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維吾爾”名稱的來源

“維吾爾”(Uyğur)是一個突厥部落的名稱。大約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在蒙古和中國新疆的歷史上，這個部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們操用一種稱作維吾爾語的突厥方言。在近九個世紀過程中，“維吾爾”一詞對于力求斷定突厥部落名稱和專有名詞詞源的人們來說，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

十一世紀后半葉，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語大詞典》中寫了下面一段話:《Uyğur》是一個國名，它有五個城廓。這些城廓是亞力山大·馬其頓同突厥可汗議和后建立的。這些城廓是：唆里迷，火州，彰八里，別失八里，仰吉八里”。這個國家由五個城廓組成，其百姓是異教徒中最強悍的獵手。其中敘述部分和詞源都已陳舊了。當亞力山大·馬其頓抵達維吾爾國境時，突厥可汗曾派四千人出迎。他們的帽沿象隼的翅膀一樣，他們張弓射箭朝后和朝前都同樣準確。亞力山大·馬其頓對他們甚感驚奇，便用當時的波斯語說：nn  hwud  hwurand。其含義是：“這些人自行獵取食物，對他人無所需求，因為野獸不能逃脫他們的射獵，他們需要時，可以隨時打獵過活”。從此，這個國家就叫作《hudhur》。后來，詞首的h變成了alif。喉音字母(hurft'1–halg)的交替，尤其是ha變成alif，或alif變成h，是屢見不鮮的，這是突厥語固有的現(xiàn)象。    

《維吾爾》——詞，用現(xiàn)代術語來講，它是由動詞uy-和后綴—ğur構成的來自動詞的名詞，表示“聯(lián)合”、 “結盟”之義；顯然，維吾爾名稱是產生于自稱為維吾爾人，并操用他們和我們都稱作維吾爾語的人們中間，人們稱他們?yōu)榫S吾爾人。這種語言在其通用的整個歷史時期，其濁塞音—d—保持了自己的特征。

突厥語中沒有這種后綴的痕跡，維吾爾語、汗國語、克普恰克語，烏古斯語和蒙古入侵前的其他任何突厥語也沒有這種后綴，然而它卻出現(xiàn)于察合臺語。與此同時，懷疑它同-ul／-ü1、ğul／gu1同樣都是蒙古語后綴形式，也是沒有根據(jù)的。這些后綴形式滲入察合臺語和其它語言，使這些語言擁有了大量的蒙古入侵時的蒙古語借詞和后綴形式，所以，它不是純粹的突厥語后綴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

“維吾爾”一詞含有yaspişğur (依附或帖住)之義；他們說st uyudi(牛奶酸了)；當它未變味(新鮮)時，其中的分子并不聚合，而當其凝結后，便不分離，它們凝集在一起了(yapişti)，也就是說已經(jīng)粘住了。

    論證“維吾爾”一詞任何時候都不曾具有曾賦予它的任何詞源學的意義，這完全不是意味著它不曾具有某種詞源學的意義，而是為了使我們盡可能地去考慮突厥部落的名稱及其可能具有的含義。

    在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扼要地探討一下突厥專有名詞的整個問題，將是有益的。在此，我不打算涉及地理學的名詞(地名學)，因為這將會引出相互矛盾的解釋。如果只提出像Yani：Balik《新城》這樣一些城廓的名稱，顯然它是具有突厥語詞義的；而類似Balasagun那樣的城廊名稱，以及Selene和Toğ1a那樣的河流名稱卻完全沒有突厥語詞義，而且多半都不是突厥語，它們顯然是來自圖瓦(通常叫葉尼塞)的碑銘。這些碑銘撰于九世紀及其以后，假定它們是柯爾克孜軍事酋長所撰，那么在這個部落中，新出生的男孩降生時，無論如何是要給他命名的，而且成人后還要另起一個名字，叫做erat《成人名號》。我們不了解這些名字之間的關系，但是顯而易見，成人名號總要比兒童的名字受人尊敬。在一些突厥村社中，常以奇異的方式選擇小孩的名字；比如，嬰兒出生后，僅僅是因為父親或母親說了一句話，其中第一個詞便成了嬰兒的名字。還應該說明，當男于成為Kağan之后，他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或成人名號)．而代之以公爵封號?，F(xiàn)在我們所掌握的淵源不同和時代不同的許多固有的突厥專有名詞中，有許多人名，在使用該名字的人們的語言中，有著可以理解的含義。比如Akbars《白色豹子》，Aydemir《月長石》，Ay doğdi《月亮升起了》。后者可能是因嬰兒誕生在月亮升起的時候。但是除了這些含義明顯具有可理解的名字外，有一些專有名詞，尤其是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中，那些早期的名字，并不是隨便就可以解釋清楚的。例如人名Bumin和Eştemi，就是最早的兩個突厥可汗的名字。實際上按詞源說，這兩個名字同部落名稱的系屬是一致的。

