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構建二重性下的批判學派

傳播學本身是舶來品，在一個文化根基迥異的國度引進和發(fā)展傳播學勢必會遭遇其在本土未曾遭遇的問題。要使傳播學在我國穩(wěn)健發(fā)展，需要對學科的整體構建予以重新審視。

一、傳播學的初創(chuàng)和引進

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幾乎是同時萌芽發(fā)展，兩個學派的交鋒從傳播學先驅之一拉扎斯菲爾德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成員阿多諾那場并不成功的合作可見一斑?！盀榛貞艨撕Ｄ摹秱鹘y(tǒng)的和批判的理論》（1937）一文，拉扎斯菲爾德寫下了《評行政的和批判的傳播研究》”。顯然，中國的傳播學者更熟悉后者。

當然，拉扎斯菲爾德本人十分熟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他也幫助過流亡美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建立與哥倫比亞大學存在依附關系的社會研究所。他希望此舉能夠引起美國學者的注意，以“建立一座通向批判學派的學術思想的多元橋梁”。但是，他最終失敗了。

美國是實用主義的故鄉(xiāng)，在二戰(zhàn)期間政府對相應的大眾傳媒研究的大量資助下，經驗學派碩果累累。施拉姆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第一批以“傳播”命名的教學研究單位，編寫相應的教材，授予傳播學博士學位，并獲得傳播學教授頭銜，成為了“傳播學之父”。但他“壓根兒就沒有把批判學派看作是傳播學的一部分。盡管在某些方面，施拉姆對拉扎斯菲爾德言聽計從，以晚輩自居，但在這件事情上他卻忽略了拉扎斯菲爾德的觀點”，經驗學派也因此成為國際傳播學界的主導研究模式。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批判學派才“漸受學界青睞，明顯占據了傳播學的主導地位”。事實上，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驅一早便受到了貝雷爾森的攻擊。羅杰斯認為，“四大奠基人的神話并非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還有許多其他創(chuàng)始人，其中有幾人就構成傳播學來說，具有與這4個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響”。

施拉姆以5W為核心構建的傳播學本身沒有把批判學派劃入傳播學的版圖，而中國傳播學學科的建立與施拉姆訪華密切相關，“他個人的學術旨趣確實影響了中國學者早年對傳播學的想象”。施拉姆有意凸顯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lián)系，以便于中國新聞學者接受傳播學。從結果上看，早期中國的傳播學研究確實主要在新聞學界展開。這不僅導致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界限的模糊，也使傳播學片面重視大眾傳播，忽視其他研究領域。

二、學科建制的二重性

胡翼青在《傳播學科建制發(fā)展的兩難境地》中，對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對學科建制的各自的優(yōu)勢和缺陷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他認為，一個學科的建制是一個二重性的構造，包括了社會層面和認識論層面的構造。就社會層面而言，它通過權力和權威來塑造一種專業(yè)意識形態(tài)，劃分學科邊界，維護本知識利益共同體的利益。就認識論層面而言，學科則是通過學術創(chuàng)新，發(fā)現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在更大范圍內得到認可，從而獲得話語權。這兩個方面，前者屬于外在的制度，具有保守的氣質；后者屬于內在的知識，傾向于革新。兩者最明顯的沖突體現在學科邊界是否應當關閉的問題上。重視學科的社會層面的構建，封閉學科邊界，會使學術向縱深方向發(fā)展，同時隔斷學科之間的橫向聯(lián)系，最終導致理論發(fā)展的空間越來越狹窄。

美國的傳播學發(fā)展顯然更重視對科學社會層面的構建，它放棄了芝加哥學派以及來自歐洲的其他學術資源，忽視打通學科邊界的重要性。在二戰(zhàn)的實用主義環(huán)境下，耶魯學派在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指引下，進一步向縮小學科邊界的方向邁進，將傳播學的主導范式推向了實驗社會心理學的范式。施拉姆從學科的設置上，完全排斥批判學派，將這一過程推向了極致。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過程對傳播學初期的發(fā)展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維護當下政治權利和意識形態(tài)的傾向性和實用主義使傳播學獲得了大量的資助，并很快獲準在大學建立傳播學專業(yè)，在短時間內使大量人才涌進這一領域。然而，這種實用主義和工具性取向使學術領域的思想創(chuàng)新漸漸枯萎，學科的壁壘使理論喪失繁殖力。到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幾乎全面停滯。 

