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情與崇理剪燈新話與剪燈余話情愛觀之比較-文學(xué)論文

《剪燈新話》對文言小說影響巨大，產(chǎn)生了“剪燈”系列小說，這其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剪燈余話》，或者可以這樣說，《剪燈新話》和《剪燈余話》共同促進了“剪燈”系列小說在后世的發(fā)展?！都魺粲嘣挕繁M管在題材和構(gòu)思上模仿《剪燈新話》，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二人際遇的不同使“剪燈二話”在相同的題材中表現(xiàn)出較大的差異。比如，同寫戰(zhàn)亂中的愛情，瞿佑重在敘述戰(zhàn)亂給人們帶來的災(zāi)難，而李昌祺卻把戰(zhàn)亂當做一種使人格升華的手段。瞿佑敢于大膽表現(xiàn)人的自然欲望，尊“情”；李昌祺則是用“情”來立“教化”，為世人樹立楷模，唯“理”。本文主要是探討二人情愛觀之不同。
《剪燈新話》的作者瞿佑學(xué)博才瞻，少年時曾被元末明初的著名文學(xué)家楊維楨稱為“千里駒”。他一生交友頗廣，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凌云翰、楊維楨。楊維楨詩名擅一時，寫詩主張“詩本性情。……詩之狀，未有不以情而出也《郯韶詩序》《東維子集》卷、。以此，常被指作是“以淫詞穢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圣之道”的“文妖王彝《王登士集文妖》。楊維楨的性情說給瞿佑以極大的影響，表現(xiàn)在小說中即是：“世間萬事幻泡耳，往往有情不能死。楊維楨放蕩佻達的性格對瞿佑也頗有影響，因此瞿佑作品中多“倚紅偎翠語”，格調(diào)也顯得“風(fēng)情麗逸”。文學(xué)作品乃人之心聲，《剪燈新話》中的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如《金鳳釵記》《聯(lián)芳樓記》《渭塘奇遇記》等，都反映了瞿佑尊情的文學(xué)觀。
《剪燈新話》中的一些作品對男女艷情寫得非常大膽，對人的自然欲求絲毫不加掩飾。如《渭塘奇遇記》寫世族子王生“貌穎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眾以奇俊王家郎稱之。一日，王生在酒肆沽酒而飲。酒肆主的女兒見王生奇俊，“頻于座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fù)來，終莫能舍。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王生夢當夜?jié)撊肱?，女“?zhí)手入室，極其歡謔”。至此，無夕不夢焉。瞿佑借助于夢境成全這對相愛的青年男女，文中卻絲毫不見禮法對女子的影響。酒肆女之行為，能和擬話本小說《崔待詔生死冤家》里的璩秀秀相媲美，為愛情而主動出擊，果敢行動，毫無一絲忸怩之態(tài)。
如果說《渭塘奇遇記》的戀情需要作者借助于夢境來實現(xiàn)，那《聯(lián)芳樓記》中，作者則撕開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赤裸裸地表現(xiàn)人之欲求。蘇州薛姓富商女蘭英、惠英姐妹“聰明俊秀，能為詩賦?？匆娚特溹嵣诖舷丛瑁阃断乱浑p荔枝表愛慕之情。是夜，二女從樓上垂下一竹兜吊鄭生上樓?！凹匆姡膊荒苎?，相攜入寢，盡繾綣之意。”在這里“愛、良言、溫情或超絕神圣的形象存在與否，卻不是首要的、第一性的……肉體的瞬間即永恒的歡情，才是首要的、第一性的”。而《金鳳釵記》中的興娘更是膽大，相思而亡后，又魂附妹妹，追逐鄭生。半夜叩鄭生之門，并欲“挽生就寢”。生因“其父待之甚厚”，辭之再三。女憤而佯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于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為？我將訴之于父，訟汝于官，必不舍汝矣?！鄙坏靡讯头?。