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視角下的失范新聞表達

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真相和虛假并存，更為復雜的是偽真相的以假亂真讓人們難以辨別。我們可能終其一生都在尋求真相，新聞的價值就在于能幫助人們撥開迷霧、接近真相，但是這也僅僅是希望而已。在新聞史中，這種尋求真相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息，而出于不同利益驅使和能力限制的失范新聞仍層出不窮，這本身也成為一種奇觀。

符號學以文本、圖像等符號為對象建構隱含普遍規(guī)律的適用理論，力圖梳理大千世界背后的意義，新聞本體即由各類符號組成，用符號學理論對其進行解剖，通過編碼和解碼，探究真相下面隱藏的虛假、剖析新聞背后發(fā)生的故事，不失為一種研究路徑。

作者作為在新聞一線沉浸實踐多年的工作人員，集新聞創(chuàng)作主體和新聞受眾與一身，匯集了新聞采編播流程中諸多的案例，希望以符號學視角，從新聞受體（受眾）、新聞客體和新聞主體三個層面，采用文本分析和案例解讀的研究方法對新聞失實本體進行分析，以期對新聞受眾多些分辨能力、新聞客體如更好關照自身和新聞主體少走些彎路有所參借。

這里的新聞受體為接收者，新聞本體指文本和圖像等新聞符號，新聞客體即新聞中的人物或事件本身，也可稱為被采訪對象，新聞主體是新聞媒介包括新聞采編人員。

從新聞受眾角度梳理失范新聞的符號學表現(xiàn)

新聞真實性對應的是失實和虛假，這類新聞相對辨識難度較低，如人名的張冠李戴、數(shù)字的夸張誤用、畫面的移花接木甚至事實的扭曲表述等，而更多的失范新聞表現(xiàn)得更為隱蔽，需要細致進行符號解讀才能有所體會。

從上個世紀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媒體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逐步以受眾的評定標準為參照。在受眾對文化產品多元需求日益增長的過程中，尤其主流傳統(tǒng)媒體過于遵照上位主體的需求，往往關注點只唯上、少唯下。新聞生產者仍存在以我為主、忽視受眾需要的問題。

楊保軍和朱立芳認為，評判一則消息是否為假新聞主要依據(jù)新聞事實和新聞價值兩個標準。新聞事實是首要的判斷標準，而某些報道雖不存在捏造成分，但如若不具備新聞價值或被刻意拔高新聞價值，則仍是一種假新聞。國外學者Tandoc 等人提出了另一種二維框架 ：事實性和欺騙性，兩個維度都可以從低到高、由弱至強變化，構成新聞失范的不同類型。

2016年起，中國網絡社交用戶通過社交平臺獲取新聞已經高于使用手機客戶端、新聞門戶網站獲取新聞的比例。社交媒體使得假新聞的傳播更為迅速和便利，虛假信息頻現(xiàn)已成為整個社交網絡生態(tài)中的重要特征之一，這導致了受眾對示范新聞的無所適從。按照霍爾對受眾解碼立場的三個分類：宰制解碼、協(xié)商解碼和對抗解碼。傳播有限效果論在協(xié)商解碼和對抗解碼方面，體現(xiàn)出數(shù)字化時代受眾的不同立場變化。

受眾對符號的反向解讀。潛藏在框架新聞后受眾的不同解讀：如80年里根總統(tǒng)兒子失業(yè)被國內媒體炒作，認為美國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反而激起受眾對當時少數(shù)國內官員腐敗的反向解讀。這些新聞背后隱藏的倫理影響是多元變化的，既體現(xiàn)了受眾理解方向的不確定性，更多則是新聞主體先入為主的非客觀性導致了的受眾對抗性解讀，而沒有起到媒體新聞預期起到的社會功能。

受眾對符號的選擇性接收。受眾有時不在意信息或者新聞的真實性，而在意與自己的興趣點和價值觀是否吻合或者違背。網絡謠言和假新聞的存在能夠反映和折射社會現(xiàn)實矛盾、大眾群體心理和利益運作機制等幾個層面的真問題。碎片化的休閑心理和娛樂化的欣賞慣性，在熱搜上體現(xiàn)為真相和耀眼的競逐，而受眾經常在虛假的信息里寧愿信其有，從而獲得暫時的愉悅和滿足，例如災難事故中的幸存者傳說、跟帖制造的新熱點等。

