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譜系與本土探索：新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70年(1949-2019)

理論譜系與本土探索：新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70年(1949-2019)

作 者：

劉濤  

作者簡介：

劉濤，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出處：

新聞與傳播研究

內(nèi)容提要：

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傳播學發(fā)展的知識圖景及其邏輯主線，一種相對有效的研究路徑是從傳播理論切入，綜合“專題史”和“編年史”兩種“書寫方式”，即以理論形態(tài)為“經(jīng)”，以時間脈絡為“緯”。具體來說，可以沿著理論譯介、理論發(fā)展、理論批判和理論創(chuàng)新四條邏輯主線，多維度勾勒傳播學研究的理論譜系。第一，理論譯介主要聚焦西方傳播學理論在中國的翻譯和推介情況，以及相關譯介工作對中國傳播學的影響；第二，理論發(fā)展主要立足傳播學的七大學術傳統(tǒng)，分別探討不同傳統(tǒng)脈絡中傳播學的“出場”方式及其發(fā)展邏輯；第三，理論批判主要側重理論話語批判和研究范式批判，探討中國本土研究對西方理論的批判與反思；第四，理論創(chuàng)新主要關注中國的本土傳播思想、議題或實踐，在發(fā)展和批判基礎上考察中國本土研究創(chuàng)新的主要面向。70年來，中國傳播學研究成果豐碩，但如何突破西方理論的問題語境和闡釋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遠。

期刊代號：G6 

分類名稱：新聞與傳播 

復印期號：2020 年 01 期 

關 鍵 詞：

傳播學  “傳學”  研究范式  理論譯介  理論批判  理論創(chuàng)新  本土化  

傳播學于1978年進入中國，而我國有關傳播問題或傳播現(xiàn)象的研究，則存在一個更長的學術史。“Communication”這一概念早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就被引入中國，彼時中國本土的社會學和新聞學開展了大量有關傳播問題的研究①。可以說，“傳播學”是一個新近出現(xiàn)的學術領域，但“傳播研究”則存在一條隱秘卻從未間斷的學術脈絡，散布于傳播學的諸多學術傳統(tǒng)中，如修辭學、符號學、現(xiàn)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等。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研究格局可謂縱橫交錯，相關成果也浩如煙海，本文選擇“傳播學理論”作為切入點，嘗試以此為“線”，在理論的發(fā)展與演進脈絡中勾勒70年來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地圖。

如何梳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史？常見的書寫方式是“編年史”結構。由于傳播學理論的知識體系比較復雜，而且存在諸多不同的邏輯主線，單純的“編年史”書寫反倒會形成一個個被歷史切割的“理論碎片”，很難清晰地呈現(xiàn)理論演化的“經(jīng)緯結構”。鑒于此，本文綜合“專題史”和“編年史”兩種“書寫方式”，主要以理論形態(tài)為“經(jīng)”，以時間脈絡為“緯”，嘗試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70年的理論圖景及其邏輯主線。具體來說，無論傳播理論的知識體系如何龐雜，70年的理論話語依然遵循著四條邏輯主線，亦即四種理論形式——理論譯介、理論發(fā)展、理論批判和理論創(chuàng)新。基于此，本文以傳播學理論演進的四條邏輯主線切入，沿著70年發(fā)展的時間脈絡，探尋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知識譜系。本文所關注的文獻材料主要包括70年來傳播研究(不限于傳播學科)的相關論文、資料匯編、重要會議、學術著作和譯著。由于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qū)的傳播學發(fā)展“局面”存在顯著差異，很難借助一條線索融會貫通，本文主要以中國大陸的傳播學發(fā)展為考察對象，同時在一些重要的學術事件和理論議題上，兼顧港澳臺地區(qū)的研究成果梳理。

一、理論譯介：“傳學東漸”的話語進路

誕生于20世紀初的傳播學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被譯介到國內(nèi)。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杜威、帕克訪華，為中國引入了有關傳播功能、公共意見等傳播學理論。季達的《宣傳學與新聞記者》(1932年)、高覺敷的《宣傳心理學》(1941年)分別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戰(zhàn)時宣傳策略與美國心理學界的宣傳效果研究最新成果。當時，國內(nèi)學者將communication譯為“交通”，意為交匯、通達。顯然，“傳播”一詞進入中國之初，國人就賦予了其“雙向溝通”而非“單向傳播”的意義和功能。

1949年新中國成立，正值美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范式從芝加哥學派轉向哥倫比亞學派的關鍵時期，早期的傳播理論譯介攜帶著明顯的“時代底色”。1957年，鄭北渭將mass communication譯為“群眾思想交通”②。20世紀60年代，張隆棟翻譯了施拉姆等人的《報刊的四種理論》，主要用于內(nèi)部交流。而香港浸會大學則將communication譯為“傳理”，并在20世紀60年代設立傳理系。中國臺灣傳播學界開啟了一條驗證美國傳播理論的本土適應性道路③。1971年斯麥茲訪問大陸時，他已經(jīng)意識到西方傳播學面臨的諸多危機，因此提醒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應該為人類貢獻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④。

