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六朝小說“實錄”-文學論文

　　一、小說與雜史的混融

　　六朝史學在漢代史學的基礎(chǔ)之上取得長足的發(fā)展，出現(xiàn)大量的史著，呈現(xiàn)出繁榮的態(tài)勢，然而它的興盛主要局限于史學實踐領(lǐng)域，六朝史學理論卻明顯滯后于史學實踐。由于理論的上的弱勢，六朝史學還不能完全擺脫經(jīng)學的規(guī)范與束縛，在六朝人眼中，史學仍為經(jīng)學的支流。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云：“開辟草昧，歲紀綿邀，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肚Y》曰：‘史載筆?！氛?，使也。執(zhí)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jīng)則《尚書》，事經(jīng)則《春秋》也。”在目錄學領(lǐng)域，史部的獨立也晚于子部，西漢劉向首創(chuàng)目錄學，歸古今圖籍為六略，《諸子略》為其中之一，小說是諸子一家，而史書如《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記》等則附于《六藝略》中的《春秋》之后，成為經(jīng)學羽翼。后來班固《漢書·藝文志》繼承了這種分法。降至六朝，由于史籍紛繁，史學以史著數(shù)量的優(yōu)勢在目錄學領(lǐng)域另立門戶，三國時期鄭默《中經(jīng)》開始以四部歸類古今圖籍，《中經(jīng)》早佚，但從晉荀勖《晉中經(jīng)簿》仍可窺其大略，因為《晉中經(jīng)簿》本于《中經(jīng)》?！稌x中經(jīng)簿》分群書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shù)數(shù)；三日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家書。有研究者據(jù)此分類推導出六朝史學已經(jīng)從經(jīng)學中獨立出來并與其它部類分庭抗禮的觀點，這種觀點其實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因為不管是《中經(jīng)》還是《晉中經(jīng)簿》的書目分類，都主要基于部帙數(shù)目，并不具備學術(shù)上的意義，余嘉錫指出：“其日甲乙丙丁者，甲乙丙丁非名也，因其中所收之書不純，無可指名，而姑以是名之也?！蓖艘徊絹碇v，即使這種分類具有學術(shù)意義，新生的史部也不具備與經(jīng)部與子部“分庭抗禮”的實力，在四部次序中，小說所屬子部在乙的位置而史部則在丙處，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六朝史學都還沒有取得可以影響子部小說的優(yōu)勢，史家“實錄”也自然不可能成為子部小說的價值屬性。

　　學界一般認為史學獨立于南朝劉宋時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詔命“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學館設(shè)四個科目教習：“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定史學”，“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這被認為是史學獨立的標志性事件。南朝統(tǒng)治者皆重史學，治史者可人仕，“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jīng)術(shù)；近世取人，多由文史?！眲⑺蔚暮纬刑臁⑸街t之、裴松之等；蕭齊的江淹；蕭梁的沈約、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等；陳朝的顧野王、博綽、陸瓊等皆受詔撰史，這也常作為史學獨立的有力佐證。南朝史學的興盛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興盛主要局限于史學實踐領(lǐng)域，至于史學本身的理論問題則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因此在劉宋時期，史學理論仍然相對滯后。如果史學理論體系沒有建立，史學義界體例也不可能明確清晰，沒有學科邊界約束下的史學撰寫活動必然會使史部世界旁支雜生。六朝大量史著實質(zhì)上“直通于小說?！鼻宕聦W誠痛斥六朝史學的混雜狀態(tài)：“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后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有具體。惟于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后，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于繁復也?！绷凡吭谡分?，又有別史、雜史、野史等類別，如果依照史家“按實而書”、“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的“實錄”標準衡量，則多數(shù)別史、雜史、野史類都是虛實相參，甚至以虛為主的著作。六朝許多史家修史類于創(chuàng)作，態(tài)度相當隨意，他們的著作不是向“實錄”性史書靠近而是向著相反的方向疏離。故劉知幾慨嘆六朝史學：“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wù)以淫麗為宗?！痹诖藭r期，“實錄”在史學領(lǐng)域尚且不能貫徹，又怎能規(guī)范子部的小說呢。

