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西方文學價值觀念的類型及其歷史流變——文學論文

    從西方文論史來看，文學的價值問題一直是人們所關注的重要問題，有時甚至是文學理論與批評領域的焦點問題。從古希臘羅馬時期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許多西方學者對文學的價值發(fā)表過一些獨到的意見和看法，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文學價值觀念。這些文學價值觀念，如果從其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社會功利型。

    這種文學價值觀念一般以社會群體為價值主體，主張發(fā)揮文學的社會作用，往往具有比較濃厚的社會功利色彩。

    在古希臘時期，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就強調“美在功用”，認為“每一件東西對于它的目的服務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sup>①蘇格拉底這種將美與“有用”聯(lián)系起來的美學觀點，可以說是開創(chuàng)了西方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文學的先河。其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是從這種角度來探討文學的價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認為：詩是虛構的藝術，和真理隔了三層，不夠真實。并且為了討好群眾，詩歌還常摹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助長人的“感傷癖”、“哀憐癖”，摧殘人的理性，使城邦保衛(wèi)者失去勇敢、鎮(zhèn)靜的品質。^②鑒于詩對人性的負面作用，所以，柏拉圖宣布在他的“理想國”中，禁止一切模仿的詩進來。在這里，柏拉圖正是因為深諳詩的作用，所以對詩歌下了禁令。這恰恰從反面驗證了詩的重要作用。與柏拉圖不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則對文學藝術的積極作用給予了肯定，認為詩“按可能律來講述故事”，^③因而比歷史更富哲學意味。尤其是在悲劇的作用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凈化說”，認為悲劇可以通過引起人們的憐憫與恐懼之情，使人望而生畏，從而洗凈自己內心罪惡的思想和欲望，達到使人心“凈化”的作用。亞里士多德這種文學價值觀念對后世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一些人文主義學者繼承了這種觀念，非常重視文學對社會的積極作用。例如《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就認為：“詩能武裝君王，喚起懶人，激發(fā)蠢徒，約束莽漢，說服罪犯”。 ^④這些觀點雖然有些過分夸大文學的社會作用，但旗幟鮮明地肯定了文學的社會作用，有力地反駁了中世紀宗教神學強加給文學的罪名。與薄伽丘相似，幾乎同時期的英國人文主義學者錫德尼在《為詩辯護》一文中，認為詩“曾經(jīng)是無知的最初的光明給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漸喂得無知的人們以后能夠食用比較硬的知識”。^⑤意思是說，詩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人類最初的文學和藝術活動，包括哲學、歷史、倫理學、神學等最初都是以詩的面目出現(xiàn)，并且從詩中汲取營養(yǎng)逐漸發(fā)展起來的。這樣就把詩的作用極大地凸顯出來，為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做了強有力的“辯護”。

    到了18世紀的啟蒙主義運動中，文學成為啟蒙主義者手中有力的工具，文學的社會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文學家狄德羅認為：只要藝術的作用得到充分發(fā)揮，那么“不久以后，淫穢的圖畫不會再掛滿大廈的四壁；我們的歌唱不再成為罪惡的喉舌，而高尚的趣味和習俗可以更加得到培養(yǎng)”。^⑥在這里，狄德羅顯然把文學當做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有效手段之一。這種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的文學價值觀念在19世紀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論及其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在19世紀，許多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如司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等，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xiàn)象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描繪，出色地發(fā)揮了文學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認識與批判作用。馬克思、恩格斯等對這些作家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的小說“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yè)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起來還要多?！?sup>⑦不僅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者強調文學的社會功利價值，20世紀出現(xiàn)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在阿爾多諾、馬爾庫塞、薩特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真正的文學藝術應該積極“介入”社會，應以“否定”的姿態(tài)對社會進行批判，以幫助人們擺脫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維護人的主體性和個性。這種文學價值觀念顯然是和前文所述的社會功利文學價值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二、個體審美型。

    在西方文論史上，與社會功利型文學價值觀念同時并存的還有一種個體審美型文學價值觀念。這種文學價值觀念往往從個體出發(fā)，比較注重文學對于個體人生的審美價值。其主要觀點如下：文學的作用在于使個體的情感得以抒發(fā)，精神得以慰藉，服務于個體的自我表現(xiàn)和人性的完善；具有審美愉悅、審美解放與審美超越的作用。