2022年5月上了熱搜的新聞，講述了北京大學的數(shù)學教師“韋神”一晚上解開六位博士一周沒有解決的數(shù)學難題。新聞不從學術領域（術有所長、難題本身）去解讀，以致受眾對中國博士生培養(yǎng)體制吐槽，造成流變（因為流量使事實真相變化）。實則六位博士是物理學專業(yè)的，他們短時間解不了另外領域的數(shù)學難題很正常。

這是新媒體自傳播與大眾傳播時代，從傳播主體和受體互動雙方的顯著變化，并將對傳播規(guī)律產生影響。絕對客觀的難以企及，使新聞主體的主觀性不可避免，與其一味追求客觀內容，不如營造形式的客觀范式，還有對信息透明度的打造?；ヂ?lián)網如熱搜、引擎對同一新聞題材的集納解讀和不間斷更新，即可認為是一種透明度表達的技術外顯。

目前國內的新聞媒介主體縱向（全媒體、融媒體）和橫向（兼并重組）集中繼續(xù)發(fā)生，解聚趨勢不斷出現(xiàn)，相對無結構的網絡模式加速了解聚，生產與傳播分離。框架報道的戲劇模式手段消解作用：崇高不再讓人崇敬、卑劣減弱了反感。新聞報道突破模式的個性化和真實表達才能使受眾代入其中，而并非總是似曾相識、套路化嚴重。 

從新聞客體角度梳理失范新聞的符號學表現(xiàn)

任何物體在符號體系中，既有作為物體的指示性，兼具其在時空變換過程中人類賦予其的表征意義。從單純物質到表征性的符號可能因為其身處的情境對觀看者發(fā)生不同的解釋意義。

表哥手上的手表，領導者頭上的雨傘，作為符號使用體和純然之物在兩個極端移動，偏移程度取決于觀看者即受眾，也包括鏡像自我的觀看者就是新聞客體的感受，而這種感受如果不變成輿論，也不會賦予對象物更多的符號意義，只有被傳播，并被賦予了符號的第三性（也可以叫意指、解釋項），那么這些物質符號就有了無限衍義的解釋。這種解釋因為近年來網絡人肉搜索式反腐的盛行而誕生了表哥、包姐之類的含義豐富的網絡指示符號。

手表和挎包等作為裝飾品和奢侈品的本質使它們具有不同的價值屬性，而雨傘更多體現(xiàn)為非裝飾的使用價值。傘作為工具，領導自己打傘，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親民思想和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精神，說明了領導深入基層與人民在一起的作風。如果把傘放在家人之間，他們互相為對方打傘，表達的是親密關系；放在下屬與上級的之間，他們互相為對方打傘，就表現(xiàn)出擬態(tài)環(huán)境中不同的形象。領導自己打傘是合乎情理，領導給群眾打傘是愛民如子，反之讓下屬或者群眾為領導打傘則有了官僚作風的衍義。

作為被表現(xiàn)的新聞客體，領導者更為在乎自己打傘的外在形象。一些新聞媒體就發(fā)生過因為發(fā)表了雨中下屬給領導打傘的畫面，而受到嚴肅批評的事件。從新聞發(fā)生到被記者拍下，再到發(fā)表出來，直至最后被撤下，有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這里面存在表意的距離可能更為漫長，既然符號表意有一個過程才能被感知被接收，那么符號的意志總有距離要跨越。

符號距離有三種，第一是時間距離，第二是空間距離，第三是表意距離。這三種距離說起來很簡單，但是符號活動的面很廣。很多打傘這個事件符號發(fā)出者和接收者都是官員出于對個人鏡像的自我心理認知，產生了新聞客體的第二次解讀，而表哥則與此不同。
   因為符號標簽的無限衍義，所以有了代表不戴表、水瓶當酒瓶的符號能指與所指的背離，由此符號的第三性也就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從新聞主體角度梳理失范新聞的符號學表現(xiàn)