20世紀70年代后期，余也魯為推動中國新聞傳播的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政治大學舉辦研討會，施拉姆親自與會，鼓勵學者從歷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練理論⑤。當時的香港傳播學研究以美國傳播學為標桿，致力于新聞自由、權力重組、現(xiàn)實建構等理論探索。中國大陸也在改革開放之際，優(yōu)先譯介了美國的傳播學著作。1978年，鄭北渭譯介的《公眾傳播工具概論》和《美國資產(chǎn)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引起了學界關注。1982年，施拉姆訪問大陸，促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召開全國首次傳播學研討會，正式拉開了美國傳播學理論在中國的譯介序幕⑥。與此同時，伴隨著李少南、李金銓等香港學者對國家發(fā)展和國際傳播的關注，以及中國臺灣學者對批判理論、視覺傳播、國際傳播等主題的引入，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qū)的學術交流也日漸頻繁。

20世紀80年代，余也魯將communication翻譯為“傳學”，而將mass communication翻譯為“傳播”⑦。1981年開始，陳韻昭在《新聞大學》陸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文章，介紹“傳學”的基本原理和相關理論⑧。同時，大眾傳播的中層理論也在這一時期被廣泛譯介，如居延安對有限效果理論⑨、俞旭對受眾理論的學術介紹⑩。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傳播學著作，其主要使命仍然是介紹西方傳播理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主編的《傳播學(簡介)》(1983年)、劉建明的《基礎輿論學》(1988年)等。與此同時，李普曼的《輿論學》(1984年)、賽弗林和坦卡德的《傳播學的起源、方法與應用》(1985年)、麥奎爾的《大眾傳播模式論》(1987年)、德弗勒和丹尼斯的《大眾傳播通論》(1989年)等譯著相繼出版，對大眾傳播理論進行了全景式的系統(tǒng)介紹。1989年，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合著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本傳播學研究著述，該書在對西方傳播理論的引進和推介上意義深遠。

人際傳播于20世紀80年代初引起國人關注。1981年，居延安在《社會》上第一次論及“人際傳播”(11)，打開了國內(nèi)的人際傳播譯介與研究的學術格局，如威瓦爾的《交際技巧與方法：人際傳播入門》(1989年)系統(tǒng)論述了人際關系的根源、方法和技巧(12)。隨著米德和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戈夫曼的戲劇理論、洛羅夫的社會交換論的譯介，國內(nèi)人際傳播研究的學術視野不斷擴展(13)。新世紀以來，人際傳播的研究領域更加多元，以計算機為中介的人際傳播(CMC)相關理論紛紛進入大陸，豐富并拓展了國內(nèi)網(wǎng)絡傳播研究的新視野。

除了對經(jīng)典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理論譯介外，諸如組織傳播、健康傳播、環(huán)境傳播、科學傳播、媒介環(huán)境學等其他傳播學分支學科/學派紛紛進入中國，豐富了國內(nèi)傳播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國際新聞界》從1979年開始，介紹了席勒、威廉斯、霍爾等批判學者的理論，打開了傳播學研究的批判視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北美的媒介環(huán)境學派開始引起國人關注。1991年，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通論》的翻譯出版標志著媒介環(huán)境學派正式進入國內(nèi)。隨后，“媒介環(huán)境學譯叢”中《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等著作相繼出版，進一步打開了國內(nèi)媒介環(huán)境學的研究視野。

1998年起，國內(nèi)涌現(xiàn)出大量傳播學經(jīng)典譯叢，描繪出一條學科建構的線路圖，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傳播與文化譯叢”、華夏出版社的“現(xiàn)代傳播譯叢·高校經(jīng)典教材譯叢”“傳播·文化·社會譯叢”以及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和傳播譯叢”等。此外，還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媒介與文明譯叢”、清華大學出版社的“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翻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世界傳播學經(jīng)典教材(中文版)”等。如此豐富而龐大的譯介工作，主體上描繪了傳播學科的理論知識圖譜(14)，也勾勒出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不同的學科領域及研究范式。

二、理論發(fā)展：基于七大傳統(tǒng)的傳播學理論

傳播學理論生成的土壤與根源，廣泛存在于一系列學術傳統(tǒng)之中。羅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發(fā)表了一篇對傳播學理論系統(tǒng)建構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文章，指出傳播學的理論來自于七大傳統(tǒng)，即修辭學傳統(tǒng)、符號學傳統(tǒng)、現(xiàn)象學傳統(tǒng)、控制論傳統(tǒng)、社會心理學傳統(tǒng)、社會文化傳統(tǒng)和批判傳統(tǒng)(15)。李特約翰在著名的《人類傳播理論》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傳播理論大廈，而其分類依據(jù)依然是這七大傳統(tǒng)?？疾煨轮袊闪?0年來傳播學理論的發(fā)展狀況與研究脈絡，七大傳統(tǒng)無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參考框架。