這些女子為追求自由的婚姻愛情，已拋下閨閣女子應(yīng)有的害羞，大膽行動，主動示愛，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甚至化為鬼魂，也決不放棄?！耙混`咬住”，永不放松?！八齻円呀?jīng)掙脫了禮教桎梏，不在生活于貞節(jié)、父權(quán)、夫權(quán)的陰影下，她們只為自己而活，只為自由而活，只為享受短促卻又美妙的生命而活，顯示出了極強的個性意識。這些作品說明瞿佑敢于正視并表現(xiàn)人的自然欲望，這是對當時統(tǒng)治者所提倡“理”的一種嘲弄與抗衡?！都魺粜略挕分械脑S多篇幅都表現(xiàn)了瞿佑這種思想，如羅愛愛下嫁前曾是妓女，翠翠也曾失身于李將軍，但作者并沒有因為她們的“失身”行為而有所貶斥或譴責(zé)。
揚情與崇理但瞿佑畢竟是孔孟思想熏陶下的一個文人，他不可能完全擺脫儒家倫理綱常的藩籬。因此，一方面表現(xiàn)人對自然欲望的渴求，另一方面又把追求自然欲望的行為加以規(guī)訓(xùn)，納入正常的軌道?！段继疗嬗鲇洝返慕Y(jié)尾，王生與酒肆主的女兒訂婚，明媒正娶，結(jié)為正式的夫婦，“效于飛而還，終生偕老”?！堵?lián)芳樓記》中薛氏二女雖大膽地追求鄭生，卻也沒有逃脫“理”的束縛，知鉆墻逾越之丑，求鄭生托人前去提親，三媒六禮，走完一個正式的婚姻議程，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美好的愛情是她們的追求，但符合“理”所要求的婚姻也是她們的愿望，此中顯示出瞿佑思想之矛盾，既表現(xiàn)人對欲望的追求，又要使人之行為的結(jié)果不違背“理”的規(guī)范。為此，就先讓他們私自相許，再父母議親，納入合法性的軌道中，從而使“風(fēng)流與禮防共筑。這與《聊齋志異》中的《紅玉》有很大差別，狐女紅玉愛慕相如，隔墻相約，并主動示愛，半夜幽會時，被思想守舊的馮父聽到，立即遭到他的謾罵，紅玉憤而離去。后又告相如她乃狐女，并籌劃與相如另娶新婦。當相如陷入困境時，她伸手援助，哺育相如的幼兒，并多方奔走，進行營救。在其幫助下，相如得以免除災(zāi)難，經(jīng)歷一番苦難的相如和紅玉重新牽手，紅玉操持家務(wù)，而相如專心科舉，終如所愿。紅玉追求愛情時，要求的是過程而非結(jié)果，只求曾經(jīng)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根本不受“理”之約束，敢愛敢恨，有自己獨立的人格。
也許有人會說，人狐殊途，人生活于世俗之中，受禮法的限制，而狐毫無道德倫理的觀念，也不受此約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生活于縹緲仙境中的仙女也應(yīng)該無道德倫理的觀念，也不受此約束。但《鑒湖夜泛記》中的織女卻要求處士成令言為她“正名節(jié)”又作何說呢？織女乃天上仙女，難道也受人間禮法的限制嗎？實際上，《剪燈新話》所追求的乃是情欲和禮法的融合，即“風(fēng)流與禮防共筑”。
《剪燈余話》雖也寫“情”，但與《剪燈新話》則不同。其實，從張光啟為《剪燈余話》所作的序中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別。在序中張稱李昌祺“暇中因覽錢塘瞿氏所述《剪燈新話》，公惜其措詞美而風(fēng)教少關(guān)，于是搜尋古今神異之事，人倫節(jié)義之實，著為詩文，纂集成卷，名曰《剪燈余話》，蓋欲超乎瞿氏之所作也”?！坝貊氖稀?，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剪燈新話》缺少道德說教的不以為然。因此，《剪燈余話》通過“情”重建“理”，用“理”來束縛“情”。