批判學派的介入，使傳播學煥發(fā)新的生命力。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的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批判學派的歷史意義，并試圖挑戰(zhàn)施拉姆傳播學的壟斷地位。第一次沖擊美國主流傳播學的是《傳播哲學論稿》一書。它出自法蘭克福學派一代成員洛文塔爾之手。洛文塔爾和其他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一同流亡美國，之后便留在了美國。與此同時，聯(lián)邦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術領袖哈貝馬斯則從主體間性入手，以交往行動理論掃除批判學派只破不立的負面印象。在英國，雷蒙·威廉姆斯提出了文化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觀點。這將傳播學與日常經驗聯(lián)系了起來，使文化研究成為席卷世界的重要理論思潮。文化研究主張用多學科一體化的研究方式突破學科的界限，它將文化與媒介融為一體，對傳播學做了徹底的解構，使傳播成為一個研究領域而非一個成熟的學科。

三、兩大學派還是三大學派的分歧

應該看到，中國傳播學者對于學派的劃分本身尚有分歧。從美國經驗學派獨霸傳播學，到歐洲批判學派崛起并與經驗學派分庭抗禮，兩大學派的劃分慢慢成為共識。然而，近年來，我國學者又提出了三分法的劃分方法。胡翼青提出把傳播學研究劃分為經驗主義、技術主義、批判主義三種研究范式；陳衛(wèi)星提出把傳播學劃分為控制論學派、經驗功能學派和結構主義符號學派三大基礎學派；陳力丹也說：“若從宏觀角度講，三大學派的說法大體得到學界的認可。”

二分法和三分法爭議的焦點在于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媒介環(huán)境學派或者說技術控制論學派是否可以被獨立地劃分為一個基礎學派。

陳力丹認為：“過去把技術主義控制論方向的傳播研究大多歸到經驗主義學派，也有的被歸到批判學派。其實，它與這兩個學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術急邃發(fā)展的當前，這種獨特的研究視角到了應當獨立看待的時候。”

媒介環(huán)境學派有自身的特點，它既不執(zhí)著于于用實證的方法研究傳播的效果，也非單純的批判，而是以人、技術和文化的關系為研究重點，致力于研究媒介自身的歷史發(fā)展和媒介對人和社會心理的影響。

若單論劃分的嚴謹性和科學性，媒介環(huán)境學派自成一派顯然更為恰當。但是媒介環(huán)境學派在學者陣容、理論成果和社會影響等方面是否可以和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比肩則尚有不同的見解，這是部分學者反對三分法的主要原因。梅瓊林認為：“至今為止，技術控制論是否有這樣的影響力和理論厚度，進而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出現，這是值得沉思的。筆者更愿意把這種媒介技術控制論當作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相互融合的產物”。而王勇則直截了當地指出：“目前麥克盧漢學派，不管是學者陣容，還是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還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學術影響、社會影響方面，相比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它無疑還只是一個弱勢學派，甚至在很多方面，它還比不上批判學派中的幾個流派”“因此，至多可以說它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學派，還遠談不上與經驗學派、批判學派三足鼎立”。 

四、結語

不論是與經驗學派分庭抗禮，還是和經驗、媒介環(huán)境學派三分天下，批判學派在整個傳播學學科建制中都不可或缺，且處于極為重要的位置。不論是傳播學理論構建，還是大眾傳媒業(yè)實踐發(fā)展，批判學派的視角都能提供不少助益。

當前中國的互聯(lián)網普及程度已居世界前列，新媒體的繁榮景象有目共睹。而同時，愈加發(fā)達的傳媒技術和傳播理論正在剝蝕著人們僅存的自由。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所揭示的那樣，啟蒙致力于祛除神話，卻總是無法避免地將自身化身為神話，文化進步正在走向其對立面。所以，諸如“點擊率究竟代表著正義還是邪惡的源泉”“商業(yè)廣告是給了我們自由還是宰制了我們的思想”“我們是走向了多元化還是成了單向度的人”之類的問題正顯得愈發(fā)重要。而這些，無不需要我們從批判學派中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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