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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青作品中情欲與性愛的言說——文學論文

作者:劉人鋒來源:《名作欣賞》日期:2014-12-29人氣:3590

引論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號刊登了周作人翻譯日本女作家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以此為發(fā)端,新文化運動發(fā)起了關于貞操、情欲與性愛問題的討論。在新文化運動性啟蒙觀念的光耀下,表達現(xiàn)代意義上的情欲與性愛成為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之一。例如,郭沫若表達對于性的自然和個體精神肆意擴張的崇尚,郁達夫表達他對于性的生命本能的透視,茅盾則描寫那些在轉(zhuǎn)型時期被現(xiàn)代性愛的個人主體性所驚醒的“時代女性”在革命與性愛之間的“幻滅”、“動搖”和“追求”等等。

    由于從1930年代開始中國長期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因而文學被強烈地要求切近現(xiàn)實生存,注重揭示深層心理的表達情欲與性愛的文學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新文化運動時期確立的個人本位主義向革命本位主義轉(zhuǎn)化,以“立人”為價值基準的自由意志向以“救亡”為價值標向的國家意識轉(zhuǎn)換。盡管如此,表達情欲與性愛的文學并沒有完全終止,30到40年代,留居于上海的女作家蘇青在她的作品中大膽言說情欲與性愛,既成為她的一個創(chuàng)作特色,也是現(xiàn)當代女性文學史上的一個獨特存在。

一、

    雖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儒家哲學倡導以禮節(jié)情,但是在其肇始期并非完全禁性?!睹献?#8226;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萬章》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孟子將性欲與食欲看得同等重要,高度肯定男女性欲的合理性。《禮記•禮運》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則從生理及心理欲望的角度肯定性的合法存在,具有生命意識的內(nèi)涵。綜觀蘇青的作品,可以說,她以文學的形式生動地詮釋了早期儒家對性的肯定。

    首先,蘇青認為性是一個人生活中必須擁有的內(nèi)容,性對于男性和女性同樣重要。對于男性而言,“一個人的虛榮固可以刺激自己,但性的本能亦不可一筆抹殺,因此在少年時過份努力干別事的男人往往犯‘臨老入花叢’之病,出力不討好,那時候再明白過來要后悔也來不及了?!盵1]對性的欲望是人之本能,對性愛的享受和對事業(yè)的追求是同等重要的,在應該滿足和享受的時候就要滿足和享受,否則過了一定的享受性的歡悅的年歲就會留下終生的遺憾。對于女性而言,不能滿足正常的性需求會使人心理變態(tài),“一個女人得不到性的安慰便會想到貪財或?qū)?quán)之類”。[2]但是即使得到了很多的財富,獲得了很大的權(quán)力,又能怎么樣呢?權(quán)至帝王的武則天和西太后在男女情愛方面不也是悲哀的、孤寂的嗎?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還不如呢!所以蘇青說:“聰明能干的女人縱使美麗得像個神,使人敬畏,而不敢與之狎褻。試想床笫之間又哪里有神圣之事呢?”[3]性愛是每個成年女性基本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如果認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她同時也就是不可接近的,就會失去作為人應該享受性愛歡悅的樂趣。而缺乏性愛的女子就一如“失戀的女人,同殘廢者心理一般,因缺陷而發(fā)生變態(tài)心理。”[4]例如“無理的責難傭仆,與過份的溺愛兒童,都是變態(tài)心理之一種?!盵5]至于那些扭扭捏捏得出乎常情的女子也是由于缺乏性愛而導致不合常態(tài)?!耙粋€善于臉紅的女子并不是因為正經(jīng),也許她的心里更加迫切需要,而臉上表情就不免訕訕的?!盵6]因為“性心理可以解釋人類一切行為的動機”。[7]總之,蘇青認為不論男女,“沒有性愛的生活是變態(tài)的!”[8]

    蘇青對于性的肯定,是從生理及心理的角度,是從生命意識的角度出發(fā)的。倍倍爾在他著名的《婦女和社會主義》一書中說到:“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之中,繼飲食的需要之后,最強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這種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個發(fā)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時,滿足這種需要是保證人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條件。路德說:‘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該做的事,那就猶如一個人希望自然界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會灼人,水不會打濕東西,希望人可以不吃飯,不喝水,不睡覺一樣?!返逻@樣說是對的?!盵9]蘇青作品對性的合理需求的肯定與倍倍爾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性是人的一種自然屬性,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的需求,性的享受應該成為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成年的人應該得到性的滿足,如果得不到滿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會出現(xiàn)異常。