(一)修辭學傳統(tǒng)：從語言修辭到視覺修辭

修辭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是與傳播較早發(fā)生關聯(lián)的學術傳統(tǒng)。著名修辭學家陳望道于1942年出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修辭學與傳播學的“相遇”在這一時期隱隱浮現(xiàn)。相對于西方修辭學的勸服傳統(tǒng)，中國早期傳播修辭學延續(xù)了本土修辭學的遣詞造句傳統(tǒng)，更多強調媒介文本表達的實用美學問題。1958年，《新聞戰(zhàn)線》上刊發(fā)的業(yè)務討論中就強調了修辭手法的運用(16)，新聞語言表達的修辭問題成為新聞實務研究的重要議題。1963年張弓的著作《現(xiàn)代漢語修辭學》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報》等報刊的文體特色和修辭語言。20世紀80年代，新聞傳播與修辭學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學、廣播電視語言等均被納入現(xiàn)代修辭學的考察范疇(17)?！缎侣劥髮W》先后刊發(fā)了一系列文章，對新聞標題的修辭規(guī)范問題進行討論(18)。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批判性話語分析理論和修辭批評理論傳入國內(nèi)，修辭學成為媒介文本與現(xiàn)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論路徑(19)。2000年以來，視覺修辭(visual rhetoric)成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20)。伴隨著米歇爾的《圖像理論》、阿恩海姆的《視覺思維》、約翰·伯格的《觀看之道》、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等理論著作被引入國內(nèi)，視覺修辭方法成為中國本土視覺實踐研究的重要方法(21)，為視覺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種新的學術范式。

(二)符號學傳統(tǒng)：傳播意義生成的符號闡釋

符號學于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20世紀80年代被譯介進入中國，由此催生了傳播符號學的生成與發(fā)展(22)。1980年，李幼蒸發(fā)表的《結構主義與電影美學》可以看作我國符號學與大眾傳播問題結合的起點(23)。20世紀90年代趙憲章等學者系統(tǒng)整理和發(fā)展了西方形式美學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問題研究(24)。1996年，陳力丹倡導應將符號學視為傳播學的基礎理論之一(25)。趙毅衡指出：“在一個學科中，符號學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論，這個學科就是傳媒學與傳播研究”(26)。李彬首次從符號學的角度對傳播內(nèi)容的本體內(nèi)涵進行系統(tǒng)闡釋(27)。隋巖以傳播文本為主體研究對象，揭示了含指向、元語言機制、普遍化機制等符號學理論問題(28)。符號互動論可以視為傳播現(xiàn)象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從個體意識到社會共同體的構建無不依賴于這一理論路徑。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來臨，符號學在回應日益復雜的傳播機制問題時也面臨著方法論的更新問題(29)。

(三)現(xiàn)象學傳統(tǒng)：現(xiàn)象學方法與“傳播問題”的再發(fā)現(xiàn)

將意向性、還原、直觀與先天作為基本原理，同時也將闡釋(interpretation)推向了核心概念位置?，F(xiàn)象學于20世紀60年代被引入中國(30)，而現(xiàn)象學方法則在20世紀80年代日益成熟，并且逐漸進入社會現(xiàn)象的認識和分析視野(31)。倪梁康對于圖像意識的現(xiàn)象學考察可被視為對(視覺)傳播問題的再發(fā)現(xiàn)(32)。2000年以后，受現(xiàn)象學傳統(tǒng)影響的常人方法學逐漸引起傳播學者的關注?，F(xiàn)象學的基礎假設是將主體體驗視為賦予意義的過程，而常人方法學可以彌補傳播學實證主義研究的諸多不足(33)。本質上，現(xiàn)象學傳統(tǒng)的引入是基于當前傳播現(xiàn)象下蘊含的復雜的價值性與主體性的再發(fā)現(xiàn)(34)?，F(xiàn)象學方法論還增強了傳播學當前在新技術運用領域的解釋力度，如技術現(xiàn)象學即是在“人—技術—世界”的框架之下展開的有關技術對社會影響的研究(35)。