皮爾斯認為符號的解釋項可以有三種：情緒解釋項，例如聽到音樂而感動；第二種是能量解釋項，例如聽到命令而行動；第三種是邏輯解釋項，例如聽到一個問題而思索其答案。

在新聞主體的采編播過程中，時刻需要注意使用的文字、音頻和圖像的無限衍義，合理利用其意圖定點。意圖定點是個社會符號學問題，就是對于任何想要在目標接收者之中取得特定意義效果的人，這種預設安排至關重要，但是意圖意義并不能代替最后可實現(xiàn)的意義，而意圖定點是符號發(fā)出者可以用各種手段達到的一個效果。意圖定點的喪失，導致了無限衍義的繼續(xù)發(fā)展，甚至導致歧義和反義的產生，就是符號的誤讀。

新聞文本的符碼失范表達造成符號內涵歧義。漢字的二級符號性質導致了雙重意指性，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第一種情況，漢字直接意指著自身，含蓄意指著漢語。這種意指關系方式，我們稱之為漢字的字本位性。第二種情況，還存在著漢字的語本位性，在語本位關系中，漢字并沒有退場，它只不過把自己的意符思維或意識形態(tài)含蓄地掩藏在對漢語的直接表述中，我們也稱之為漢字的隱性書寫。

媒體播報一些城市建設“廉政公園”的新聞，“廉政公園”這個文本符號字本位是倡導政府官員的廉潔自律，但是立碑樹牌放在為民眾提供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之中，則會讓民眾聯(lián)想其含蓄意指：即對機關作風和官員形象的社會性提示需要無處不在，哪怕擠占公共資源。

一個新聞標題出現(xiàn)了團隊到國外訪問，提前“踩點兒”的用詞?！安赛c兒”一次本身是中性詞，但是經常用在很多偷盜嫌疑人提前探測盜取對象和地點的文本中，使其具有了貶義意指。漢語使用中的分歧符號是一直偏離本意，如“踩點兒”等中性詞變?yōu)橘H義詞。漢字的歷史延展過程使其能指在不同階段分化出不同的意指，而隨著時間的距離拉近，意指的現(xiàn)實含義會發(fā)生大眾化偏移。

再如“垃圾分類、從我做起”這類新聞宣傳語，乍看沒有歧義，但是如果將兩個名詞聯(lián)系到一起，就會產生“解釋漩渦”。解釋漩渦是指不同的元語言結合之間的協(xié)同或沖突，發(fā)生在同一次解釋中，兩套元語言互不相退讓，同時起作用。兩種意義同樣有效，永遠無法確定兩種解釋悖論性的共存，但是并不相互取消，沖突造成的雙翼均合理，這就造成解釋漩渦。

新聞圖像的符碼失范表達造成符號內涵歧義。解釋漩渦出現(xiàn)于很多場合，最常見的解釋漩渦出現(xiàn)在戲劇電影等演示文本的表現(xiàn)層次與被表現(xiàn)層次之間。歷史人物有一張熟悉的明星臉，沒有人會覺得歷史人物有一張明星臉歷史就失真不可信，表現(xiàn)與被表現(xiàn)之間的含混正是表現(xiàn)藝術的魅力所在，正是表演藝術的魅力所在。而在圖像中也經?？梢杂龅?。

有的交通警示牌標識著“不打遠光燈，害人又害己”，本來以前半句單獨出現(xiàn)沒有歧義，但是兩個分句組合后則符號語義發(fā)生了截然相反的扭轉。這種失范因為符號分辨易率低，只要對細節(jié)認真審視就可以避免。

而有的圖像背后的意指解釋項則要復雜很多。一幅名為《征稅途中》的新聞圖片中稅務人員挽起褲腿、扛著自行車跋山涉水，真實性應該沒有問題，但是從不同受眾的立場對圖像符號的理解會有很大差異。圖片本意應該是對稅務工作人員的辛苦工作的褒揚，但其背后隱藏的如征稅難度大、技術手段落后等意指會讓人浮想聯(lián)翩。這類新聞主體無意識的“高級黑”對應著受眾出乎意料的反向解讀。

新聞音頻的符碼失范表達造成符號內涵歧義。作為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英吉斯和麥克盧漢對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對人體感覺的延伸做過預測和闡釋，在人的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中，聽覺是不間斷的，雖然有稍縱即逝的特點，但是因其無時無刻伴生左右的跟隨性，作為新聞主體不能忽視音頻符號的失范表達。