《剪燈余話》里婚姻愛情作品中的主人公也追求自由美好的愛情，卻很少像《剪燈新話》中的女主人公那樣大膽行動，主動出擊，逾越“理”的束縛。他們有時也“風(fēng)流”，但前提是有過“父母之命”，盡管這個“父母之命”只是個意向而沒有形成正式的禮聘。如《連理樹記》：上官守愚之子粹與賈虛中之女蓬萊，“同讀書學(xué)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佳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鄙瞎僮优c賈女是在合法性前提的掩蓋下而進行不合“理”的行為，他們出格的行為有“父母之命”為其保駕護航。更甚的是，即使逾越了“理”，李昌祺還要加以補過，如《鸞鸞傳》即是如此，李昌祺讓再嫁的鸞鸞以處子之身與柳穎結(jié)婚?！顿Z云華還魂記》中也加了這樣一條“光明的尾巴”，由于賈、魏二人私下結(jié)合，于“理”有虧，為了調(diào)和“情”與“理”的矛盾，作者先讓賈云華死去，然后再借尸還魂，以真正的處子之身與魏鵬成婚，用虛幻的和諧解決了“情”與“理”之間的矛盾沖突，由這些細節(jié)可見出作者之良苦用心。張光啟在《剪燈余話》序中寫道：“吁！是編之作，雖非本于經(jīng)傳之旨，然其善可法，惡可戒，表節(jié)義，礪風(fēng)俗，敦尚人倫之事多有之，未必?zé)o補于世也?！边@正道出李昌祺之心聲，《剪燈余話》中“敦尚人倫”之事很多。
《芙蓉屏記》里，崔英赴任途中遭劫，與妻王氏失散。幾經(jīng)周折，在高御史的幫助下，崔英得以重新赴任,當恩公高御史欲為他做媒重娶時，則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瓌e娶之言，非所愿也?！备吖澰唬骸白阆赂哒x如此，天必有以相佑。”這是贊揚男子之高誼的?！都魺粲嘣挕分械呐右彩墙韼讲蛔岉毭?，歌頌女子誠信的也不少。如:《秋千會記》，述哥失里本許配給拜住，后拜住之父獲罪而被朝廷革職入獄，家道突變，“闔室染疾，盡為一空，獨拜住在”。述哥失里的母親遂嫌貧愛富而悔婚，將其另許豪門。述哥失里不肯，說：“結(jié)親即結(jié)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棄之乎？”最后，在送婚途中自縊于花轎中。
《瓊奴傳》寫瓊奴十四歲便“德、容、言、功四者皆備”，經(jīng)養(yǎng)父做主，與徐苕郎詩詞聯(lián)姻而訂婚。后遭誣陷，徐家役遼東，沈家則戍嶺南。咫尺千里，婚事擱淺。因養(yǎng)父病故，家業(yè)蕭條，瓊奴母女寄身茅店，賣酒為生。有吳指揮者，見瓊奴美艷，立逼為妾。其母害怕欲許之，瓊奴堅決不允，曰：“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從人，背之不義。且人之異于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棄舊好而結(jié)新歡，是忘誠信，茍忘誠信，殆犬彘之不若；兒有死而已，其肯為之乎?”后自沉墓側(cè)。以上這幾篇也都是寫情的小說，但與《剪燈新話》寫情小說的主旨明顯不同?！都魺粜略挕分卦诒憩F(xiàn)人對自然欲望的渴求，以“情”勝?！都魺粲嘣挕穭t重在呼喚“誠信”、“高誼”的復(fù)歸，以“理”勝?！都魺粲嘣挕芬矊憽扒椤保谶@里情是工具、手段，而非目的。作者寫情之目的，是想通過“情”重建倫理道德之規(guī)范，為世人樹立一個典型、楷模，達到以“情”而立“教化”之目的。
《鸞鸞傳》即是如此，它敘述戰(zhàn)亂中的一個愛情悲劇，但作者并不是控訴戰(zhàn)亂帶來的災(zāi)難，重點揭示的是主人公在戰(zhàn)亂中以身殉情的倫理精神。戰(zhàn)亂逼迫主人公死亡，卻也升華其人格，讓她們成為烈女節(jié)婦，被人稱頌。戰(zhàn)亂在此是一種手段，通過它而顯示作者“敦尚人倫節(jié)義之風(fēng)”的創(chuàng)作目的?！尔[鸞傳》中有一個細節(jié)，應(yīng)該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按照封建倫理規(guī)范，寡婦不可再嫁，否則于理有虧。于是李昌祺特意安排鸞鸞的前夫繆某是天閹，不能行人道，鸞鸞再嫁柳穎時仍是處子之身。也許在他的潛意識里，沒有失身之人，就于節(jié)行無大虧，就沒有偏離封建倫理綱常的范疇，也就無損于鸞鸞作為一個烈女的形象。由這個細節(jié)可看出李昌祺“敦尚人倫節(jié)義之風(fēng)”的良苦用心。