    這種文學價值觀念的美學淵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德國美學家康德的美學思想中?？档略谄涿缹W名著《判斷力批判》中認為：審美具有不涉利害而愉快、不涉概念而普遍、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來自“共通感”的必然性這四個特點。其中，對文學價值觀念影響較大的是他關于美不涉利害而愉快、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學說。這些學說將審美和功利目的區(qū)分開來，將美感和普通的快感區(qū)別開來，強調美的非功利性，為后人從審美的角度看文學，突出文學的審美價值提供了美學理論基礎。這對于其后的審美觀念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后，一些西方文論家開始弱化文學的社會功利價值，突出文學的審美價值。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者施萊格爾兄弟便是如此。受康德美學思想的影響，他們認為“藝術乃是上帝在世間的可睹現(xiàn)象”，^⑧詩人對人世現(xiàn)實是不關心的，美的藝術是無目的的。并且強調“不愿意有用，才是美的藝術本質。美在某種意義上是效用的對立面：它使效用成為多余的東西”。因此，美的藝術是無目的的”。^⑨由此可見，施萊格爾兄弟將文學藝術和效用分離，強調文學藝術的非功利性。那么，在浪漫主義者看來，文學究竟有什么用呢？對此，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觀點頗有代表性，華茲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說：“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⑩也就是說，詩歌是用來抒發(fā)情感、表現(xiàn)自我的?？吕章芍握J為詩歌的特點和價值在于提供一種來自整體的快感，詩是詩人所創(chuàng)造的給人以審美快感的事物。這種強調文學對于個體的審美價值的觀點得到了濟慈、雪萊等其他浪漫主義詩人的認同。

    西方浪漫主義文論的這種文學價值觀念在西方文論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一是實現(xiàn)了西方文學價值觀念的價值立場從社會群體向個體的轉變；二是在文學價值取向上，由功利轉向審美。

三、“為藝術而藝術”型。

    除前兩種文學價值觀念之外，西方文論史上還有一種倡導“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價值觀念。這種文學價值觀念反對讓文學背負過多的功利價值，認為文學的目的就在于文學自身。這種觀念首先見于唯美主義文論中，唯美主義的旗手——英國文學家戈蒂葉在《莫班小姐·序言》中指出：美是無用的，有用的東西是不美的。藝術與道德無關，藝術與政治無關，與一切實用功利無關。藝術的目的就在于美本身。^⑪唯美主義的另一位著名代表王爾德對美的追求更是達到了極致，被人們稱為“唯美狂”。王爾德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無用的。藝術不應該模仿自然，也不應該模仿人生，因為自然和人生都是不完美的、丑陋的。^⑫由此可見，唯美主義者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將藝術與效用分離開來，強調的是文學藝術的無功利性。這樣就把文學藝術從道德、政治、理性等社會功利負荷中解脫出來，把文學價值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本身。

    在唯美主義之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文論流派以文學文本作為文學研究的重心，開始所謂的“內部研究”。其中，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比較側重于對文學形式的分析，認為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在于它的“文學性”，即“那個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 ^⑬；并且這種“文學性”主要是通過“語言的陌生化”等文學的形式與手法來達到的。其后的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也主要以文本為研究對象，前者致力于研究文學文本的層次、修辭手法等；后者則側重于研究文本的結構，試圖找出隱藏在各種文學文本之后的結構。這些文論流派將文學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學文本上，對文學作品的價值幾乎不做評判。換句話說，就是將對文學作品的價值判斷擱置起來，專注于文學作品的形式研究。這些文論流派對文學的形式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使西方文學研究由外部研究轉向內部研究，在西方文論史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但與此同時，也使西方文學研究走向了一條日益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道路，也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表現(xiàn)。

    由此可見，總體看來，從古希臘至今，在西方文論史上，大致出現(xiàn)了以下三種文學價值觀念：一是站在社會群體的立場，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的社會功利型文學價值觀念；二是從個體的角度出發(fā)，凸顯文學的審美價值的個體審美型文學價值觀念；三是以唯美主義所代表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價值觀念。這三種文學價值觀念各有其利弊。就社會功利型文學價值觀念而言，這種文學價值觀念，一方面有利于發(fā)揮文學的社會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過于夸大文學的功利價值，則不利于維護文學自身的特點和獨立性。就個體審美型文學價值觀念來說，這種文學價值觀念重視文學對于個體人生的審美價值與意義，尊重文學本身的規(guī)律，比較切合文學的審美特質；但如果過分強調文學的審美價值，割裂文學和社會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則可能蛻變?yōu)橐环N“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價值觀念。而這種文學價值觀念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樣，雖然有利于深入挖掘文學本身的“文學性”，但卻容易割裂文學與社會人生的關系，最終使文學變成一口“精致的甕”^⑭，從而喪失文學對于社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正如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韋勒克所說：“整個美學史幾乎可以概括為一個辯證法，其中正題和反題就是賀拉斯所說的“甜美”(sweet)和“有用”(utile)，即：詩是甜美而有用的。這兩個形容詞，如果單獨采用其中任何一個，就詩的作用而言，都要代表一種趨向極端的錯誤觀念”。^⑮也就是說，關于文學的價值，我們不應該走極端，應注意在功利和審美之間保持平衡，讓兩者相互調適，形成一種良性互補的局面。

注釋：

①③④⑬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頁，第64頁，第177頁，第378頁。

②⑪⑫馬新國主編：《西方文論史》（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頁，第281頁，第290頁。

⑤馬奇主編：《西方美學資料選編》（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頁。

⑥[法]狄德羅：《狄德羅美學美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頁。

⑧⑨伍蠡甫：《歐洲文論簡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54頁。

⑩繆靈珠：《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1990年版，第8頁。

⑭[美] 克林斯·布魯克斯：《精致的甕：詩歌結構研究》,郭乙瑤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45。

⑮[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