(四)控制論傳統(tǒng)：傳播研究的經(jīng)驗主義范式

作為影響了美國傳播學主流范式的重要學術傳統(tǒng)，控制論傳統(tǒng)將傳播過程看作是一個各種條件變量組合而成的系統(tǒng)。作為較早影響到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思想體系，控制論在很長時間內(nèi)主導了我國的傳播學研究。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新興技術”廣播電視原理與傳播研究便是在這一范式下進行的(36)。20世紀80年代，控制論及相關理論迅速影響了我國傳播學界，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制度、傳播政策、受眾認知、效果研究等領域。受控制論影響的中國傳播學研究主要圍繞經(jīng)驗主義范式展開，研究過程重視以統(tǒng)計和測量為手段的科學研究方法。祝建華于20世紀80年代發(fā)表系列文章，介紹受眾調查法、內(nèi)容分析法和控制實驗法(37)。隨后，陳崇山、柯惠新、喻國明、張國良、廖圣清、張洪忠、韋路、周葆華等學者一起推動了中國傳播學的量化研究進程。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播領域的運用，新技術環(huán)境下的數(shù)據(jù)隱私、倫理法規(guī)、信息價值觀(38)等議題成為研究熱點。與此同時，控制論作為主流傳播學的理論預設也面臨著來自技術哲學的挑戰(zhàn)和“再出發(fā)”問題(39)。

(五)社會心理學傳統(tǒng)：心理實驗研究的興起

社會心理學傳統(tǒng)起源于美國，經(jīng)歷了芝加哥學派開創(chuàng)的美國本土社會心理學向科學主義實驗心理學過渡的過程。傳播學的受眾心理研究、傳播效果研究受到早期社會心理學傳統(tǒng)的深刻影響。而在我國，基于宣傳實踐的心理研究更早產(chǎn)生，“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長期在我國的大眾傳播領域中居主流地位(40)。徐培汀于1988年編著的《新聞心理學漫談》，將受眾心理研究推向了專業(yè)化路徑。心理實驗法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進入我國，其最初運用于教育傳播領域(41)，20世紀80年代引起傳播學界的關注，祝建華等學者開展了大量有關受眾心理的實驗研究。1995年，《新聞與傳播研究》專欄引介了心理實驗法(42)。中國大陸比較有影響力的實驗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潘忠黨和魏然關于傳媒與價值觀關系的研究(43)。1999年，鄭興東的著作《受眾心理與傳媒引導》系統(tǒng)探究媒介使用與消費的受眾心理。2000年之后，隨著認知心理科學實驗法的普及，傳播效果研究的理論驗證與研究成果迅速涌現(xiàn)(44)，由此帶動了認知傳播學的興起。

(六)社會文化傳統(tǒng)：傳播實踐運行的文化邏輯

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命題之一就是努力回應社會文化命題，探尋社會文化生成的傳播機制。20世紀50、60年代學界主要關注西方思想和文化在我國的傳播過程問題(45)，20世紀60、70年代的討論集中于社會主義文化領域(46)。1985年6月，復旦大學召開的傳播學研討會重點討論了“傳播與文化發(fā)展”問題(47)，由此打開了傳播學研究的社會文化面向。社會文化傳統(tǒng)起初關注大眾傳播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促進作用(48)，而后逐漸延伸到性別與社會文化領域。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新聞與傳播研究》當年策劃了媒介與婦女研究專欄，翻譯介紹了傳播與性別議題在各國的最新成果(49)。卜衛(wèi)自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媒介使用與兒童教育和兒童權利問題，出版了《進入地球村：大眾傳播與中國兒童》《媒介與兒童教育》等多部著作。隨著傳播與社會文化研究的推進，傳播的“社會之維”被極大地打開了。當前，新媒體時代的大眾文化接受效應、亞文化群體傳播、網(wǎng)絡文化形態(tài)等研究，都為傳播學理論研究打開了新的維度。

(七)批判傳統(tǒng)：批判的傳播話語研究

批判傳統(tǒng)的傳播理論主要包含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jīng)濟學，其思想資源之一是法蘭克福學派?！墩軐W譯叢》于1978年刊發(fā)了一組文章，系統(tǒng)介紹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50)。1987年，姜克安向國內(nèi)傳播學界介紹批判學派時，稱其為“國際傳播學界近二三十年來最引人注目的變化”(51)。批判學派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帶動了諸多與之相關的理論流派(如政治經(jīng)濟學派、女性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中國之旅”，形成了一系列西方傳播思想史成果——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傳播理論的影響研究(52)、傳播學古希臘淵源的批評性考察(53)、法蘭克福學派經(jīng)驗研究的再發(fā)現(xiàn)(54)等。除了西方傳播思想史的梳理，中國的批判研究也涌現(xiàn)出一些聚焦本土傳媒議題的理論成果，如趙月枝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jīng)濟學研究(55)、呂新雨的傳媒公共性反思(56)。總體來看，無論是研究范式的深層結構構建，還是中國傳播學本土化的構建與反思，批判傳統(tǒng)的豐富理論資源都不容忽視。

三、理論批判：傳播學理論反思與范式批判

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面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傳播現(xiàn)象和問題，傳播學經(jīng)典理論以及研究范式展示了強大的解釋力和影響力。然而，在漫長的學習和接受過程中，由于傳播技術環(huán)境的變遷以及媒介議題的推陳出新，這些經(jīng)典理論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和不足逐漸顯現(xiàn)出來。因此，考察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傳播學理論研究，一個重要的認識路徑就是理論批判，具體包括對經(jīng)典傳播理論和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檢視。

