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人物蓋茨比》看美國新亞當形象的變異——文學論文

作者：吳正英來源：《名作欣賞》日期：2014-10-07人氣：1217

“新亞當”形象與“美國夢”“美國精神”同根同源，來自于北美殖民時期加爾文教派的“天賦使命觀”，即認為美國是上帝選擇的“新的耶路撒冷”，上帝將通過他的特殊選民——美國人來安排整個世界。他們是活躍于19世紀美國文學，在20世紀美國文學中卻發(fā)生嬗變，而后逐漸模糊甚至一度缺失的一類典型的人物形象。菲茨杰拉德通過其《大人物蓋茨比》中蓋茨比的發(fā)跡與沉淪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新亞當形象的變異過程。

一、《大人物蓋茨比》中新亞當形象變異的表現(xiàn)

《大人物蓋茨比》是美國“爵士樂時代”的“迷惘一代”發(fā)言人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品，被一向以認真、嚴格著稱的T·S艾略特視為“自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國小說邁出的第一步”^[1]。在這部作品中，蓋茨比無疑是另一個變異了的美國新亞當。在其父親所提供的《牛仔卡西迪》一書的最后空白頁上，蓋茨比端端正正地寫著“作息時間表”，從這張讓人徒生敬意的詳細的時刻表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遠大抱負、嚴于律己、自強不息的蓋茨比，這也讓我們不禁想起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我檢查時間表”，可以說，這時的他們有著驚人的相似，都是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用基督教的道德準則來約束自己”^[2]，以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本應成為美國又一新亞當?shù)纳w茨比卻在其后的成長與追夢中發(fā)生了變異。蓋茨比始終認為“他是上帝之子，他要為上帝的事業(yè)效勞，追求一種‘博大的、世俗的、虛飾的美’”^[3]。

為此，他有意將自己原來的姓名詹姆斯·蓋茲改為杰伊·蓋茨比，可惜，從他改名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一步步地畸變。理想在他的心中就是財富和愛情，為了追求財富，他不惜采用非法手段，販賣私酒，而追求財富的目的是追求與富家小姐黛西的愛情。追求本身沒有錯，問題在于不擇手段的追求方式，以及愛情目標（黛西）的庸俗、墮落和虛空。為了能與上層社會的那些社會名流匹敵，他除了擁有一幢法國別墅式豪宅以外，還有專人給他從英國購買衣服，光襯衫就“一摞一摞像磚頭一樣碼得十幾層高”，他還有一輛像裝甲車的汽車和一架水上飛機，更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引起黛西的注意，蓋茨比每逢周末就在其豪宅中宴飲賓客，他的轎車像公共汽車一般“從早上九點到深更半夜”接送一批批客人，而幾乎所有的客人都是想來就來，有的甚至“上了汽車，汽車把他們拉到長島，然后便不知怎么的到了蓋茨比的家門口”，而“他們從來到走，壓根兒沒有見過蓋茨比”。在充滿“歡樂而空洞的笑聲”的聚會中，請來的是全套樂器的大樂隊，雞尾酒是一巡又一巡地喝，香檳更是源源不斷地送來。然而，所有的一切引來的不是客人們的稱贊、羨慕和感謝，而是“那么多的竊竊私語”^[4]。

一方面，我們也要理解，在那個時代，一夜暴富的窮小子想和那些因繼承財產(chǎn)而富有的特權階層平起平坐是不可能的。他們之間隔著一層無形的鐵絲網(wǎng)。小說中，湯姆·布坎南和黛西·布坎南正是這一特權階層的代表，他們放浪形骸，成天無所事事，沒有情操，沒有思想，盲目而虛空，在他們身上顯盡了奢華與傳統(tǒng)道德的淪喪。與他們相比，蓋茨比“至少用他的財富去追求一種‘美’，并竭盡全力去得到它”^[5]。不像湯姆的自私卑鄙和殘酷無情，也不如黛西的虛妄和卑怯，蓋茨比擁有著年幼時的那份堅定信念，成年后對愛情的堅貞、忠誠，以及對朋友的無私和慷慨，正如尼克卡拉韋在書中所說：湯姆和黛西那一伙全放在一塊都比不上蓋茨比。事實上，正是出于這一點，蓋茨比這一人物形象才與“美國亞當”沾上了邊，成為美國文學史上又一個變異了的新亞當形象。

菲茨杰拉德一再強調(diào)，他的這本《大人物蓋茨比》是一本誠實的書。的確，這部被譽為美國最優(yōu)秀的十二部小說之一的《大人物蓋茨比》不光是一部關于美國國情和美國文化歷史的“寓言”，同樣也是一部關于作者自己一生經(jīng)歷的“寓言”。從菲氏一生的求學、求愛、工作和生活經(jīng)歷，我們可以看出，這部小說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和他筆下的蓋茨比一樣，菲茨杰拉德年幼時就雄心勃勃，他曾嚴肅地對其好友說：“我想要成為當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6]成年后，他應征入伍，愛上富家小姐，因貧窮而求愛遭到拒絕，退伍后決心去紐約掙大錢贏回心愛的人，事業(yè)（愛情）成功后沉溺于狂歡縱飲、窮奢極侈，最后悲慘而死。所以，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菲氏本人亦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位嬗變了的美國亞當。他在小說中刻畫人物心理時，盡情抒發(fā)著自己的愛與憎，將抒情與寫人敘事巧妙地融匯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看來，就真實或者近乎真實而言，作者是問心無愧的，因為他已經(jīng)盡力使他的想像力誠實可信。”^[7]