    尤為可貴的是,蘇青能夠以女性的經(jīng)驗和立場來看待性對于女性的重要。性愛是每個成年人生命的一部分,然而,正統(tǒng)的性觀念并不將性視為目的,而只是方式或者手段?!兑捉?jīng)》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孟子》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均是直接表達性的繁衍生命的功能。至于女性,正統(tǒng)性觀念更是僅僅將其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女性的性愛被作為高于生命的道德。對此,蘇青激憤地表示“女子是決不希求男子的尊敬,而是很想獲得他的愛的!只要他肯喜歡她,哪怕是調(diào)戲,是惡德,是玩弄,是強迫,都能夠使她增加自信,自信自己是青春,是美麗的。但要是男子對她很尊敬呢?那可又不同了,尊敬有什么用呀?所以我說一個男子對于一個女子的愛情應該先是挑逗的,然后當慢慢的滿足她,安慰她,使她終于能夠信任你才好。不然只把太太當做傳宗接代的工具,還說傳的是你的宗,接的是你的代,哪個又高興替你千辛萬苦的養(yǎng)育孩子來?”[10]蘇青不是從生育的角度,不是從功利的目的來看待性,而是認識到純粹的性愛就應當是女性作為“人”應該享受的權(quán)利。

    正因為如此,蘇青認為在婦女運動中,在女性應當爭取的各種權(quán)利中,性應該是第一位的,這“并不是說女子一世便只好做生理的奴隸,我是希望她們能夠先滿足自己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以后,再來享受其他所謂與男人平等的權(quán)利吧!”[11]中國的婦女運動自從維新變法運動時期興起以來,一直著重于爭取女性外在的權(quán)利,例如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繼承財產(chǎn)、獲得職業(yè)等等,與女性情感和生理需要有關的權(quán)利至多也就是五四時期爭取男女社交公開,婚姻戀愛自由,從來沒有明言女性在性方面的權(quán)利。深受婦女解放思想影響的五四女性文學亦如此。例如,五四時期以處理婚戀題材而成名并且以大膽而聞名的女作家馮沅君,在其代表作《旅行》中描寫了一個對性愛充滿渴望的女性,但是女主人公在與情人同居于旅館的十天里,雖然夜夜同床擁抱而睡,然而他們的“愛情在肉體方面的表現(xiàn),也只是限于相偎相倚時的微笑,喁喁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不曾有真正的性行為。作者熱情贊賞他們愛情的純潔,稱之為“最高的靈魂的表現(xiàn)?!盵12]而另一位勇敢的女作家廬隱,則以沒有男性侵擾的、姐妹間的同性愛作為女性理想的境界。

    無論婦女運動還是受到婦女解放思想影響的五四女性文學,對于女性性需求的忽視和否定,實際上還是受到長久以來以性為非觀念的影響。在正統(tǒng)性觀念的影響下,人的性意識和性行為很少被視為文化的一部分,有時甚至連自然屬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確認,至于作為男性附屬的性別而存在的女性,若言性需求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同時,中國的婦女運動隨著變法圖強的政治運動而興起,在其后的發(fā)展歷程中,與不同時期為了謀求國家解放與強大的政治運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并且作為其中的一個部分。由此婦女解放的話語被融合在民族國家話語之中,女性爭取獲得解放的權(quán)利主要是以革命為主旨,是為了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至于在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女性羞于啟齒的、然而卻是切身的生理需求——性,則被深深地遺忘。蘇青在被政治、社會運動裹挾的婦女運動之中看到了對女性性權(quán)利性需求的忽視,認為婦女運動應當爭取滿足女性基本的生理權(quán)利之后再談爭取其它的權(quán)利。追求正常的性歡愉的權(quán)利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身體權(quán)利,對于女性尤其如此。因為在男尊女卑的社會里,男性滿足性需求的途徑有多種,既可以在家里妻妾成群,又可以在家外發(fā)展婚外戀情,而女性戀愛不能自主,婚姻不能自由,即使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人,也只能痛苦地忍受一輩子。在蘇青看來,這是非常不人道的,所以她激進地表示:“要是賣淫而能夠自由取舍對象的話,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許倒認為是一種最能夠勝任而且愉快的職業(yè)?!盵13]在一定程度上,蘇青的“豪言壯語”說出了深受性壓抑的女性內(nèi)心深處的欲望。