2022年5月的一期電視新聞，講述了防控疫情的一線人員堅守崗位的故事，其中一段講到一位主任因為工作繁忙，嗓子累啞了，為了表現(xiàn)他的堅持和辛勞，記者錄制了一段這位主任嘶啞著接受采訪的同期聲。

但是在這個視頻意指解釋的背后，除了讓受眾感受到被采訪對象的辛勞程度，還會產生情緒解釋項的判斷，即對采訪是否恰當、從道德倫理角度是否合情的判斷。他的家屬和其他的受眾聽了以后會有什么感覺？會對我們的記者產生一個什么樣的印象？這種問題在新聞報道中存在很多，特別越是被采訪對象痛不欲生時，一些記者為了煽情越去采訪。新聞主體要尊重新聞客體，保護別人的隱私，站在與對方共情的人性角度完成工作。

新聞邏輯符碼的失范表達造成符號內涵歧義。以偏概全的強調細節(jié)真實轉移了人們對真相的挖掘。一些媒體和新聞從業(yè)者忙于宏大主題的建構，忽視常態(tài)環(huán)境下小人物的境遇：如疫情使各個行業(yè)和人群在生活狀態(tài)和經濟活動、社會交往中都發(fā)生著巨變，媒體必須關注這些改變，尤其是被疏離和正在走向失助的人群和行業(yè)，否則媒體的公平和客觀性會大打折扣。所謂的宣傳品大量涌現(xiàn)時，真實客觀的聲音尤其可貴。在后疫情時代，新聞主體應該更多關注身邊失助的人群：如做保安的手藝人、背負房貸壓力的鄰居------更多地關注陷于生存危機的餐飲、旅游等服務行業(yè)。

網絡時代，如果新聞主體傳播的內容99.99%是事實，只有0.01%經不起推敲，受眾就會認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如現(xiàn)在很多媒體制作的宣傳片，影像浮夸，看上去高大上，但是缺乏事實和成果，用對未來的設想和規(guī)劃，加上技術的花哨堆砌來虛構藍圖。這些都可能帶來受眾的反向解讀，即認為真實畫面背后掩藏的虛假現(xiàn)實。

新聞主體和客體如何自我調整和規(guī)范

嚴肅新聞的立場和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價值使其具有局部失實環(huán)節(jié)的免責權力，追求時效性的新聞規(guī)律也無法苛求其完全的細節(jié)真實。“社會公眾的合理興趣在該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排除了當事人個人的利益，從而使得符合社會公眾合理興趣的報道行為擺脫出新聞侵權的范疇，其中的利益衡量機制是責任構成要件所欠缺的，但在社會實際中又必不可少。”這里的合理興趣一是民眾對信息和公眾事件的知情權，二也體現(xiàn)了新聞自由本身賦予媒體的顯性權力。

應當注意的是，只有新聞報道的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的時候，才可認定為內容失實。因為新聞媒體僅是輿論監(jiān)督機構，缺乏相應的公共權力，在某些情況下無法廣泛深入的查清事實的真相，因而在個別細節(jié)上出現(xiàn)與事實不相符的情況是很難完全杜絕。如果對此過于嚴格，新聞媒體將會為了追求事實真相而亦步亦趨，難以充分發(fā)揮其輿論監(jiān)督功能；或者可能刺激部分媒體不擇手段，導致侵犯他人的權利。另外，新聞媒體經常引用和報道國家政策法規(guī)，包括執(zhí)法部門的相關判決案例等，如果后來出現(xiàn)一些字句或者判決錯誤，那么媒體怎么能夠承擔連帶責任呢？所以只要引用國家機關和執(zhí)法部門的相關言論和執(zhí)法行為，報道過程客觀的報道，媒體就不必承擔部門行動和言論失誤引起的連帶責任。