　　六朝史著紛繁的態(tài)勢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下簡稱《隋志》)中得到突出反映，《隋志》著錄史著817部，13264卷，通計亡佚874部，16558卷，這些史著主要出于六朝，而且以私家雜史為主，僅雜傳一類就有：“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比魮?jù)清人姚振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中的統(tǒng)計，則有470部。對于六朝史著的繁盛，劉勰《文心雕龍》中也敘述：“及魏代三雄，紀傳互出……至于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饼嫶蟮囊菔冯s傳數(shù)目，側(cè)面暴露了六朝史家在“實錄”問題上的草率態(tài)度，《隋志》“雜史類序”云：“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守其常。博達之士，憫其廢絕，各記闖見，以備遺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后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有志，而體制不經(jīng)。”劉知幾也慨嘆這種草率態(tài)度令史學“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wù)以淫麗為宗”。(《史通》卷五《載文》“第十六”)

　　六朝時期出現(xiàn)私家雜史興盛局面，除了上述的史學理論未成體系，史學義界體例不明的原因之外，還與六朝人以“立言”求不朽的心理有關(guān)。早在曹魏時期，曹丕就以帝王之尊宣揚“立言”之不朽：“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边@對士人階層影響極為深遠。六朝盛行立碑刻銘之風，正是反映六朝士人對不朽價值的追求，“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痹谶@種價值心理的驅(qū)使之下，撰述史著成為六朝士人曲徑通幽的一種手段。凡有功德可述者，自然可人正史而留名，而對于絕大多數(shù)無功德可述而又渴望留名傳世者，必然會對耳目之事巧飾其文，縱橫曲直、經(jīng)營慘淡，甚至百般虛構(gòu)，無中生有，以奇異之事引人注意。這樣一來，私家雜史便脫離史學約束滑入子部領(lǐng)域?！端逯尽匪疲骸笆饭僦┦乱??！闭沁@種意義上說的。實際上，雜史作者對于撰史的傳統(tǒng)與規(guī)范，史家的責任與義務(wù)少有關(guān)心，記述史事全依自己的意愿，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徘優(yōu)”；對人物的評判也不顧客觀與公正，“輕弄筆端、肆情高下”。這樣一來也就導致了六朝雜史的邊緣化，使它們徒具史的名目，實質(zhì)上則暗“通之于小說?！笨爸量梢赃@樣說，在六朝時期，不是小說在主動依附史學，反而是史著有意向子部小說蔓延。

　　二、千寶“實錄”言論辨析

　　六朝小說“實錄”性的結(jié)論，主要是從現(xiàn)存六朝小說序論及相關(guān)史料中考索推導出來的，其中東晉干寶《搜神記序》無疑是支撐結(jié)論的核心論據(jù)，因此，本文專設(shè)一節(jié)對之詳析。先引干寶《搜神記序》相關(guān)文字如下：

　　雖考先志于栽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夫書赴告之定辭，據(jù)國史之方策，猶尚如此，況仰述千栽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途，然后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yè)，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者，設(shè)有承于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愿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fā)明神道之不誣也。

　　在分析干寶序文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干寶其人。干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群籍。曾領(lǐng)修國史，其著述極富，除《搜神記》以外，尚有《司徒儀》、《晉紀》、《易》《禮》《春秋左氏傳》注、論六種，《干子》十八卷、《百志詩》九卷，《冊府元龜》還引有他的《周易字涂》、《周易元品》。史載干寶有“良史”之稱，《世說新語》中稱其為“鬼之董狐”，其實干寶有多重身份，除史家身份以外，還是文學家、經(jīng)學家，有的史料稱其性好陰陽術(shù)數(shù)，可見還是一位方士。在知悉干寶情況的基礎(chǔ)上，再來分析《搜神記序》或許可以更能體貼其主旨。干寶在序中宣揚自己態(tài)度的認真，考、收皆有所憑籍，完全以“信史”的“實錄”態(tài)度編撰的，“雖考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在這里，干寶以史家的身份發(fā)言。而對于記錄失實之處，干寶擺出了無法辯駁的理由：“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為此還以“夫書赴告之定辭。據(jù)國史之方策，猶尚如此”回護記錄之誤，先賢之經(jīng)史尚且難免失實，更何況是自己這種搜羅之著。若以史家“實錄”精神，是則是，非則非，對史實“按實而書”，“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這才是真正的史家之“實錄”。干寶則明知事跡不實照樣記載而不加考證，反而為自己記錄的失實之誤百般辯解，這種精神其實已經(jīng)偏離了史家“實錄”的立場。

