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諫、書諫形式演進及敘事效果脞談

言諫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勸諫，書諫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書勸諫。從歷時來看，早期諫言以言諫為主，戰(zhàn)國后期才逐漸向書諫形式過渡，兩種形式的進諫方式在史傳散文中的敘事效果也有強弱的差別。   

一、言諫形式演進

言諫的出現(xiàn)是伴隨著諫諍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的，原始民主制下出現(xiàn)的監(jiān)督者，應(yīng)該算第一批言諫者，繁盛時期甚至出現(xiàn)了“全民共議”的局面。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語對氏族首領(lǐng)進行規(guī)勸、引導(dǎo)，保證施政合理有道。堯帝時期出現(xiàn)的諫鼓，更是以言諫的方式來公開施政的代表，這種方式在整個群諫時代非常突出，“匡過而諫邪者之弼”、納言之官都是言諫著的代表。劉勰《文心雕龍·奏啟》篇也曾有言：“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p421，說明唐堯、虞舜時代臣民，官方規(guī)定以口頭進言。到了夏商周三代時期，群諫、專諫交叉盛行，更由于言用制度的存在，人們非常注重言語，以言語進諫非常盛行，這在中國早期敘事文中有豐富的記載，春秋戰(zhàn)國時期更是如此。一些研究奏議的學者說到“從夏朝的建立，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前，臣下奏事主要是當著君王的面陳說，即‘奏言’。這種奏言如果被史官記錄下來，就和用書面形式寫成的請示、報告一樣，也成了奏議”^‚p23，盡管其把奏議的出現(xiàn)上限界定在夏朝，略顯不妥，但對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前，臣民進言以口頭為主，揭示的很準確，也說明了這些進言的保存形式，被史官記錄在了史傳當中。同時由于“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致百工技藝，皆得進諫”^ƒp38,臣民進諫非常繁盛，使得中國早期史傳文中充滿了大量的言諫實例^④，南宋真德秀在其《文章正宗》中更是專列《春秋內(nèi)外傳》諫諍論說之言為其文類之首^⑤，由此可見先秦言諫之盛行。到了秦王朝時期，由于專諫功能的強化，書諫成為了最主要的形式。秦始皇曾明確規(guī)定“下級有所請示，必須采取書面方式，也不準托人代為請示。如出土秦律《內(nèi)史雜》‘有事請也，毋口請，毋羈請’，這一制度以后相沿而成傳統(tǒng)?！?sup>⑥^p23，這并不是說言諫消失了，因為書諫成為諫諍的主體后，言諫的形式仍然存在，如朝堂之上的庭諍。

二、書諫形式演進

書諫的歷史，最早應(yīng)從文字產(chǎn)生后開始算起，現(xiàn)存最早的書諫實例應(yīng)為“誹謗木” ，此可以作為書諫最早的一個雛形。其后出現(xiàn)的箴體，頗具書諫的性質(zhì)特點，據(jù)梁劉勰《文心雕龍·銘箴》篇云：“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于后羿，楚子訓(xùn)民于‘在勤’。戰(zhàn)國以來，棄德務(wù)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⑦p194，其具有批評過錯，防止禍患的針刺作用。這種文體興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断捏稹泛汀渡腆稹?，還留下幾個殘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種官吏都寫箴辭，用以針刺天子的過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體的格式和內(nèi)容都比較完備。到春秋時期，這種文體逐漸少起來，但還未衰絕。所以晉國魏絳曾用《虞人之箴》中講的后羿，來諷諫晉君；楚莊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話來箴戒國人。戰(zhàn)國以后，拋棄道德，專求有功；因此，銘辭代之而興，箴文就基本上絕跡了。具有諷諫作用的銘體，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屬于書諫的形式。