    中國早期的婦女運動是從廢除纏足開始的,也就是說,是從爭取女性身體的權(quán)利開始的。其實,性的權(quán)利也是身體權(quán)利之一種,就像女性生來就應該與男性一樣擁有一雙天足,而不是人為地被纏被裹一樣,女性生來也與男性一樣擁有性的權(quán)利。婦女運動將廢除纏足作為運動的內(nèi)容之一,卻長期忽視了身體的另一個方面——性。從這個意義上,蘇青以人性的立場發(fā)現(xiàn)了婦女運動的盲點,并且直言不諱地表達:身體需求的權(quán)利是首先要爭取的。

    正是基于這樣的立場,蘇青在她的作品中毫不忌諱地言說女性對于性愛的需求,肯定女性擁有追求性愛的權(quán)利。例如在小說《蛾》中,明珠面對無邊的、永久的寂寞與空虛喊出了“我要……!”“我要……!”“我要……呀!”[14]這一驚世駭俗的呼喊,宣示了女性對性的渴求,對性權(quán)利的吶喊。正如女性文學研究者譚正璧所言,《蛾》是蘇青對女性所受的“壓抑做反抗”,為女性“爭取屬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15]

    蘇青不僅在她的作品中肯定女性有性的需求,有追求性愛的權(quán)利,而且認為女性是性愛的主體。在《結(jié)婚十年》這部帶有自傳性的小說中,蘇青大膽寫出了她的性體驗和性需求?!皬那拔覍τ趷鄣挠^念還是模糊的,不知該怎樣愛,愛了又怎樣,現(xiàn)在可都明白了。我需要一個年輕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著我并頭睡在床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盵16]在此,蘇青不僅寫出了一個女性對于性的正??释?,而且表現(xiàn)出這樣一種意識:女性不再是性的被動承受者,不再是男性性欲的發(fā)泄對象,不再是不敢言性需求的人,而是性的主體,性的主動欲求者。

    在《談女人》這篇文章中,蘇青更是驚世駭俗地將《禮記》中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帮嬍衬信?人之大欲存焉”和“食色,性也”一樣,是說飲食之欲和性欲是人最根本的生理需要與欲望,應當滿足而不應當壓制。蘇青將“男”置于和“飲食”同等的“女人之大欲”的位置上,借用傳統(tǒng)經(jīng)典句式顛覆以男性為中心的性愛話語,充分表達女性作為性愛主體的權(quán)利。幾千年來,在性的方面對男性和女性實行的是雙重標準,男性可以縱欲而女性必須保持所謂的貞節(jié),這是在性的問題上男女之間的不平等。蘇青的大膽斷句是基于女性作為性主體的立場,表達了女性的性需求與性權(quán)利。從這一意義上,《蛾》中明珠所表現(xiàn)出的強烈性欲要求,是“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藝術化。

    更加強烈地表現(xiàn)女性是性愛的主體,“男”是“女人之大欲”的是《續(xù)結(jié)婚十年》。蘇懷青面對談維明衰弱的性機能,大呼“我是不滿意。在我認識的男人當中,你算頂沒有用了,滾開,勸你快回去打些蓋世維雄補針,再來找女人吧?!盵17]這里的“男”不僅僅是生理上的男性,而是有著正常性功能的男性,更加明確地闡釋了與“飲食”同等的“男”的真正涵義。幾千年來的男權(quán)觀念將女性的性視為男性的私有財產(chǎn),而女性無權(quán)對男性的性能力作任何評價和選擇,女性完全是被動的,在性的方面只有或接受、或忍受。蘇青擺脫了男權(quán)觀念對女性的性束縛,性壓制和性無視,給女性的性欲念一種應有的正當位置:女性不是物化的存在,不是男性欲望的對象與工具,而是欲望的主體。從這個意義而言,蘇青是反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她以文學的形式試圖建立一種男女平等、共同擁有的性關系,有助于打破在性的關系上統(tǒng)治了幾千年的菲勒斯中心模式。同時,就這一點而言,蘇青以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式對婦女運動,對婦女地位的提高作出了貢獻,因為她觸及到了婦女運動的盲點,觸及到了大家想言卻不敢言,或者從未意識到的方面。蘇青直率言性,在她的創(chuàng)作中,女性的性愛不再是羞于啟齒的,而是可以大膽言說的;不再是依附的、邊緣的,而是獨立的、中心的。