    這樣看來，既便是有一些含義明確的部落名稱的例子，然而實際情況卻并不象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如象早期人所共知的突厥部落名稱kanli，其含義非常明確，在確認這個詞的最早期，其后綴是-Iiğ，而且其收尾輔音并沒有脫落．所以要排除睡第二音節(jié)是物主形容詞后綴的可能性。在維吾爾語、汗國語、察合臺語和克普恰克語等較為古老的語言中，kanli，一詞曾表示部落的名稱。通常認為，他們使用馬車轉運自己的家族和財產，如同漢族把早期的部落聯(lián)盟稱之為《高車》那樣，部落便由此而得名。但也可能是馬車之所以稱之為kanli，正是由于Kanli：這個部落把這種形式的馬車引進了突厥社會。在中亞這種馬車的存在比突厥人的存在，時間更為遙遠，這是盡人皆知的。例如，大約公元四世紀，伊朗人在阿爾泰地區(qū)曾使用過這種形式的馬車，它出土于帕茲里克古墓之一，現(xiàn)在陳列于圣得地堡博物館，因此，根據(jù)上述原則給馬車命名也是合乎情理的。

根據(jù)已經(jīng)闡明的理由，我認為，同其它語言一樣，突厥語也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它也在不斷地發(fā)展和變化著。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中，那些最早的語言形式，除了普通詞匯和借助能產的后綴構成的詞外，曾有一系列由基本詞匯構成的詞(名詞或動詞)及其后綴，迄至當時都已陳舊了；有些詞是由綴于詞后的能產后綴組成的，在無后綴的情況下，它們已不再通用了，還有一些詞是靠基本詞匯和后綴構成，但在語言中通過其它形式的搭配，無論是基本詞，還是其后綴，也都不再使用了。作為八世紀前的普通名詞已經(jīng)陳舊了，以致于其含義完全失傳了，并且保留下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復合詞，最初多數(shù)都是帶后綴的基本詞匯(名詞或動詞)。有些專有名詞總是當專有名詞用，任何時候也沒有普通名詞的含義，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無論何時，后綴只用于專有名詞，這是很難想象的。在進行形態(tài)學分析時，可能會發(fā)生這樣的情形，如果把一些名詞可以劃分成基本詞(名詞或動詞)和后綴，那么在早期突厥語的普通名詞中，同樣也可以找到某些這樣的成分，它們直到現(xiàn)在仍不服從形態(tài)學的分析。而這個問題僅只是在形式上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突厥語——幾乎是未經(jīng)考察的領域；而且能夠從事突厥語研究的專業(yè)文獻學家，其人數(shù)少得令人難以置信。當語言的基本詞匯在其可能達到的最早發(fā)展階段，人們對它還沒有進行詳盡的探討之前，這些問題可能被忽略，若是今后一兩代突厥學家，不是去試圖指出含糊不清的部落名稱和專有名詞的含義，而是獻身于研究活的語言，刊布對原本的批注，尤其是對早期原本的批注，詳盡地探討各種語言的普通詞匯和語法的歷史，那才是較為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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