做不了“隱形的譯者”,而是其意識形態(tài)中的政治取向在起作用。政治取向影響著魯迅在翻譯策略上的轉變及對翻譯文本的選擇?！斑x擇——拋棄——再選擇”，這一過程在那個時局動蕩不安的年代不自覺地染上了政治的色彩。魯迅作為左派文人的代表,對洋務派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封建傳統的改良思想深惡痛疾,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落后、民族頹廢的根源和國民的病根,堅決主張毫不憐憫地粉碎這種改良思想。憑借著他對政治的敏感,以及對翻譯作為引進新思想、建設現代文學的重要手段的理解,用他的翻譯觀和翻譯實踐體現出現實政治與翻譯政治的不對等性。

    魯迅在翻譯策略上的這種轉變被韋努蒂（Venuti）稱作是從“順從”向“抵抗”的轉向。這種“抵抗”不僅是一種文體模式的反抗，更是一種政治上的反抗。魯迅的翻譯觀與他對文學與政治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基于這種理解,他才能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提出這個廣為后人引用的有關翻譯的比喻：“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 (P.385)、

五、結語

    翻譯不是一種單純的語言轉換，翻譯至始至終都滲透著譯者的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政治取向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表現形式之一，對翻譯的影響不容忽視，它影響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而魯迅翻譯策略的轉變及其對 “直譯”也即“異化”的執(zhí)著，甚至提出“寧信而不順”，這正是其政治取向在起作用的表現，那絕不是僅用傳統理論里的“忠實”標準所能解釋得了的。

參考文獻

[1] Schleiermacher, F. (1813/199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R. Schlute and J. Biguenet(eds), 1992.

[2] Venuti, Lawrence: 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王秉欽.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118—122

[5] Vidal Maria del Carmen. frica. (Mis) Translating Degree Zero: Ideology and Conceptual Art[C] // aría CalzadaPérez.Apropos ofIdeology: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3.

[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7] 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8.

[8] 魯迅.魯迅譯文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