    正是因為肯定女性有正常的性欲,女性是性的主體,所以蘇青批判男權(quán)社會對女性正常性欲的壓制。首先,在男權(quán)思想的制約下,“女人很少機會好色,也不能讓你盡量吃醋;而男子則要‘色’就可好,欲‘醋’就可吃。”[18]在傳統(tǒng)性別文化中,在兩性關系上,男性享有絕對自由權(quán),不僅在家中可以公然娶有三妻四妾,而且在外又可以公然與歌伎酒女相往來,而女性則必須嚴遵閫范,從一而終?!吨芤住酚醒裕骸昂闫涞?,貞。婦人吉,夫子兇?!薄皨D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盵19]男女相處,女子對男子恒久就會大吉大利,而男子對女子恒久則會有兇災。此后,歷代一直宣傳教育女性要保持貞潔,南宋以后,對于女性貞操的要求更加嚴格,制定了諸多苛刻甚至殘酷的規(guī)定,連寡婦改嫁這類合情合理的事都被認為失節(jié)而嚴加禁止。于此,蘇青揭示出在男權(quán)社會里在性的方面男女之間的極其不平等。

    宋代理學興起以來,儒家“節(jié)欲”的性觀念發(fā)展到了“禁欲”、“滅欲”的程度,認為與“欲”與“理”水火不容,致使人們對性和性欲懷著沉重的罪惡感,不能公正坦然地對待人的性欲,尤其是女性的性欲更是為正統(tǒng)文化所不屑與不齒,作為男性附屬性別的女性當然不敢承認自己有性的欲求?!靶杂侨巳擞械?,但是女人就決不肯承認;若是有一個女人敢自己承認,那給人家聽起來還成什么話。”[20]女性明明有性的需求,但是在傳統(tǒng)性觀念的壓制下,不僅羞于言,而且不敢言。還有的女性則盡力掩飾自由的性欲望和性經(jīng)歷?!耙粋€處女過了發(fā)育期還口口聲聲說抱獨身主義,或者是一個婦人把養(yǎng)六個孩子的事實說此乃出于不得已,都是自欺欺人的天大謊話?!盵21]蘇青以她一貫的直言風格戳穿遭受性壓制的女性的謊言,大膽表明:性是可以言說的!

    更加悲哀的是“還有一種老處女,她們的變態(tài)心理是別人都知道的,但她們自己卻不知道。這不知道的原因,是她們聽了別人虛偽的宣傳,以為性愛是猥褻的,而自己則是純潔非凡。殊不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趨勢決非人力所能挽回?!盵22]在男權(quán)社會,女性遭到排斥、貶低和歪曲,雖然她們的妻性、母性乃至女性有時也為男人所關注,但卻是因為男性出于自身的需要,他們需要女性作為自己的第二性,作為附屬物,作為生育工具和性欲發(fā)泄對象。雖然到了二十世紀由于婦女運動的興起,男權(quán)觀念和意識日益喪失它的外部束縛功能,然而它卻深深地滲透進人們的潛意識中,并且內(nèi)化為女性的自我意識,成為女性行為的自覺信念和自覺選擇。正如馬爾庫塞所言:“來自外部的壓抑還得到了來自內(nèi)部壓抑的支持,因為失去自由的個體把他的主人及其命令都向內(nèi)投入了他自己的心理機制?!盵23]此時的女性以男權(quán)社會否定女性基本權(quán)利的道德準繩來衡量自我進而限制自我的欲望,從而使缺乏人性的禁欲主義對個體人的壓迫變成一種自覺的心理約束力,這既是男權(quán)社會的悲哀,更是男權(quán)社會里女性的悲哀。

三、

    性愛長期以來被認為與崇高美好的愛情無關,與深刻的人生體驗和嚴肅的理性思維更是毫不沾邊,文學中表現(xiàn)和描寫的性很多是被扭曲和丑化了的,將性與情截然對立,使之或是“無愛的性”,或是“無性的愛”。[24]雖然蘇青的作品大膽言說情欲與性愛,但是她所敘述的情欲與性愛是正常人自然的生理欲望,沒有性墮落、性誘惑的意識,沒有骯臟丑惡的色情情緒。勞倫斯指出,色情并不一定是文學描寫和表現(xiàn)了性,“色情就是企圖侮辱性,玷污性”。一切對性懷著陰暗心理的回避和對女人貞潔美麗的虛假稱頌才是真正的色情。蘇青表現(xiàn)女性的性要求與性意識,與色情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侮辱和玷污,而是表達正常的生理需求。正如勞倫斯所言:“性意識本身并沒有什么錯,只要它們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確形式的性刺激對人類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沒有它,這個事就會變得暗淡無光?!盵25]勞倫斯對性與色情的區(qū)分,正可以用來說明蘇青對視性為罪惡和淫穢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理所作的深刻反思。