(一)經(jīng)典理論的批判

傳播學的發(fā)展主要是“按照個體參與程度不斷增長來劃分學科領域”(57)，即把傳播分為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四個學科領域。圍繞這四大傳播學領域，中國學者結合本土實踐對相關理論展開了批判性的檢驗和反思。

第一，大眾傳播早在1958年就以“群眾交通思想”的譯名被引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陳崇山(58)、祝建華(59)等人開展了大量媒介使用和民意測驗等調查，但這些研究多屬于描述性調查，未能在理論層面進行深入探索(60)。2000年以后，研究者對傳播理論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驗證和反思。2001年，張國良團隊首次對議程設置理論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在中國經(jīng)驗中媒介議程與受眾議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61)，隨后又對知溝理論、培養(yǎng)理論、第三人效果等理論做了一系列驗證研究。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學者紛紛意識到傳統(tǒng)的行政式研究范式在理論拓展上面臨諸多困境，開始結合更多元的理論視角反思經(jīng)典的大眾傳播理論，如聚焦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媒介使用反思(62)、立足知識社會學維度的傳播效果反思(63)、強調“人即訊息”觀點的傳播思想探索(64)等。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中，學者對大眾傳播理論研究進行了更為系統(tǒng)的反思，如彭蘭論述了“萬物皆媒”的傳播內(nèi)涵，打開了媒介邊界、媒介融合問題反思的新視野(65)。

第二，人際傳播研究一度未能引起中國學界的足夠重視，直到20世紀90年代，王怡紅(66)、芮必峰(67)等學者開始系統(tǒng)探討人際傳播的內(nèi)涵、人際傳播的關系理論和情境理論等。如果說傳統(tǒng)的人際傳播主要強調面對面的溝通與交流，那么即時通訊軟件、聊天室、社交媒體等新興媒介形態(tài)的出現(xiàn)，則使得媒介技術中介的人際傳播成為可能，由此推動了基于網(wǎng)絡、SNS等新興媒介的人際傳播理論檢視與批判分析。當網(wǎng)絡媒介創(chuàng)設了一個全新的生存語境和交流情景，傳統(tǒng)人際傳播中的自我呈現(xiàn)(68)、印象管理(69)、社會資本積累(70)等理論問題呈現(xiàn)出新的機制和趨勢。翟學偉認為，簡單地套用西方理論反而會忽視中國人際傳播中的重要問題，他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面子”理論，為我國人際傳播理論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認識視角(71)。

第三，群體傳播主要關注群體間的傳播動力機制與互動過程。1995年，芮必峰就注意到初級群體理論，并指出群體傳播對人的自我認知、群體意義共享會產(chǎn)生多重作用(72)。群體傳播研究的首要命題是對群體形態(tài)的識別和把握。研究者不僅關注社會組織層面的群體形態(tài)，也關注經(jīng)由媒介實踐所重構的群體形態(tài)，其結果不僅豐富了群體傳播的外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興的群體傳播議題，如基于年節(jié)這一文化儀式的群體傳播實踐研究(73)。2015年，支庭榮和隋巖同時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互聯(lián)網(wǎng)群體傳播的理論、特點與機制研究》，新媒體時代的群體傳播引起學界普遍關注。兩位學者對群體傳播中的“群體”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支庭榮所強調的依然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群體概念，更多關注現(xiàn)實群體或媒介群體的傳播實踐，而隋巖所強調的群體傳播，主要關注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成為傳播者”這一傳播現(xiàn)實和趨勢?；谶@一理解，隋巖對第三人效果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群體傳播語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更為顯著(74)。

第四，組織傳播早在1983年就以“組際傳播”之譯名出現(xiàn)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的《傳播學(簡介)》的基本術語中。但在后來的十多年里，組織傳播并未引起中國學者的特別關注。潘玉鵬于1994年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傳播理論與實踐(75)。隨后，彭鳳儀從學理維度揭示了組織傳播的等級傳播、多級傳播過程、不同傳播模式(76)。程曼麗指出，政府傳播是組織傳播的一種極特殊形式，其傳播是管理行為的延伸(77)。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探討新媒體對組織間傳播關系的重構與影響，成為組織傳播理論發(fā)展的新轉向?；ヂ?lián)網(wǎng)時代的組織傳播，正在從靜態(tài)、封閉的結構模式轉向了動態(tài)、開放的結構模式，“經(jīng)由傳播而組織”構成了組織傳播的新觀念(78)。

