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張居正政治改革措施

要改革，就要先集權，也就是首先加強中央集權，而在封建社會加強中央集權的標志就是要加強君權，進而才能推行改革措施。近代“戊戌變法”的失敗主要是光緒皇帝被囚禁，保守派瘋狂反撲，因此在中國封建史上的歷次改革都是先從加強中央集權為始。張居正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君主勢衰，政事馳靡，政局失控，他說當今“國威未振，人有悔心”，“君臣乾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官吏無視朝廷和君主的行政權威，拖拉敷衍，延誤公事，行政效率極低，所以張居正的尊主權，重詔令，嚴肅綱紀的目的就是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君權。 主要從三個方面改革：1、君主要親自總攬法紀刑賞之權。他說“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否則就會喪失權威，失去對群臣百官的有效控制。2、強化君主詔令的絕對權威。行政命令是君主行政權威的具體體現(xiàn)，張居正認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明確要求提高君主詔令的至上權威，凡部院復奏，行撫按勘，皆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3、嚴明法制。張居正認為，君主“無威”，臣下就“無法”，嚴明法制是強化中央行政權威的制度保障，因此“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平而不宜猛”，嚴明法制的關鍵是執(zhí)法公平無私，不偏不倚，做到“法所當加，雖費近不宥；事在所枉，雖疏賤必申”。 二、裁汰冗官 明朝中葉以后，由于官員數(shù)量漸增，致使國家的財政開支急劇加大，而冗員的泛濫是吏治腐敗的必然產物，反過來又會刺激著吏治的更加腐敗，因此為了財政的節(jié)流和整治吏治有了裁汰冗員的需要。張居正擔任首輔后，就開始裁汰冗員，但此時只是零星進行。從萬歷八年，張居正開始大力推行裁汰冗員。 基本可分為四個階段：1、整個萬歷八年，是裁汰的初始階段。這個階段雖然包括了各級武官和多種文官，但主要矛頭還是指向各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副職道員，幾近這個階段裁汰冗員數(shù)量的一半。2、萬歷九年正月開始，是裁汰的高潮階段。這個階段主要矛頭是兩京各部院司寺。3、萬歷九年二月后，是裁汰的發(fā)展階段。這個階段裁汰數(shù)量超過了以往，對象也擴大化，其中占大多數(shù)的是各省司府州縣的副職雜職。4、萬歷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是裁汰的收尾階段。這個階段裁汰的數(shù)量明顯減少，期間甚至出現(xiàn)了增設部分官職和提高所設官職的行政級別。據《國椎》記載，僅萬歷九年，中央即裁減冗員419人，地方裁員902人，基本將整個官員機構調整完畢，對于貪官污吏和阻止改革的官，一概罷免，并起用改革派，從而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三、省議論，核名實，行考成法 張居正認為：“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是非于唇吻，用舍決于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tǒng)記…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令大患也”。因此，就應該“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要求各衙門章奏就要簡切，明白直陳。器必試而后之利鈍，馬必駕而后知優(yōu)劣，所以在省議論后如何“重行取”，張居正提出了“核名實”。選拔官吏要用心考核，吏部要嚴格務求名副其實，一切以“功實”為評價標準，為了遏制辦事拖延，公文繁多而無實效的嚴重官僚作風，萎靡不振的官僚機制，便在“核名實”的基礎上提出考成法，做到事有責成。經過“考成法”的整肅，使吏治為之一新，行政效率大為提高，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不披靡”。 四、推行官員久任法 張居正認為“官不久任，事無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官員的頻繁調動也不利于熟習業(yè)務，施展才華，也無益于朝廷對其政績的品評考核，所以主張推行官員久任制度，知府、知縣六年一遷，期間如發(fā)現(xiàn)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由撫按官量情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遷，中央科道六年一遷，這樣“藩臬守令皆得自展”。同時為了保證官員遷動的相對穩(wěn)定和業(yè)務的專熟，張居正還提出副職也要熟悉職業(yè)，一旦正職有缺，副職即可代之；京官品級相同的官員，盡量專熟業(yè)務，不要更相調動；地方官干得出色，就地升遷，不必遷往他省。這樣一來“人有專職，事有責成，而人才也不患其缺乏矣”。 五、人事上知人善任，選賢使能 為了保證改革的有效推行，就必須要有大批官吏的支持，因此張居正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的選才方針是“立賢無方，唯才是用”，只要“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凡“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同時對待人才的態(tài)度上，做到了用人不疑，任之專信，提出“要審之于始，務求相應”，不可草率輕動。然而一經薦拔就要任之專信，用人不疑，任憑“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為了加強北疆的防務，他力排眾議，將戚繼光由南方調到北方，鎮(zhèn)守薊州，并全力庇護，駁斥反對勢力對他的無端攻擊，潘季馴治理黃河時，也鼎力相助，同時消除一切掣肘，使他無后顧之憂地投身于河道治理。張居正就是需要像戚繼光、潘季馴這樣的干練務實之才，可以說在當時他偏愛那些務實的“干才”，厭惡坐而論道的“腐儒”，即“用循吏而不用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