    首先,蘇青認為性愛應該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僅僅以生育作為目的,或者以性作為交易?!坝袝r候女朋友在一起談天也提到性經(jīng)驗之類,有許多太太告訴我說:她們是從沒有得到性的快感過,但卻痛苦地養(yǎng)了許多孩子,但是她們想也不想再有,因為覺得那是不應該有的。交際花則是已經(jīng)破了例,索性求些實際了,然而悲哀的是實際也不大容易快樂,因為對方也不怎么快樂,頂多快樂是中途,他便厭倦了,她也傷心了,草草結(jié)束?!彼?,“就是為肉體的快樂著想,我也主張須看重精神戀愛?!盵26]不僅“只有真正有愛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滿足,而且任憑有真情也得惜福,別朝朝暮暮混在一起,因為刺激過度便麻木了?!盵27]愉悅的性愛首先是以深厚的感情作為基礎的,還要有節(jié)制,泛濫則會使人感覺遲鈍,從而不珍惜寶貴的性之愛。進一步,蘇青提出“理想婚姻是應該才貌相當?shù)摹?,“男女雙方之才均稱則精神上愉快,男女雙方之貌得當則肉體上滿足,這是靈肉兼顧的頂完善辦法?!盵28]這是蘇青對于性愛的理想追求,是靈與肉的理想結(jié)合。周作人先生說:“靈肉本是一物的兩面,并非對抗的二元。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只是人性?!盵29]“真實的愛與兩性的生活,也須有靈肉二重的一致?!盵30]靈與肉相結(jié)合的性愛表明:性欲不僅僅是不可否定的人的自然屬性和原始沖動,也應該是人們建設美好生活的動力和體現(xiàn)。

    其次,蘇青認為尊重是性愛的前提。在她的多篇寫到男女性愛的小說中,對男子在性方面的自私和缺乏對女子的尊重表示批判。在《蛾》中,客人的粗暴和不負責任使明珠感到“她此刻在他的心中,只不過是一件叫做‘女’的東西,而沒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她覺得受了侮辱,做愛后“心里充滿著氣惱,厭惡,恐怖,以及莫名其妙的新的空虛”。[31]在《續(xù)結(jié)婚十年》中,懷青先后遇到三個男人,都使她大失所望。第一個是談維明,這是個脾氣剛強、說話率直、態(tài)度誠懇、知識豐富又有藝術趣味的男人。但當懷青投入他的懷抱后,他卻突然問:“你沒有生過什么病吧?”并對她說無論誰“向你求婚”,“你千萬別答應他”,“一個聰明能干的女人何必要結(jié)婚呢?就是男人也是如此”。[32]這些話使懷青看清了談維明不過是把她當做性玩偶,既要玩弄她,又不愿擔負丈夫的責任,這使她感到受辱而不能忍,斷絕了與他的往來。第二個是趙瑞國,一個已婚的男人,生病的妻子不能為他生育孩子,他便追求懷青,想利用懷青身體健康容易得胎來為他生育孩子。但是當他知道懷青不愿懷孕生育后便留給她一張支票走了,這使懷青感到她是被他當做生育機器,憤怒地把支票撕了。第三個是豪爽的謝上校,他為了得到懷青,贈送她一套房子,使出計謀軟硬兼施得到懷青,使她感到很不快,“兩性原是和諧的結(jié)合,然而一方面若是僅知有己,絕不憐惜他人,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侮辱呢?”[33]謝上校沒有一句負責的話,留給懷青一筆錢就遠走了,這使懷青感到受了欺騙和侮辱,拒絕接受他的錢,忿忿地說:“一個男人要一個女人,是錢;一個男人要與女人割斷關系了,也是錢;出了錢便可以洗凈一切罪惡,就此永遠于心無愧了。”[34]這無疑是對男人玩弄女人的控訴,是對缺乏尊重的性愛的批判。