二、新亞當形象嬗變的主要因素

梁工先生在其《基督教文學》中，指出“隨著19世紀的結束，現(xiàn)代主義如決堤之水洶涌到來，作家創(chuàng)作的重點轉(zhuǎn)向?qū)τ诮^望世界的嘆息和反抗，人們更加技術性地反映人物內(nèi)心意識的變化，更加注重對傳統(tǒng)的形而上思維體系的反省。這使得‘新亞當’形象在20世紀的美國文學中趨于模糊，只存在于薇拉·凱瑟、費茨杰拉德、塞林格等少數(shù)作家的作品中?！?sup>[8]為什么曾經(jīng)占據(jù)幾乎整個19世紀美國文學形象畫廊的這批新亞當形象會發(fā)生如此變化，乃至幾近退出文學舞臺呢？這首先應當追究于美國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

（一）值得思考的歷時現(xiàn)實問題

19世紀末期美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18世紀歐洲理性時代啟蒙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fā)展。達爾文進化論的誕生，促使人們更加清晰地看清了宇宙的機械性、規(guī)律性和可知性，但與此同時，人們也產(chǎn)生了一種悲觀的情緒。達爾文在其《人類的起源及性的選擇》中明確指出“人是從比較不發(fā)達的機體進化而來的，……低等動物在漫長的變異與遺傳過程中，慢慢進化，最終形成具有思維能力以及道德能力的人類?！?sup>[9]其實，這是對傳統(tǒng)神學和理想主義神學的全盤否定。傳統(tǒng)神學認為上帝是人類的創(chuàng)造者和設計師，人類是上帝最高級的創(chuàng)造物，既然上帝設計創(chuàng)造了人，人又是上帝創(chuàng)造物中最高級的，那么上帝對人類自然是關愛有加。而達爾文的進化論則取消了人在自然界中“獨尊”的地位，強調(diào)人只是動物進化過程的延續(xù)，人與其它動物一樣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著相同的起源。這樣，就產(chǎn)生了抑郁、悲觀的新自然哲學。在新自然哲學里，上帝不再是設計師和創(chuàng)造者，人類的命運也不再由萬能的上帝來決定，而是由機械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左右著。失去神性，而具有動物本性的人類簡直就是上帝的玩偶，在茫茫宇宙中那么渺小、脆弱和無可奈何。科學的進步引發(fā)了宗教信仰、哲學觀念的變化，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的變化必然在文學中有所反映。這是20世紀初美國文人們不得不面臨的第一個主要問題。

在悲觀抑郁的世界觀面前，20世紀頭幾十年美國人又增添了一份空前的精神幻滅感，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人民的影響。“戰(zhàn)爭使他們看到了曾令他們引以為榮的歐洲文明的破產(chǎn)，戰(zhàn)爭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虛妄本質(zhì)使他們產(chǎn)生了歐洲文明該往何處去的困惑。”^[10]于是，曾為他們父輩所推崇、恪守的傳統(tǒng)道德和傳統(tǒng)價值觀念被無情地摧毀了，年輕的一代面臨著舊的體制已經(jīng)被摧毀，而新的體制又還未建立的令人窒息的真空，他們倍感迷惘、失望和孤獨。他們找不到新的生活準則，認為生活就是一切，而生活又是那么空虛和無意義，于是，整日沉溺于享樂，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意愿行事，竭力反叛傳統(tǒng)道德，表達自己對現(xiàn)實的不滿。戰(zhàn)爭對美國知識分子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則更為深刻和持久，20年代的美國文人們將自己稱為“迷惘的一代”，他們在作品里競相表達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傳達一個個失去原來信仰，又不知何去何從的精神悲劇。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恐怕要算是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弗羅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了。弗羅伊德學說為當時人格失調(diào)提供了另一種詮釋，即認為人格失調(diào)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性欲受到壓抑。由于這種解釋的誤導，引起了美國二三十年代的人對性欲的普遍迷戀。有學者認為，20世紀以前的文學深深影響了弗羅伊德，而弗羅伊德則深深影響了20世紀文學。的確，美國20世紀的現(xiàn)代派文學從產(chǎn)生到流行，都與這一理論觀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例如，杰克·倫敦的《大房屋里的小女人》《約翰·巴雷考恩》等都是在“力比多”、升華論和泛性論等觀點的促使下寫成的，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溫柔》亦是以心理分析為主題，另外，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舍伍德·安德森的《多次結婚》等文學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這一理論的影響。從某種角度上說，弗羅伊德心理分析理論使作家獲得了靈感、手段和工具，創(chuàng)造出了美國20世紀文學作品中最晦澀難懂的一部分。