不過“從政治家的訓(xùn)令與歷史家記言，到行人與游士的說辭，再到私門講學與著述，在強調(diào)實用性的同時，加強對文辭之美的追求，言辭于是逐漸向文章過渡?！?sup>⑧^p28，其后出現(xiàn)的上書體，可以算是書諫的最重要的一種形式。明代吳訥在其《文章辨體序說》中言：“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fù)，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⑨p41，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書體文體的演變，據(jù)吳訥的后輩徐師曾考辨“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軌議?！?sup>⑩^p123，從上可以看出書諫的歷史演進的軌跡，秦王朝之前為上書體，秦為奏體，漢代開始出現(xiàn)章表奏議，“至于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征彈劾為奏之一端也?！?sup>⑪^p123。梁代任昉在其《文章緣起》也考辨了上書體，“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戰(zhàn)國時，君臣同書，如燕惠王與樂毅、毅報燕王之類是也。秦以后始為表奏焉?！?明代陳懋仁注曰：“按《字書》，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于《尚書》、春秋內(nèi)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xùn)》、《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xié)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于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古制猶存，蕭統(tǒng)文選，欲其別于臣下之書也。故自為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⑫在這里，陳懋仁一方面說明了上書體形成的時間段，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言諫之辭和書諫之辭的出現(xiàn)時間。總而言之，與書諫相關(guān)文體，大都形成于上古時期，逐漸為后起的皇權(quán)社會中的諫諍系統(tǒng)樹立了文體規(guī)則，開啟了公文寫作的系統(tǒng)化時代。從秦開始書諫形式被官方化，“有事請也，毋口請，毋羈請”，成為進諫的最主要形式。

三、言諫、書諫的強弱敘事

以先秦言諫而言，諫說者是諫例過程的發(fā)起者，在整個諫例中處于中心位置，直言對君王決策進行干預(yù)，不管最后君王接納與否，整個事件具有完整性，如宣公十二年士貞子諫晉侯賜死桓子(荀林父)：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谷，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斗，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菚x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wèi)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fù)其位。(《左傳·宣公十二年》^⑬p605

士貞子之諫參與到了整個晉楚邲之戰(zhàn)的事件當中，晉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晉國荀林父統(tǒng)兵救援鄭國，晉師到達黃河邊，才得知鄭國與楚國講和，任中軍元帥的荀林父決定回師，但中軍副將先彀不聽軍命，擅自渡河，荀林父不得意，盡命全軍渡河，最后遭受楚軍伏擊，全軍損失慘重。晉軍班師，荀林父請求晉侯賜死，晉侯允諾。當此之時，士貞子陳言勸諫，晉侯悔悟，使荀林父官復(fù)原職。在整個宣公十二年，作為邲之戰(zhàn)的余緒，士貞子之諫是很出彩的一段故事，也有很強的敘事性，敘述的邏輯清晰，故事跌宕起伏。這是一個成功之諫，我們再來看言諫中占絕對數(shù)量的失敗之諫，道理也是一樣的，如樊仲山父諫宣王立戲的故事：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國語·周語》)^⑭p23

事件的起因是魯武公帶著長子括與次子戲朝見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進行勸諫，認為不可立少子為太子。但宣王不聽諫，以至于魯國后來發(fā)生內(nèi)亂。這個故事當中樊仲山父之諫是故事的中心，周宣王立少子和最后魯國弒殺新君的內(nèi)亂都與樊仲山父之諫發(fā)生了聯(lián)系，故事脈絡(luò)也是圍繞納諫進行的。

但是隨著言說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由言諫時代的說過渡到了書諫時代的寫，發(fā)生了兩點重大變化，首先，寫的內(nèi)容更豐富，容量更多，可以單獨成文，而說的言諫不可單列，它必須要有具體的語言環(huán)境，敘事性更強；其次，書諫的文體風格更突出，敘事性逐漸消失。言諫者的諫說被間接化，也被孤立化，一篇諫書可能被君王忽略，不參與事件，即便是成功的諫書，后世也多以單篇流傳，如李斯《諫逐客書》，只有在司馬遷的《李斯列傳》中才補充參與到了整個逐客事件中，成為一個完整的敘事事件，“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钏棺h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fù)李斯官”。(《史記·李斯列傳》卷八十七)到了漢代，書諫的這種性質(zhì)更加突出，如司馬相如的《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nèi)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fā)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贝搜噪m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⑮

從武帝駕車追尋獵物這么一件小事出發(fā)，陳言防備禍患，曲言為君者不能圖一時之樂，而是危險降臨。全文無故事邏輯，說理卻很濃厚，事件敘事性基本消失了，使得勸諫很隱蔽，正如余嘉錫《古書通例》所言“夫上說者，論證之語也，其體為書疏之類?！?sup>⑯^p66，說明書疏文體的論理性。所以漢代流行用賦來寫諫言，后世也多用駢文來寫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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