    再次,雖然蘇青在她的作品中大膽言性,卻并非視性至上。這突出表現(xiàn)在她對性愛場面的委婉描寫。例如《結(jié)婚十年》中描寫初夜:“酒是什么滋味的,我不知道;人們怎樣在看著我,我也不知道了。我只覺得眼前模糊得很,心中模糊得很,似乎胸口在撲撲跳,似乎身子架著一片落葉在大海中飄蕩著。海面起波濤,澎湃著,一會兒洶涌起來了。海風怒吼著,我只覺得整個宇宙在動搖,周身痛楚得很。慢慢的,慢慢的,波濤靜止下來,周圍悄無聲息,我覺得自己軀殼給摧殘了,剩下一顆空空洞洞的心,沒處安放?!盵35]并沒有直接地描寫性器官或者性交的場景,而只是描寫初夜自己心靈的感受,非常含蓄地表達對性的體驗,一種新的人生體驗的感受?!独m(xù)結(jié)婚十年》描寫與談維明的性愛亦如此:“春之夜,燠熱異常。房間似乎漸漸狹窄了,體積不斷的在縮小,逼近眼前,使人透不過氣來。我閉了眼睛,幻想著美麗的夢。”[36]又如《結(jié)婚十年》寫丈夫回家后夫妻對坐的情景:“歡悅地,羞怯地,晚上我與賢對坐在房內(nèi)。笨重的紅木家具一齊都活潑有生氣了,窗外雖在飛雪,但里面的空氣卻仍是溫暖而新鮮的?!盵37]雖然兩人心中都有對性的強烈的渴望,但是作者寫得非常含蓄、優(yōu)美并且富于詩意。

    蘇青的朋友實齋在《記蘇青》一文中這樣評價蘇青的寫作風格:“除掉蘇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點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只覺得她的文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決不起粗魯與俚俗的感覺?!盵38]為什么蘇青在她的眾多作品中毫不忌諱地談性卻不會使人產(chǎn)生色情的感覺?這主要由于蘇青是以嚴肅、認真的而不是賞玩的、迎合某些讀者低級趣味的態(tài)度來談性的。

    對于色情的文學和嚴肅地表現(xiàn)性愛的文學,周作人先生有過這樣的區(qū)分:“法國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說《一生》(Une Vie),是寫人間獸欲的人的文學;中國的《肉蒲團》卻是非人的文學。俄國庫普林(Kuprin)的小說《坑》(Jama),是寫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學;中國的《九尾龜》卻是非人的文學。這區(qū)別就只在著作的態(tài)度不同。一個嚴肅,一個游戲。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憤怒;一個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感著滿足,又多帶些玩弄與挑撥的形跡。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qū)別,便在著作的態(tài)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這一點上?!盵39]性愛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學表現(xiàn)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真正意義上的性愛文學是不對性器官或者性活動作暴露似的描寫,而是在含蓄描寫性愛的同時表達對人生的體驗和感悟,將性愛上升到精神的高度。蘇青對性愛的描寫正是如此,因此,從周作人先生的觀點來看,她的言說情欲與性愛的作品是人的文學。

    行文至此,探討蘇青為什么在她的作品中大膽言性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時代原因。1942年11月《大眾》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獻詞》云:“我們今天為什么不談政治?因為政治是一種專門學問,自有專家來談,以我們的淺陋,實覺無從說起。我們也不談風月。因為遍地狼煙,萬方多難,以我們的魯鈍也覺不忍再談。我們愿意在政治和風月之外,談一點適合于永久人性的東西,談一點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東西?!盵40]這應該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淪陷區(qū)相當一部分作家的現(xiàn)實考慮與實際創(chuàng)作,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壓文化政策下,作家以情愛婚姻家庭、飲食旅游等與政治離得較遠卻又是“永久人性”與“日常生活”的題材來寫一些文章,可以避免政治風險,這種文化環(huán)境和寫作共性自然影響到生活在上海的蘇青。

    當然更多的是作者個人的原因。首先,蘇青從事寫作不是出于強烈的文學使命意識,雖然上中學時開始投稿,但是“決沒有做一個終身寫作者的愿望”,[41]而是因為離婚不得不以文為生,因此她更加不會去碰觸那些容易引起政治風險的題材。她說:“我很羨慕一般的能夠為民族國家,革命,文化或藝術而寫作的人,近年來,我是常常為著生活而寫作的?!盵42]因為她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謀生,而在上海特殊的文化環(huán)境中只有寫婚姻家庭、男女之間的情與性等與政治離得較遠的內(nèi)容才是比較安全的題材,能夠?qū)崿F(xiàn)她以文為生的目的。

