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周頌》與《九歌》的差異及原因——文學論文

    《詩經(jīng)》與《楚辭》是我國詩歌史的源頭，都對遠古時代祭祀活動有所記載。《詩經(jīng)》采貴族樂音與各地民聲，具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楚辭》“信鬼神，好淫祠”，巫風神話盛行，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周頌》重現(xiàn)了西周初以周王室為主祭的祭神拜祖場面，而《九歌》則是戰(zhàn)國時期由屈原在楚祠民間歌舞樂的基礎(chǔ)之上所制。兩個不同時代地域文化的文學產(chǎn)物，必然會存在突出相異之處。通過祭祀對象、內(nèi)容、情感三個方面的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在同以祭神為主題的祭祀活動中，《周頌》《九歌》分別呈現(xiàn)出了理性的現(xiàn)實性和感性的浪漫情懷。他們各自獨特的文化脈絡(luò)和風格特點，可以追溯到周楚兩地不同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習俗中去。

一、《周頌》與《九歌》的祭祀對象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禮記·表記》）早在殷商時代祭祀就成為了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凡決策主事皆要問卜請示“鬼神”。西周在這一宗法思想上有了繼續(xù)發(fā)展?！吨茼灐樊斨谐捞焐裰?，還有相當多的篇目記載周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尤其以祭祀先人、贊美祖先最為突出，所祭祖先主要有文、武、成、康等。此時周人對祖先與神明已經(jīng)分而論之，不再神秘化，或頌揚祖先生前功德、祈求祖先佑護，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清廟》）；或天子諸侯自述勤政、上報社稷，如“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有成命》）等。

    南楚同樣繼承了中原地區(qū)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傳統(tǒng)，包括對山川、河流、日月等物的崇拜?？v觀《九歌》諸篇，鮮少有關(guān)于南楚統(tǒng)治者及其先人的歌頌。從《東皇太一》、《云中君》到《山鬼》、《禮魂》，有關(guān)自然神的送迎貫穿了南楚祭禮的整個過程。其中，除《國殤》祭人鬼外，其余篇目的祭禮對象皆為掌管山川河流等的自然之神。從性質(zhì)上可分為“天神”（《東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和“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兩類，每一個篇目名稱即為所祭之神，并且細化到了目之所及的各個自然形態(tài)中去。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歷史文化，統(tǒng)治者皆恪守尊祖、奉祖。這種意識與行為早已經(jīng)由一種王室祭禮深入到民間，成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禮教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在先秦，祖先崇拜是維系宗族穩(wěn)定的心理依賴，實際上“是以抹煞宗族成員的自主性，強化宗族整體的虛幻性，導致宗族首領(lǐng)的全面獨裁統(tǒng)治為實現(xiàn)步驟的”①。在殷人看來，祖先以神靈的面貌出現(xiàn)，出于血緣而保佑和譴告后代的言行。祖先的神化打通了生人與死者的虛幻世界，而在現(xiàn)實中掌握溝通天人的權(quán)力的正是今王，這就為宗法制度尋的了干政、發(fā)展的前提。因而在西周時期，表達祖先崇拜的宗教祭祀活動往往呈現(xiàn)出宗法與政治的合一性。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殷商時代鮮明濃烈的宗族祖先崇拜觀念的延繼。常金倉認為祖先崇拜來自于政治因素的制約。在中國，以家族為核心的政權(quán)的確立和鞏固往往不是出于氏族選舉，而是通過武力獲得。在此前提下，統(tǒng)治者必然需要“美大王”以感激和紀念祖先的功績。周朝的祖先崇拜不僅是周王室感激頌揚先人功德的表現(xiàn)，更是將祖先上升為黎民心中精神護佑者高度的一種行為，以達到豎立周王室受昊天之命的至高無上性繼而鞏固政治的目的。