　　干寶序言最終宗旨是要論證鬼神之實有，如魯迅所說的“發(fā)明神道之不誣也?！彼浌砩裰?，不過是用于證明觀點使人信服的論證手段，手段為目的而存在，這實質(zhì)上正是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的構(gòu)思方式。論證的說服力往往取決于證據(jù)的可信度。所謂是事實勝于雄辯，然而許多怪異之事干寶無法親見，因此，是為獲取世人對其敘事的信任，干寶甚至不惜現(xiàn)身說法，編造子虛烏有之事，《晉書·干寶傳》記載：“寶父先有所寵侍裨，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裨子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后十余年，母喪，開墓，而裨伏棺如生。載還。經(jīng)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兇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后遂悟，云見天地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抵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毕胍C明子虛烏有之事的實有，唯一的辦法就是虛構(gòu)親歷之事，并打磨敘事中的每一處細節(jié)。可見，在“發(fā)明神道之不誣也?！弊谥贾?，史家“實錄”成了無足輕重之事。

　　從《搜神記》本身內(nèi)容看，干寶所宣稱的征引搜逸的認真態(tài)度也是值得懷疑的。有研究者為此作過詳細的考證，發(fā)現(xiàn)《搜神記》四百多條內(nèi)容中，有半數(shù)以上是輯自他書而面目全非的，若據(jù)干寶所說的嚴肅傳錄態(tài)度，應該的字句無差的，所以唯一的解釋是干寶編撰《搜神記》時置史家“實錄”于度外，有意在傳錄過程中進行虛構(gòu)性改造。將《搜神記》中的“三王墓”與曹丕《列異傳》的“三王?！毕鄬φ站涂梢园l(fā)現(xiàn)，兩者只是“骨架”相似。

　　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奔爸?，君覺，殺干將。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思於屋柱中得之。楚王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楚王。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劍擬君，王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列異傳》)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chǎn)。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薄谑亲映鰬裟贤?，不見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陀蟹暾撸^：“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笨驮唬骸奥勍踬徸宇^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驮唬骸安回撟右??！庇谑鞘似汀？统诸^往見楚王，王大喜?？驮唬骸按四擞率款^也，當于湯鑊煮之?！蓖跞缙溲灾箢^，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驮唬骸按藘侯^不爛，愿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鸵詣M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墜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搜神記》)

　　上述兩段文字敘述同一個故事，據(jù)干寶“考先志于載籍”的說法，“三王墓”應該是“三王?！钡摹俺尽保凑粘浽?，兩則文字起碼應該大致相同，但事實上千寶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多“抄”一倍多的篇幅，故事的“骨架”沒變，可“血肉”卻新長了?！叭跄埂比涑庵罅康娜宋飳υ捙c細節(jié)描寫，這是“三王?！彼鶝]有的“血肉”，干寶有意“催生”出來的。在于寶此如費盡心機無非要創(chuàng)造出令人信服的真實感，從而更好地實現(xiàn)其目的：“發(fā)明神道之不誣”。所以干寶眼中，“發(fā)明神道之不誣”才是其敘鬼神怪異之事的核心追求，同時也是核心價值。敘事為論證服務(wù)，受論點的統(tǒng)攝，只要能完成論證，使世人信奉“神道”，論證的最終目的也就達到了，只要可以達成認證目的，論證手段則可以不加考究。這不正是漢代桓譚《新論》所言的“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小說家思路嗎?