    其次,蘇青生活范圍比較狹窄。她說:“我的文章做得不好,我自己是知道的。這不好的原因,第一是生活經(jīng)驗太不豐富,第二是寫作技術的低劣?!薄坝谑俏业奈恼卤銉H限于家庭學校方面的了,就是偶爾涉及職業(yè)圈子,也不外乎報館,雜志社,電影戲劇界之類?!盵43]于是她書寫她所熟悉的婚姻家庭、身邊瑣事和生活感悟。當然,即使只是為了謀生而寫作,寫出來的作品也應該有意義。她說:“我的理想中的男女等人應該是爽直,坦白,樸實,大方,快樂而且熱情的,但是我所接觸的,我所描寫的人物,卻又如此扭捏作態(tài)得可憎可厭。”既然如此,蘇青為什么還要寫這些人物呢?原因在于“暴露黑暗也無非是渴望光明來臨的手段罷了。”[44]她之所以寫情欲與性愛,正如譚正璧在讀了張愛玲和蘇青的文章之后生發(fā)的感想:“在個人主義風靡一時的現(xiàn)社會里,即使是被壓抑者反抗的呼聲,也不免是屬于個人主義的?!盵45]馮沅君、謝冰瑩、黃白薇等作家“向著全面的壓抑作反抗”,而張愛玲和蘇青“僅僅為了爭取屬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發(fā)出的是“社會大眾的呼聲”,而后者“只喊出了就在個人也僅是偏方面的苦悶”。[46]即使如此,蘇青和張愛玲在她們有限的生活經(jīng)驗里,以她們的作品發(fā)出了富于個人主義色彩的反抗的呼聲,這種傾向于自由的要求雖然在當時被認為是“偏方面的苦悶”,但是卻表達了女性內(nèi)心最隱秘的需求,今天看來,是對當時女性反抗宗法和舊禮教的彌補。

    再次,蘇青有著強烈的女性意識。蘇青在她的作品中反復談到和表現(xiàn)性愛問題,認為樹立正確的性愛觀是人的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性的覺醒,不能正確看待性,就會嚴重扭曲人性。蘇青的性愛觀是和她的女性意識密不可分的,正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引發(fā)了她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深思。最先促使蘇青產(chǎn)生女性意識的事情是生女,而且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家人和旁人的態(tài)度使她意識到男女是不平等的,這自然引起她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因而“她對于男女間事,尤能發(fā)一針見血之談,為數(shù)千年來在男性社會中處于附庸地位的女子鳴不平。”[47]婦女運動興起四十多年來,已經(jīng)在為女子爭取許多方面的權(quán)利,然而性的方面則一直處于地表之下。蘇青認為婦女運動沒有涉及到最關切女性身心的方面,所以她“對于一個女作家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戰(zhàn)場呀!’就沒有好感,要是她們肯老實談談月經(jīng)期內(nèi)行軍的苦處,聽來倒是入情入理的?!盵48]因此,蘇青注重從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層面出發(fā),關注女性的個體生命體驗和女性作為女人的獨立存在,大膽表達女性之性。

    第四,與蘇青本人的親身經(jīng)驗有關?!抖辍肥翘K青反映女性性渴望非常典型的作品?!翱袒粋€女性的性欲苦悶深刻到極點,于此可以看出作者自己過的是何等樣的苦悶的人生?!盵49]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看看《蛾》中描寫明珠對性渴望的心理:“她想喊,猛烈地喊,但卻寒噤住不能發(fā)聲。房間是死寂的,庭院也死寂了,整個的宇宙都死寂得不聞人聲。她想:怎么好呢?開了窗,一線光明也許會帶來一線溫暖?……但是她的眼睛直瞪著,腳是僵冷的,手指也僵冷。”[50]譚正璧認為“如果自己是沒有這種經(jīng)驗的人,一個性的饑渴者的感受和形象,能夠會這樣的‘逼真’‘如活’嗎?所以這篇文章是能代表作者的個性、思想和作風的。”[51]至于《結(jié)婚十年》和《續(xù)結(jié)婚十年》,本來就是自傳體的小說,與作者的親身經(jīng)歷有許多吻合之處。因此,對于蘇青的小說《結(jié)婚十年》中的性描寫,譚正璧如是言:“我以為所敘當然不會就是作者自己的事實,但不能說全和作者的思想經(jīng)驗絕對沒有關系,因為一般用第一人稱的文藝作品都是這樣的。……作者在小說里所擅長的也是心理描寫,她所描寫的又全都是女性的性欲心理,這正和她在散文里所主張的完全一致,于此可以看出她純粹是個為了爭取性滿足而斗爭的斗士?!盵52]對于性,可以說,蘇青在她的散文里直接提出主張,在小說里則塑造人物實現(xiàn)她的主張。