    無論是西周還是南楚，都繼承和吸收了殷商時代的宗族祖先崇拜觀念。反觀《九歌》大篇幅的神靈頌歌，卻并不是南楚文化不重視對祖先的崇拜。首先，楚國自古位處江漢流域，自身孕育著百越、苗蠻、氐羌、巴蜀等諸多原始文化。時至戰(zhàn)國，楚國為占地遼闊的大國，中原和地域文化的雜糅已然造就了楚文化獨有的巫鬼繁盛、“民神同位”的特點，有其地域性和特殊性。因而《九歌》“多為把山川藪澤、日月星體擬人化，不僅神具有人性，在宗教儀式活動中，人也可以具有神性”②。這是莊嚴的西周祭祀所無法比擬的。其次，春秋之前鮮少有楚國宗廟的相關(guān)記載，武王即位后，楚國才有十分系統(tǒng)和完整的宗族祖先崇拜活動，如《左傳》、《禮記》等記載了楚王“示武功”、“告成事”、祭祖、告娶妻、問“主社稷”等史實。以上屬于以政治、軍事等為目的先王崇拜或宗族祖先崇拜，強調(diào)決策或活動的鄭重性和嚴肅性，是與殷周的中原文化相磨合的結(jié)果。但《九歌》乃“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顯然并不是出于這種目的和級別的祭拜活動，自然沒有表現(xiàn)出強烈的祖先參預。

二、《周頌》與《九歌》的祭祀內(nèi)容

    “頌”曾被指出最切近于“詩”概念的本意，即被之金竹，用載歌載舞的方式頌禱敘功。從祭祀具體內(nèi)容上看《周頌》以稱頌上帝、歌頌祖先功德、祈求保佑國土子民構(gòu)成了祝詞的基本內(nèi)容。其語言“約而盡”，多是直接贊美祭祀對象，如用“穆”、“顯”等詞贊言天神的美德，用“駿”、“德”等稱頌祖先的偉績。周人還將十分重視的農(nóng)事生產(chǎn)編入頌詞中，特別是“秋報社稷”的《載芟》《良耜》兩首祝詞，“元日祈谷于上帝”，詳細描述了從耕種的過程到豐收的喜悅，末尾說明了從古自有這種籍田禮儀?！冻脊ぁ泛汀多嫖穭t用于致戒農(nóng)人無誤農(nóng)事各司其職。另外，我們還能夠找到關(guān)于周人祭祀儀式和所用物品的描繪?！坝蓄蓄?，在周之庭。設(shè)業(yè)設(shè)虡，崇牙樹羽”（《有瞽》），“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我將》），盲人奏樂助祭，周人獻牛羊魚谷等為祭品，這些都是對現(xiàn)實世界中的物質(zhì)和實際人物的記載，是實錄而非想象或比喻。

    《九歌》則呈現(xiàn)出另一番生動熱鬧的面貌，祭祀程序經(jīng)迎神到來、請神享祀及送神而去，場面宏大、氣氛熱烈。儀式上仍由巫來主持，并男巫、女巫分唱不同的祭歌。在這里，諸神細化到分管不同事物的自然神，又根據(jù)這些自然神的特點，以香草美人的模式襯托出神明的高潔，并賦予了諸神不同的外在形象?！皷|皇太一”太陽神有著青云衣白霓裳的豐神俊朗，更有箭射天狼的勇武干練?！渡焦怼匪枥L的山神女，不僅有宜笑窈窕、惹人憐惜的身體外貌，還披香戴芳、車獸相從，極述山神女的高貴純潔與美好。各篇目往往還帶有一定的故事性，使得祝詞充滿了趣味性和表演性。如《湘夫人》表現(xiàn)了湘君思戀湘夫人，卻在久候未至中品嘗了百感交集，宛如人間男女苦戀之澀。

    《中國美學史》提到，北方神話在發(fā)展上不及南方，主要是出于北方早于南方進入階級社會。周初禮樂制度初建，“周公制禮作樂”融合了以血緣關(guān)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主要是淡化禮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民族色彩，強調(diào)行‘禮’儀式中人事的成分，賦予禮儀以‘德’的抽象內(nèi)涵，從而使禮儀更具象征性，抽象性，使禮成為周人以德政操持政治的機炳”③。實質(zhì)上，制禮作樂的系統(tǒng)化和制度化根本上在于適應周人的統(tǒng)治。因而《周頌》中沒有《九歌》那樣濃烈而多彩的巫神歡娛的氣息，而是突出了“以德配天”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事。范文瀾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詩經(jīng)》是‘史官文化’，《楚辭》屬于‘巫官’文化”。周代較早進入階級社會，已經(jīng)由“史”取代了“巫”。周朝祭祀是官方既定的禮制儀式，含有更甚于南楚的較鮮明的宗法等級觀念。《周頌》正是反映了周朝祭祀活動是由統(tǒng)治者和諸侯為主祭的官方行為，已經(jīng)比較正式化且趨于禮的較嚴肅的儀式。

