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儒士階層的厭漢輿論與王莽立“新”-文學論文

所謂厭漢是指在試圖解決西漢中后期社會危機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改制或改良失敗之后，社會各階級以社會上流行的災異，陰陽五行以及讖緯等學說或以其他方式表達對西漢王朝的不滿情緒和對改朝換代的渴望心態(tài)與價值取向。這是一股質(zhì)疑或是徹底否定漢祚合理性的言論。并與“五德終始說”、“陰陽災異”及“讖緯”等結(jié)合起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各階層的價值取向。這也就是顧頡剛先生所說的“許多人心厭漢的故事”。（P315）最早揭開這場否定漢家統(tǒng)治的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他以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復生等異?，F(xiàn)象，認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而為天子者?！保ā稘h書·眭弘傳》）時霍光秉政，以其妖言惑眾、大逆不道、伏誅。眭弘雖以身殉道，卻開否定漢家統(tǒng)治正統(tǒng)性的先聲，后繼者屢見不鮮。宣帝時蓋寬饒又上書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得其位?！保ā稘h書·蓋寬姚傳》）上以寬饒指韶山欲求禪，大逆不道，被迫自殺。上觀眭，蓋之言論，雖大逆不道，卻是儒生所信仰的儒家理想，即“賢者居位”。然而這種否認漢家的言論并沒有因眭、蓋之亡而停止傳播，反而是愈演愈烈。在這股厭漢輿論的宣傳之下，西漢后期的儒生們大多都相信自古無有不亡之國，陳治平認為：“自西漢中葉以來，在一般讀書的儒者心中有一種觀念，他們認為古今絕沒有萬世一統(tǒng)的王朝，天命代興，唯有德者居之?！浜笊踔劣腥酥鲝垵h德已衰，應當避位讓賢?！@一套思想到了西漢末年，已經(jīng)成為一種有力量的理論?！比缫矸钜裕骸疤斓烙谐?，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漢書·翼奉傳》）勸元帝遷都正本。成帝時，谷永上書說：“垂三統(tǒng)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保ā稘h書·谷永傳》）哀帝時，李尋等再次提出：“漢歷中衰，當更授命。”（《漢書·李尋傳》）哀帝禁不住他們的誘惑和鼓動，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自稱陳圣劉太平皇帝。至此，這種最初由個人言論逐漸蔓延成普遍意見的“漢家堯后，易姓受命”言論成為各社會階層的共識。就連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也相信漢家氣運已盡，哀帝曾試圖效法堯舜禪位給寵臣董賢。而建平四年，全國范圍內(nèi)的“行籌西王母”事件，更是從一個側(cè)面反映當時人心思變和動蕩不安的社會心理狀況。

一、代表天命“新”德的王莽

王莽，字巨君，出身于九侯、五大司馬的外戚家族，由于莽父早死，未及封侯。王莽的同族兄弟皆將軍、侯子弟，奢侈豪華，唯獨王莽一家相對孤貧，然而，正是這種特殊的環(huán)境為王莽沽名釣譽，博得人心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條件。其自幼克勤克儉，博學知禮，外交豪杰，內(nèi)事諸父，以封建倫理道德標準行事，與漢末奢侈腐化的風氣及王莽的同族兄弟形成鮮明對比，這在當時腐敗的政治環(huán)境中猶如鶴立雞群。王莽的家族出身和良好的個人修為成為有理想抱負卻“無力回天”士人們矚目的焦點，成為他們在失望之下所燃起的新希望，“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漢書·王莽傳》）繼根為大司馬后，史載稱其：“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br />在儒士階層厭漢輿論宣傳支持和漢末讖緯符命祥瑞的造作下，王莽被一步步推向權(quán)力的頂峰。元始元年，公卿士大夫們借“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之事，上書奏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托號于周。莽有定國安漢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元始四年，太保王舜等人又提議將王莽比作殷之伊尹，周之周公。同時民人上書者八千余人，都說“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功之賞?！薄稘h書·王莽傳》有司“請采伊尹、周公之號”，號莽為“宰衡”，增加封地、賞賜等。同時又派出陳崇等八位風俗使者，巡行全國，實際上是向全國民眾宣揚王莽的功德。正是在儒士階層的推動下，王莽“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边@就為王莽的代漢奠定了基礎。

二、儒士的厭漢將王莽推上權(quán)利頂峰

為了得到儒士階層更多的支持，王莽依儒家學說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并為學者筑舍萬區(qū)，益博士員，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劈雍、明堂落成，在舉行落成典禮時，十多萬儒生和平民云集聚會，歡呼跳躍，載歌載舞，仿佛歷代先賢所倡導的理想社會就要在王莽時代實現(xiàn)似的。于是儒士階層都加入到支持王莽改制乃至于“受命”的行列?！稘h書·王莽傳》載，王莽讓新野封田，“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人”。這些上書者其中雖有謅媚取寵者，但相信大部分上書者對王莽的擁戴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意在使王莽加強權(quán)勢，以便推行改制，有所作為。就連班固也對王莽這一時期的作為發(fā)出了贊賞之詞：“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征嘉應，頌聲并作”。
為使王莽的代漢理論合法化，劉歆作《世經(jīng)》重新編訂上古以來的古史系統(tǒng)，肯定堯與漢皆為火德?！皾h家堯后”有傳國之運，在理論上得到了證實。代漢者為虞舜之后，而“莽自謂黃帝之后，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十三世生完。完宇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將王莽的家世推到了三千年前的堯舜時代，為王莽的代漢制造了歷史來源，欲效法上古的堯舜禪讓故事。從而標志著西漢后期“易姓受命改制”理論體系的最終完成，從理論上解決了漢新禪代的合理性問題。
平帝死后，王莽立宗室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帝，號為孺子。為證明自己代漢受命乃天命所歸，王莽也有意識地利用符命祥瑞，儒生們也為取悅王莽，或為獲取利祿也在紛紛造作符命和祥瑞。言王莽當為真命天子，且以漢高祖的名義直接傳位給王莽，至此王莽所期待已久的時刻終于到來，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廢除漢朝國號，定天下之號曰：“新”。
至此，這場由儒士階層倡導、宣傳的厭漢輿論，也由此落下了帷幕。正如范曄所言：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竟褒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錢穆也認為：“王莽受禪一面循漢儒政治理論之自然趨勢，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個人之名譽為憑借。”儒士們想通過這種和平禪代的方式來實現(xiàn)天命的轉(zhuǎn)移，挽救統(tǒng)治危機，避免因改朝換代所造成的社會劇烈動蕩，以此來維護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厭漢也就成為最好的借口和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