    蘇青1934年結(jié)婚,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十年,離婚時,蘇青不過三十歲,正值盛年。離婚之后,蘇青在謀生的同時也謀愛,先后結(jié)識政界、新聞界、教育界等各方面的人物,并先后與其中的一些人同居,但是沒有一個能夠與蘇青長久。蘇青的性體驗和性饑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蘇青為什么大膽地密集地描寫情欲與性愛、抒發(fā)情與性的苦悶。在《〈浣錦集〉后記》中,蘇青對她作品中的性愛敘述有一段自白:“我相信一個人的欲望,若在最基本的飲食男女方面尚不能得到滿足,則其精神之亟須向外發(fā)展是必然的。向外之道有多端,音樂美術文學等等都是所謂藝術之途,其他當然還有戰(zhàn)爭,還有別的。我的技能很少,會的只是動動筆頭,因此在感情郁結(jié)得不能不發(fā)泄時,就只好開始寫些文章。”[53]這其實就是作者解釋她為什么在作品中大膽言說情欲與性愛。

    弗洛伊德將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人類所有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都視為性欲的升華,這種泛性主義的觀點當然有其偏頗之處,但是實事求是地說,人類的性行為與性心理確實與文學創(chuàng)作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認為“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54]這生命力當然包括情欲與性愛的渴求與動力,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曹雪芹寫《紅樓夢》,從作品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性的心理在創(chuàng)作動機中占有一席之地,蘇青,亦不例外。

    第五,與蘇青的個性有關。蘇青留給她的朋友們的第一個印象往往就是“爽直,豪放”,可以說她的個性決定了她的寫作風格。實齋說:“蘇青的文字,正像她的談吐一樣,流利活潑,更多奇氣。同時信筆寫來,面面俱到,絕無掛漏或故意規(guī)避之處?!盵55]譚正璧也認為蘇青“有著海闊天空的胸襟,大膽直爽的性格,她所感到的想到的都毫無嫌避,毫不掩飾地在她的筆下抒寫出來?!盵56]正因為作者的爽直、豪放的個性,使她不忌諱、不掩飾女性的生理經(jīng)驗和感悟,“憑著她天生的聰明來吐出她別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驚人豪語”。[57]

參考文獻:

[1][7]蘇青:《談男人》,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婦女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204頁、第204頁。

[2][3][17][32][33][34][36]蘇青:《續(xù)結(jié)婚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頁、第108頁、第109頁、第105-109頁、第215頁、228頁、105頁。

[4][5][6][13][20][21][22]蘇青:《論女人》,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第4頁、第4-5頁、第5頁、第1頁、第4頁、第4頁。

[8]蘇青:《論離婚》,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頁。

[9]轉(zhuǎn)引自(保加利亞)基里爾·瓦西列夫:《情愛論》,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第18頁。

[10][16][35][37]蘇青:《結(jié)婚十年》,中國婦女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第29頁、第23-24頁、第76頁。

[11]蘇青:《第十一等人》,見于青編:《蘇青文集》(下),上海書店,1994年版,第146頁。

[12]馮沅君:《卷葹》,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

[14][31][50]蘇青:《娥》,見于青編:《蘇青文集》(上),上海書店,1994年版,第2頁、第4頁、第2頁。

[15]譚正璧:《當代女作家小說選·序言》,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版,第2頁。

[18]蘇青:《好色與吃醋》,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頁。

[19]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頁。

[23](美)赫伯德·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頁。

[24]劉慧英:《走出男權(quán)傳統(tǒng)的藩籬》,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121頁。

[25](英)勞倫斯:《色情與淫穢》,見姚暨榮譯:《性與可愛——勞倫斯散文選》,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26][27]蘇青:《談性》,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頁、第287頁。

[28]蘇青:《論紅顏薄命》,見《蘇青經(jīng)典散文》,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頁。

[29][30][39]周作人:《人的文學》,見《周作人經(jīng)典作品選》,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第8頁、第7頁。

[38][47][55]實齋:《記蘇青》,見蘇青:《歧途佳人》,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頁、第202頁、第202頁。

[40]轉(zhuǎn)引自錢理群:《“言”與“不言”之間——論兩難中的“淪陷區(qū)”文學》,見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2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44頁。

[41]蘇青:《關于我——代序》,見蘇青:《續(xù)結(jié)婚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42][43][44]蘇青:《自己的文章》,見于青編:《蘇青文集》(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頁、第430頁、第430頁。

[45][46][49][51][52][56][57]譚正璧:《論蘇青與張愛玲》,見蘇青:《歧途佳人》,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頁、第211頁、第216頁、第217頁、第216頁、第214頁、第211頁。

[48]蘇青:《我國的女子教育》,見于青編:《蘇青文集》(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

[53]蘇青:《〈浣錦集〉后記》,見于青編:《蘇青文集》(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頁。

[54]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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