    相較《周頌》的嚴謹正式，《九歌》的內(nèi)容更為豐富多彩、自由奔放，更貼近于原始神話。楚地民間巫風《九歌》與夏啟《九歌》古樂章有相同和相通之處，都屬于原始性宗教歌舞性質(zhì)，因而《九歌》來源與古夏和古楚巫風娛神的原始文化有著莫大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可以看到《周頌》所記錄的祭祀場面已明顯趨于史官主持和錄載于史的特點，因而較為理性。而《九歌》整個祝詞內(nèi)容由巫、覡演唱，說明了原始巫風仍舊盛行于楚，也證明了在南楚巫的地位仍舊較高的事實，使得《九歌》呈現(xiàn)出感性文學的優(yōu)美與浪漫。

三、《周頌》與《九歌》的情感內(nèi)涵

    周人重農(nóng)，臻于現(xiàn)實，因而《周頌》用字嚴謹，反映的是周人上至統(tǒng)治者下至黎民百姓最樸實和現(xiàn)實的愿望。其祝詞遵循著一定的禮法規(guī)定和祭祀規(guī)則，鮮有對祭祀對象具體形象的刻畫和比喻，字里行間充滿了保國安民的積極意識，不斷豎立著一種嚴肅而不容懷疑的、帶有正面而積極意義的、放大美化式的神祇崇拜。

    周人對神祖的敬畏之情首先必然出于周代宗法等級嚴格劃分的觀念，是對天神祖先象征著皇權(quán)甚至高于皇權(quán)、擁有至高無上地位的認可。神明和祖先應當具有自己的意志，而不包含凡人主觀所具有的豐富情緒，同時，由于祖宗先王也曾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過多的形象虛構(gòu)包裝也顯得不合時宜和缺乏尊敬。在這個前提下，簡單明確而有直接指向性的神祖形象更符合祭祀活動的政治需要。其次，修海林在《周代雅樂審美觀》中談到，周代制禮作樂規(guī)范了社會成員的行為，但禮儀制度通過詩樂舞蹈使人們產(chǎn)生了審美意識，而審美意識伴隨著教化意識，實現(xiàn)了制禮作樂的文化功能。天人諧和的愉悅造就了審美的快樂?？梢哉f，《周頌》中所蘊含的情感正面積極、具有肅穆不折的陽剛之氣，這其中有出于教化的考量?？梢哉f《周頌》極大程度上的削弱了對神明的豐富想象,強化了神明崇拜，而南楚其祠則保留了更多的神話色彩。

    《九歌》里，各方神明則以帶有凡人的特征的形象出現(xiàn)。古人云荊楚南音多悲風，南楚“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楚辭章句》）?！皹贰辈患啊案妗敝矫C穆，卻拉近了神人之距離，充滿了神人交融的自由和熱烈的情感。他們不僅有威武高大或柔美高貴的外表，還被賦予了豐富的人間情緒。楚地不甚森嚴的等級宗法觀念，弱化了祭祀的政治功用性，且更看重全民性崇拜精神的鞏固和地域性文化傳承。由于《九歌》缺乏強烈的政治目的的支撐，祭祀活動的興盛和延續(xù)必然要求儀式的趣味性與大眾性、要求內(nèi)容情節(jié)通俗淺近，以滿足民眾心底的情感認同。因而《九歌》能夠把神從高高在上的位置接迎到凡人身邊去，反映人間的愛恨情緒?！啊畩侍弧倘皇前松癖硌莸哪康?，但兼以娛人，也是在目的之中。這就與后世的所謂社戲、賽神會一樣，同時也在滿足著參加祭典者，觀眾的文娛要求。”④在南楚的神話意識里，神不是一個個干癟的片面性的想象，他們貼近于凡人的思維與生活，是鮮明而宛在眼前的。

    《詩經(jīng)》《楚辭》兩部經(jīng)典所特有的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在《周頌》與《九歌》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周朝繼殷而來，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上遠遠領(lǐng)先于自古被視作蠻荒之地的南楚。因而由于政治集權(quán)發(fā)展程度、社會意識形態(tài)等存在差異，兩者在祭祀對象、內(nèi)容和情感上都分別有所側(cè)重。在一定程度上《周頌》代表了政治需要下趨于理性的祭祀文化，而《九歌》則表現(xiàn)出了南楚以往的悲風浪漫柔曲的感性特質(zhì)。

注釋：

①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

②④褚斌杰：《楚辭要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第305頁。

③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1頁，第20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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