(二)研究范式的批判

范式是由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指學科運行所建構的一套理論基礎、規(guī)范，以及學科共同體共同遵守的價值和行為規(guī)范(79)。傳播學的范式分類較多，而比較權威的分類方式是波特等人于1993年提煉的三種范式：社會科學的范式、詮釋性范式和批判范式(80)。國內(nèi)有關傳播學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檢視，主要集中在經(jīng)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兩個領域。

第一，經(jīng)驗學派是傳播學主流學派的代表性范式，這一學派誕生于美國20世紀40-60年代，深受社會學功能主義范式的影響。功能主義范式在中國一度受到特別偏愛，但在研究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二元論、決定論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一范式困境，黃旦給出的“藥方”是從結構功能主義轉向建構功能主義(81)。2012年，《新聞大學》以“超越結構功能主義”為專題，組織了8篇筆談文章，對結構功能主義進行了檢視和考察，如劉海龍以知識考古的方式解析了超越功能主義范式的可能性(82)。孫瑋強調引入技術哲學理論視角，為超越功能主義范式的傳播理論研究拓展了空間(83)。

第二，批判學派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被引介進入中國，成為影響中國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早期對批判學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上，如批判學派主要關注傳播控制與權力問題而忽視了傳播過程、受眾和效果問題，再如批判學派主要聚焦的歷史與整體的總體視角，一定程度上拒絕了傳播活動中的微觀現(xiàn)象和微觀視角(84)。此外，批判學派主張改變社會思想現(xiàn)狀和經(jīng)濟結構，寄希望于虛幻的烏托邦，也使得其自身的立場受到質疑(85)。面對21世紀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和信息社會的到來，經(jīng)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二元對立格局被打破。胡翼青認為不應以批判學派籠統(tǒng)地概括這一范式的研究，而應該從文化研究、政治經(jīng)濟學等具體的研究脈絡出發(fā)才能對傳播理論有更準確的認知(86)。

四、理論創(chuàng)新：中國傳播學的本土化探索

隨著傳播學研究的深入，傳播學的本土化成為學者普遍關切的問題。中國傳播學者在接觸西方傳播理論之初，就已經(jīng)深刻地意識到理論創(chuàng)新問題，而給出的普遍“解決方案”是本土化理論創(chuàng)新。在1982年第一次全國傳播學座談會上，中國學者提出了“系統(tǒng)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chuàng)造”的“十六字方針”。雖然傳播學的本土化口號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被提出，但卻因為缺少學術對話而“猶如墜入空谷的回音”(87)。從歷史維度來看，中國傳播研究的本土化實際上遵循的是“西方理論，中國經(jīng)驗”的二元框架(88)。這種“拿來主義”在陳韜文看來，只是傳播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理論的本土化是一個理論檢驗、修訂、補充和發(fā)展的過程”(89)。接下來，我們主要從學術概念的中國詮注、中國議題的理論闡釋、本土思想的理論推演三個維度，分別討論新中國成立70年來傳播學研究本土探索狀況。

(一)學術概念的中國詮注

傳播學概念的“出場”，大多是基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以及當時的特殊思想語境。而當部分概念“遭遇”中國現(xiàn)實，中國學者往往給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釋體系，這不得不說是本土話語的一種大膽探索。這種探索主要沿著兩個維度展開，一是對諸如“宣傳”“輿情”“公共傳播”“群體傳播”等西方概念的本土闡釋，二是對“傳學”“輿情治理”“以氣抗爭”“媒體型智庫”等本土概念的發(fā)明與生產(chǎn)，這使得中國本土的傳播創(chuàng)新具有了積極的概念基礎。

傳播學進入中國之初，中國學者將communication翻譯為“交通”(90)。雖然“傳播”在清末明初時就被使用，但依然強調的是一種單向概念，而交通，是“交”與“通”的并列，更多地意味著一個雙向溝通的概念，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communication的翻譯一直遵循著“交通”這種譯法，如孫本文的《社會學名詞漢譯商榷》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20世紀80年代末，面對“傳播”成為communication的主導譯法，劉力群竭力呼吁使用“溝通”而非“傳播”概念，以回到communication應有的雙向交流之意(91)。黃旦指出，1978年之后中國學術界所建構的“傳播”概念，其實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92)。必須承認，“交通”譯法的“出場”，不能不說為早期的“傳播”觀念埋下了思想之“魂”。

“公共傳播”概念在西方語境下強調的是傳播網(wǎng)絡為公共利益服務，其代表性的傳播形式是科技傳播、健康傳播、環(huán)境傳播。中國學者對“公共傳播”概念的內(nèi)涵拓展更多地體現(xiàn)在價值功能層面。江小平早在1994年就撰文指出，公共傳播的首要目的是勸服，以此超越西方所強調的“服務”理念(93)。唐緒軍基于傳播史分析，認為印刷媒體時代對應的傳播概念是“新聞傳播”，電子媒介時代對應的是“大眾傳播”，當前新媒體時代對應的則應是“公共傳播”。呂新雨針對中國媒體市場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市場化與公共服務功能之間的矛盾問題，提出了“中國特色公共傳播”的概念。而吳飛以構建中國公共傳播學為目標，認為公共傳播最重要的是要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指導公眾的社會活動(94)。