新聞主體的自我規(guī)范。媒體應該吸取的教訓是不能把少年兒童即未成年人的影像不做處理直接搬上熒屏，因為未成年人的肖像權受到天然保護。媒體在公共場合拍攝成年人一般不涉及侵犯肖像權，而在私密場所比如當事人家中，媒體拍攝要征求當事人同意，當然國外媒體對政治名人和明星也可以追蹤到各個角落，因為公眾人物就要處于輿論監(jiān)督之下，反而普通公眾受到私密場所的權利保護。目前國內尚無新聞法，這對新聞工作者缺乏法律上的保護。那么在具體采訪策劃中，就要先保護好自己。對有疑問的人和事，不要一口咬定，可以不出全名，報紙則多采用化名，鏡頭可以做特效處理。因為媒體新聞在傳播信息的同時，兼具乘風化人功能，所以對事不對人，剖析問題而非越俎代庖當法官，做節(jié)目更多的用正面典型鼓舞人、用負面典型警醒人。歸納總結一類現(xiàn)象，以期從中分析規(guī)律、找到可以供受眾借鑒思考的價值點。

在畫面處理時，對少年兒童、智障人士等需要保護人群和提出做遮擋的一定用馬賽克、模糊等特效處理。對涉及幾方當事人的報道，必須采訪到每一方，當然對方不說或者拒絕留下影像資料，新聞可以擺出事實、讓當事人充分表達后讓受眾自己判定對錯是非。對必須下結論的，最好由執(zhí)法人員或者法律界人士、專家做出。

隨著《民法典》的出臺，人格權被賦予了單獨的章節(jié)，而對新聞媒體報道權限的界定并無法律上新的規(guī)制。這對新聞主客體針對爭議和糾紛中的法律條文盡管有了更具體的解讀，但是雙方如何從各自利益角度進行維權從而實現(xiàn)自我保護，還需要更多依靠新聞本體采制過程中的尺度把握來完成，以減少后期的雙方矛盾甚至訴累。

新聞客體的自我調整和保護。民眾在依據(jù)法律保護自身權利時，也要注意對公眾與隱私的概念厘清。在公共場合的非私密性舉動，特別是可能危害社會和對公共造成潛在威脅的行為，新聞媒體有完全的拍攝、采訪和報道權力，并不因為新聞客體的主觀否認而阻止新聞主體這種權力的實施。而在家中等私密性場合，新聞客體對其私密言行可以要求新聞主體不得拍攝或者有權對具體細節(jié)的報道進行限定。

目前的媒體正處于新舊交界，關于網絡媒體傳播的社會倫理：新媒體達到一定的覆蓋范圍，然后流行一定的時間，也就變成了傳統(tǒng)大眾媒體，開始遵從其規(guī)律和規(guī)制。自上而下的規(guī)制必不可少，但是需要規(guī)制的適度，否則會造成兩種效應：第一是矯枉過正會導致對運營商和平臺的寒蟬效應、第二對使用者的沉默的螺旋效應。

在數(shù)字時代，實現(xiàn)視角轉換才能更好地促進民主社會的進步?；ヂ?lián)網作為圓形監(jiān)獄其監(jiān)視器應該調轉鏡頭對準公眾人物和權力部門，圓形監(jiān)獄和體育看臺的相互作用才能更接近公正的原點。而目前世界各國的數(shù)字鴻溝正在形成：一方面外顯為社群和階層對技術的掌握難易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作為強勢群體傳播主體有意識進行價值傾向調控，對受體形成壓制性歧視。

結語

1960年，因為一則批評性廣告，美國紐約警察局長沙利文以誹謗為由，將《紐約時報》告上法庭，并申請巨額賠償。兩審失利后，幾乎被各地官員相繼提起的索賠逼至絕境的《紐約時報》，奮起上訴至聯(lián)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力挽狂瀾，宣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維護了媒體、公民批評官員的自由。如果新聞媒體都不敢對各類不公平、非正義的事件、現(xiàn)象和個體、群體全力發(fā)聲，遑論普通百姓？對新聞媒體的限制和拘束，只能導致網絡言論的肆意生長和受眾的無所適從，也必然使新聞媒體只能淪為唱高調的機器，這就是新聞主體管理者即上位主體需要注意和研究的問題。

新聞本體在真實性和客觀性出現(xiàn)形形色色的失范后會造成諸多社會影響，新出臺的民法典從社會規(guī)范角度對新聞主體進行了部分規(guī)約，但仍暴露出其中的灰色地帶，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夠逐步找到消解問題的途徑。

文章來源：  《聲屏世界》   http://m.xwlcp.cn/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