“1890年以后的美國人目睹了從安全到不安全，從信仰到懷疑、從秩序到混亂的演變過程?！?sup>[11]這句話也許有些草率，但以上這些問題引起的美國社會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這也足以構成曾經(jīng)盛行一世的新亞當形象發(fā)生嬗變的客觀原因。

（二）作家的心靈沖擊

前蘇聯(lián)著名文藝學家瓦·費·佩列韋爾澤夫在其《形象詩學原理》中，談到藝術家與形象的關系時引道：“在小說創(chuàng)作或悲劇人物的塑造中，作者的體會和意識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只有當作家熟悉并理解這樣或那樣的激情時，他才能理解其他人的內(nèi)心世界?！?sup>[12]接著，他又說：“在藝術家和他的形象之間存在著共感的心理生理聯(lián)系，他和形象有著共同的生命，形象就源自于他的生命，就像嬰兒脫離母體一樣，脫離作家的存在?！?sup>[13]新亞當形象的嬗變正是一系列殘酷現(xiàn)實對20世紀上半葉美國作家心靈沖擊的產(chǎn)物，是文人們體會和意識到社會的劇烈變革之后，與筆下人物形象的共感體現(xiàn)。

其實，早在19世紀末的一些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中，這一嬗變就已初露端倪。例如，在真正徹底撕去美國文學“斯文傳統(tǒng)”的美國自然主義代表作家德萊塞的作品中，我們似乎能觸摸到一點新亞當形象的影子，但瞬間就會消失殆盡。德萊塞雖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但他父母那僵硬呆板的宗教規(guī)條使他甚為反感。他的貧窮家境、婚姻生活以及后來的工作經(jīng)歷都使他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機。深受生物宿命論及社會宿命論影響的他，認為人只是一種機制，本身沒有任何重要性，人的存在只是一種必須，理想和奮斗都只是一種沖動而已。因而，他在作品中尖銳地嘲諷個人奮斗與個人意志的作用，在《嘉莉妹妹》中，原本單純善良的嘉莉妹妹從鄉(xiāng)下來到芝加哥，一次次遭遇后，上帝不存在了，絕對價值消失了，于是良心和道德也隨之遠去?！睹绹瘎　分懈F小子奮斗成功的夢想也被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生哲學所淹沒。對于德萊塞本人來說，原本就已模糊的上帝也徹底消失了，占據(jù)他的是一個赤裸裸的以金錢和性欲為目的，以弱肉強食為特征的生物法則，正如他在其《談我自己》中所認為“是社會而不是上帝才能給他提供一切機會，使他在這個大舞臺上逐獵爭雄”，而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戰(zhàn)場，是供魔鬼出沒的舞臺”^[14]。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國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一生本身就是典型的追求美國夢的一生，而他的作品也簡直就是美國“新一代的傳聲筒”^[15]。出身于富商家庭的菲茨杰拉德（后來家道中落）曾進入學費高昂的私立學校讀書，后到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讀書計劃，但卻沒有做好功課”^[16]，在筆耕不輟之后，他不僅贏得了心上人，而且在寫作生涯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成為美國夢的象征。之后，他沉溺于物質(zhì)享受，經(jīng)濟出現(xiàn)危機，隨之家庭、事業(yè)雙雙隕落。從他最完美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無疑能看出作家本人的心跡。這部最典型的美國夢故事刻畫了一個追夢人，一個變異了的新亞當形象。在這一“新亞當”身上，愛情成了他的宗教，物質(zhì)追求等同于理想追求，在敢于追求夢想和實現(xiàn)夢想的背后，我們看見的不是樂觀自信，不是努力進取，而是自欺欺人，是私利和欲望的滿足，是狂歡和享樂掩蓋下的哀傷。

三、總結

朱振武先生在其《美國小說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中也認為新亞當形象在19世紀的美國小說中最為鮮明，而進入20世紀，美國亞當因為變異而逐漸模糊。如前所述，文學形象是作家筆下形式化了的生活，形象的變異離不開客觀生活的變化和作家的主觀作用。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現(xiàn)實和作家們的感同身受，使得新亞當形象發(fā)生嬗變成為必然。然而，這一形象雖然模糊，但并沒有消失，事實上，他已經(jīng)和其他如“灰姑娘”“癡心女子負心漢”等一樣，成為世界文學長河中無數(shù)文學作品里反復出現(xiàn)的一類原型，具有著永久的非凡魅力。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強調(diào)的，但新亞當形象在復雜的發(fā)展過程中，伴隨著美國后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到來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興盛，從整體上來看，后現(xiàn)代的語言論轉(zhuǎn)向和形象零散化特征已使得新亞當形象體系更加模糊，甚至可說出現(xiàn)了一度缺失，這一文學現(xiàn)象值得我們更加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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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姚乃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前言5.

[6]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姚乃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前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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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志康.美國文學背景概況[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91-92.

[10]史志康.美國文學背景概況[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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