“宣傳”概念攜帶著濃郁的政治色彩。從“舊宣傳”到“新宣傳”的觀念轉變，宣傳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的視角。劉海龍通過對中國宣傳觀念的產(chǎn)生、當代宣傳觀念的形成以及宣傳觀念轉型的研究，詳細揭示了中國本土的“宣傳”概念的內(nèi)涵(95)。而面對新媒體的興起，傳統(tǒng)的宣傳主義正在消解，“新聞宣傳工作”正在被“新聞輿論工作”所代替。隨著網(wǎng)絡社會的興起，輿論的陣地開始轉移，而這種對抗催生了一種新的政府治理術——輿情監(jiān)測、輿情治理、輿情預警等。相對于西方的“輿論”，中國式“輿情”則是一個本土概念，體現(xiàn)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傳統(tǒng)思維(96)。

(二)中國議題的理論闡釋

當西方理論遭遇本土議題，祝建華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尋找對話，圍繞本土語境形成一套整合性理論(97)。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學者就已經(jīng)開啟了社會研究的傳播學視角。1912年，《學報》雜志第一期刊登的署名遠公的文章《中華文明之傳播》，完整考察了中華文明的傳播史。新中國成立后，李龍牧(98)、彭明(99)分別聚焦“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狀況。此外，學者還考察了政治經(jīng)濟學(100)、社會主義(101)在中國的傳播歷史。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歷史學領域，重點揭示的是某個概念或者某個事物的傳播過程。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更多體現(xiàn)在宣傳層面，20世紀50年代就出現(xiàn)了宣傳效果(102)、宣傳方法(103)、宣傳實踐(104)等研究成果。

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理論研究主要停留在譯介階段，真正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研究出現(xiàn)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學者立足中國本土的基本國情和實踐土壤，嘗試對西方傳播學理論進行本土化驗證和反思。具體來說，傳播學者主要關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新議題、新現(xiàn)象——“三農(nóng)”、政治傳播、媒介融合、民族問題，嘗試提出一套“超越西方”的闡釋框架。

1.“三農(nóng)”議題傳播的理論闡釋

著眼于中國鄉(xiāng)村問題進行的傳播學研究，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的原因以及中國當下鄉(xiāng)村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特征。方曉紅以媒介為主線，探索了大眾媒介與農(nóng)村文化生活的關系(105)。鄉(xiāng)村傳播在西方并不是以學科的形式出現(xiàn)，鄉(xiāng)村與農(nóng)民只不過是傳播研究的一個對象或主體形式。而在中國，李紅艷等學者認為要將農(nóng)村視為一個信息系統(tǒng)，而不是看作零散的傳播議題的集合，因此提出要構建中國的鄉(xiāng)村傳播學(106)。立足于中國獨特的城鄉(xiāng)特點與鄉(xiāng)村變遷，中國學者以鄉(xiāng)村傳播為主題，編輯出版了一套“鄉(xiāng)村傳播文庫”，包括《中國鄉(xiāng)村傳播學》《中國鄉(xiāng)村傳播實證研究》《中國鄉(xiāng)村傳播心理模式》《中國鄉(xiāng)村網(wǎng)絡傳播》《中國鄉(xiāng)村科技傳播》等著作。鄉(xiāng)村傳播的問題起點是鄉(xiāng)村問題，而鄉(xiāng)村文化則是學者共同關注的一個認識維度。沙垚認為鄉(xiāng)村文化傳播是一個雙重且動態(tài)的概念，可以視為鄉(xiāng)村傳播研究的分支方向(107)。趙月枝將鄉(xiāng)村文化置于世界體系中加以研究，為中國的鄉(xiāng)村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108)。

2.政治傳播實踐的理論闡釋

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政治傳播研究和實踐都體現(xiàn)出有別于西方的學術路徑和現(xiàn)實維度(109)。在社會抗爭、輿論引導、對外傳播等政治傳播議題上，相關研究都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中國話語和闡釋體系?？範巻栴}是在中國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從傳統(tǒng)的“以法抗爭”“以理抗爭”到極具中國特色的“以勢抗爭”“以氣抗爭”“表演式抗爭”，中國的社會抗爭實踐超越了西方“抗爭政治”的理論譜系，呈現(xiàn)出獨特的本土形式和內(nèi)涵(110)。新媒體的興起對政府傳統(tǒng)的宣傳體系帶來巨大沖擊，而中國黨媒逐漸背離了傳統(tǒng)的宣傳主義，積極尋找“政黨調適”的媒介方案，即建構了一種吸納專業(yè)主義、煽情主義等不同范式元素于一體的“新黨媒”宣傳模式(111)。除了內(nèi)宣模式的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外宣思路開始轉向對“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修辭再造(112)。姜飛認為突破現(xiàn)有國際傳播格局需要思考三個問題，即“超越壟斷、渠道建設和有機補充”(113)。