　　三、其他“實錄”史料的辨析

　　六朝現(xiàn)存的涉及“實錄”史料，除干寶的相關(guān)史料之外，據(jù)《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冊)》與《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上冊)》所錄，還有郭璞《注<山海經(jīng)>敘》、葛洪《神仙傳自序》、荀勖《穆天子傳序》、葛洪《西京雜記序》、托名東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張華《博物志序》、王嘉《拾遺記》(選錄)、劉義慶《世說新語》(選錄)，蕭綺《拾遺記序》等，上述相關(guān)史料表明，像干寶通過強調(diào)論證手段的真實而達到論證目的的做法，在六朝是普遍存在的。他們在作品中對真實價值的追求只止步于論據(jù)層面，最終目的并非像史家那樣要為后世留下一些史料，而是要論證“神道之不誣”觀點，這對于本身就是宗教中人的郭璞、葛洪之流，更有“自神其教”意向。郭璞《注<山海經(jīng)>敘》云：“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后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及談《山海經(jīng)》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經(jīng)，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蚰苋凰豢桑豢伤豢扇?，則理無不然矣。”這段晦澀難懂的理論無非要強調(diào)一個觀點：怪異之事是存在的，不信者是由于其沒有見識。說白了就是“信則有，不信則無”。荀勖《穆天子傳序》云：“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驌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备鸷椤段骶╇s記序》曰：“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共卷數(shù)。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gòu)而亡，放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后之次，無事類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為二卷，名日《西京雜記》，以稗《漢書》之闕。”葛洪《神仙傳自序》也謂：“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于《仙經(jīng)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歷說，耆儒所淪，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系俗之徒，思不經(jīng)微者，亦不強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寄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于劉向多所遺棄也?！币陨闲蛭乃鶑娬{(diào)的敘事的真實性與史學意義實錄看似相同，實質(zhì)上差異甚大，前者所強調(diào)的真實性其實是證據(jù)可靠性，而后者強調(diào)真實性則是本體意義上的追求。史學實錄的價值指向是事實的真相，而六朝小說的真實性強調(diào)則指向鬼神的信仰。

　　另有《世說新語》中兩則關(guān)于六朝小說“實錄”性質(zhì)的史料：一則在《世說-文學》：“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绷硪粍t在《世說·輕詆》：“庾道季詫謝公日：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jīng)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于此《語林》遂廢?！边@兩則史料長期當作六朝小說“實錄”取向的堅實證據(jù)。從材料表層來看，裴啟《語林》盛行而終遭廢棄，原因在于其記載謝安之語失實。其實若將現(xiàn)存的六朝小說與歷史史實相較，哪一部沒有失實呢。周楞伽輯注的《裴啟語林》176則，考查相關(guān)史事，有15則不實。若以這種標準衡量六朝小說，恐怕沒有一部不遭廢棄。所以，裴啟《語林》的存廢原因與其“實錄”與否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其遭廢棄的真正原因在于裴啟自身的信口橫議而挾帶諷刺鋒芒，從而得罪以謝安為首的權(quán)貴集團與門閥勢力。對于這一點，研究者許軍在《<裴啟語林>亡佚原因考》一文中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語林》所記屢觸謝安痛處，實在是貶斥大于褒揚?！薄啊墩Z林》所記謝安事，八條之中，與謝安本人相關(guān)的前六條都是彰顯其非?！贝送猓S軍還指出，《語林》176則，除不實者外，幾乎全是毀譽文字，諷刺鋒芒極銳，大面積得罪當時的名流與上層勢力。所以裴啟《語林》遭受世人廢棄主要原因在其自身之信口橫議，與其記錄失實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因此，將裴啟的這兩則史料作為證據(jù)所得出來的六朝小說注重“實錄”取向的結(jié)論是不令人信服的。

　　結(jié)論

　　綜上所論，六朝時期的史學在獨立的進程中，并未取得凌駕于諸子之上的學術(shù)強勢，史家“實錄”對子部小說的影響還是相當微弱的，相反，這一時期的許多史著卻在“立言”傳世追求中失去史書品質(zhì)而“通于小說”，六朝之后的官私目錄甚至直接就將這些著作歸于子部小說類中。釋道之徒著小說意在“自神其教”；文人學士著小說則旨在“立吉”傳世。一言以蔽之，六朝小說所追求不是史家之“實錄”，而是知識與思想傳達，而這，正是六朝子部小說的本質(zhì)屬性。

 文章來源于《文藝評論》雜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