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在“剪燈二話”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但由于時代思潮及個人在時代思潮中的角色的不同，“剪燈二話”體現(xiàn)了由揚情到崇理這樣一個時代軌跡的轉(zhuǎn)變過程。勃蘭克斯也曾經(jīng)說過：“在文學(xué)表現(xiàn)的所有感情中，愛情最引人注意。而且，一般來說，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解人們對愛情的看法及表現(xiàn)方式，對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是個重要的因素。從一個時代對愛情的觀念中我們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極其精確地量出該時代整個感情生活的強度、性質(zhì)?！睆摹凹魺舳挕睂Α扒椤薄ⅰ袄怼庇^念的不同處理中，可看出二人不同的時代精神。
瞿佑生于元末，朱明王朝立國之時，他已經(jīng)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是在元末天下大亂到朱元璋統(tǒng)一全國的過程中度過。戰(zhàn)亂中人們的悲歡離合對他的刺激，促使他拿起如椽之筆去記錄戰(zhàn)亂中人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對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元末自由、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文人們放蕩佻達的性格，又形成他唯情的文學(xué)觀。但他在寫情的同時，有時不免要加上“一條光明的尾巴”，這既與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有關(guān)，也與朱元璋立國之初的一些文化政策有關(guān)。
洪武年間《實錄》中的一段話，頗令人深思：“初，元世祖自朔漠起，盡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或辮發(fā)椎髻，深胡帽，無復(fù)中國衣冠之舊。甚至易其姓名為胡名，習(xí)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盡令復(fù)舊，衣冠一如唐制，市民皆以發(fā)束頂。其辮發(fā)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年之胡俗，盡復(fù)中國之舊。”這段話實際上是朱元璋恢復(fù)漢族文化的記錄，也是他倡導(dǎo)儒家道德規(guī)范之先聲。上有所倡，下必應(yīng)之。瞿佑不可免俗，作品中也帶有回復(fù)之傾向。
李昌祺生于廬陵的一個“詩禮之家”，這時朱明王朝已站穩(wěn)了腳跟，文化統(tǒng)治更加嚴酷，“程朱理學(xué)、八股取士等一系列的文化政策相繼建立，李昌祺正是這些文化政策培養(yǎng)起來的新生代。他以八股起家，曾預(yù)修《永樂大典》，先后任禮部郎中、廣西左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等職，所交游者多為方面大員，《剪燈余話》的序也多由翰林學(xué)士所書，長期的官宦生活已磨平了他本不甚分明的棱角，所以《剪燈余話》中的“情”總要用“理”來加以限制、匡正。雖“情”、“理”俱擅，但“情”卻是重建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工具。
總而言之，“剪燈二話”里的愛情作品既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色，又表現(xiàn)了作者的思想狀況。但因為作者之時代背景、生活經(jīng)歷、所受教育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對愛情作品中“情”與“理”的不同處理，也造成二人一個“尊情”，一個“唯理”的截然不同的情愛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