3.媒介融合實踐的理論闡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統(tǒng)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fā)展，強調融合發(fā)展的關鍵在于融為一體，合而為一。作為在西方新聞媒體的融合實踐過程中產(chǎn)生的新名詞，“媒介融合”較早出現(xiàn)在蔡雯的新聞編輯論述中(114)。與西方媒介融合的邏輯進路不同，中國語境中的媒介融合遵循的是政治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共同作用(115)。中國只有走出“傳統(tǒng)媒體的落后身份，陳舊的內(nèi)外制度和既有新興媒體市場格局的阻隔”(116)等結構性困境，展開顛覆性創(chuàng)新，(117)媒介融合才能真正擺脫窘境。在媒介融合的過程中，西方國家紙媒的生存環(huán)境逐漸勢衰，但是在中國的特殊媒介環(huán)境下，中國的黨政媒體卻并沒有受到經(jīng)濟力量的沖擊。王海燕通過對媒介融合語境下西方和中國的報紙行業(yè)進行對比，認為中國經(jīng)驗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需要重新反思媒介實踐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則(118)。

4.少數(shù)民族傳播的理論闡釋

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國家，少數(shù)民族的傳播問題也成為中國傳播學者關注的獨特問題。郭建斌關注獨龍族的現(xiàn)代傳媒使用問題，如電視與鄉(xiāng)村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問題(119)以及電影與滇川藏大三角地區(qū)的社會變遷問題(120)。同樣是以獨龍族為研究對象，吳飛從傳統(tǒng)的火塘、電視、教堂三種“媒介”入手，研究獨龍族社區(qū)的傳播網(wǎng)絡(121)。這些研究都從媒介社會學入手，考察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傳播媒介與空間、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孫信茹認為，這樣的研究取向要面對以下問題：我們?nèi)绾卧谶@些研究中尋找到不同個案之間的關聯(lián)，從而建立起民族傳播研究的理論框架？她進而提出民族傳播的三個基本概念：媒介化、日常語態(tài)以及超越鄉(xiāng)土(122)。中國的傳播學者也在積極尋求研究視角上的突破，如郭建斌認為可以在民族國家內(nèi)部進行“跨文化傳播”(123)。

(三)本土思想的理論推演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實踐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遺產(chǎn)，成為中國本土傳播理論建設的重要思想源泉。雖然提出原創(chuàng)性理論以及與西方傳播學對話都頗為艱難，但是中國傳播學者的探索從未停止。1957年，方漢奇研究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有關言論自由的政策，探索中國古代的言論機制(124)。1988年，吳予敏的《無形的網(wǎng)絡》較早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提出了反映中國傳統(tǒng)文化模式特征的三種傳播結構——生命(生活)—傳播結構、社會—傳播結構、歷史—傳播結構(125)。這種從傳播學角度來闡釋或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路徑后來被稱為華夏傳播。華夏傳播關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傳播活動與傳播觀念(126)。1997年，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以及此后鄭學檬主編的“華夏傳播研究叢書”(如《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漢字解析和信息傳播》《傳在史中——中國傳統(tǒng)社會傳播史料初編》)，成為早期中國傳播學研究本土探索的重要學術實踐。李敬一(127)、邵培仁(128)、謝清果(129)、潘祥輝(130)、李紅(131)、姚錦云(132)等學者比較系統(tǒng)地關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思想遺產(chǎn)中所蘊含的傳播觀念，努力以“華夏傳播學的名義”與西方對話，追尋和確認中國傳播的本土身份。除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實踐進行傳播學闡釋，中國本土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探索性成果。黃星民提出的“風草論”是對中國傳播理論本土化創(chuàng)新的一大突破，主要包括傳播活動的“風化風行”、受眾主體的“草偃草起”、傳播效果的“風吹草偃”(133)。2005年，由金冠軍和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四卷本，從古代到現(xiàn)當代，全面挖掘和梳理了各個時代的“傳播思想”，在本土思想的理論演繹上影響頗深。

回顧中國傳播學理論70年的發(fā)展歷程，成果豐碩，實現(xiàn)了從“零”到“一”的突破，但中國的傳播學理論研究尚未擺脫西方傳播學的總體框架。在西方理論的巨大“陰影”下，本土傳播議題或現(xiàn)象的理論闡釋失去了應有的主體性和生命力。雖然有學者提出了新的理論概念、觀點或模式，但是大多未能形成學術對話，也未能成功地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反響。必須承認，中國傳播學理論的本土化創(chuàng)新道路，特別是突破西方問題語境和闡釋框架的理論探索，依然任重道遠。

本文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http://m.xwlcp.cn/w/zw/267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