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前期作為公共領域機制的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比較研究

    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提出，在18世紀，由于一系列的歷史變革——如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報業(yè)的繁榮——在歐洲出現(xiàn)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其時人們可以在公共領域中自由而廣泛地討論文學、哲學、以及時政，而在這樣的討論中，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逐漸形成，并對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產生良性的影響。

    然而，公共領域中的討論不可能憑空進行，而是需要一定的平臺。在當時沒有現(xiàn)代通訊設備甚至互聯(lián)網(wǎng)的前提下，它需要實實在在的場所，以便為人們創(chuàng)造一個碰頭并自由交談的機會。在哈貝馬斯看來，當時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場所。他將其稱之為公共領域的“機制”，并指出其時主要有三種機制：“咖啡館、沙龍、以及宴會（dinner parties）”[1]34。在這些場所，人們可以暫時地拋開身份和地位的差異，無拘無束地談天說地，議古論今。

    有意思的是，這三種機制分別是在三個歐洲國家——英國、法國、和普魯士——占主導地位，而不同的“國籍”也使得它們具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對三者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揭示當時三個國家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差異。鑒于篇幅所限，同時亦為了更好地突出重點，本文集中分析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不同之處，并以之透視英法兩國在18世紀前期的不同國情。

    總體說來，18世紀前期的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差異：

一  在與報業(yè)的聯(lián)系方面

    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的特點之一是其與當時新興報業(yè)的緊密聯(lián)系?？Х瑞^老板為招徠顧客，往往會訂購時下流行的報刊，供顧客免費閱覽。買不起，或者不愿意自掏腰包買報紙的人可以步入任一家咖啡館坐下，叫一杯咖啡，然后隨意選閱館內的報刊。即使是不識字的人，亦無大礙——因為咖啡館中有專人負責朗讀報紙，所以只要聽力無礙，便可獲取報刊上的信息。因此，當時的咖啡館不僅僅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讀報的地方。這在約翰遜所編纂的《英文詞典》（1755）里有著形象的體現(xiàn)——字典中對“咖啡館”一詞的定義是：“一個出售咖啡并提供報紙的娛樂場所”[2]215。

    人們不僅通過咖啡館獲取新聞，也于其中自由地討論時事?？Х瑞^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為這種自由的討論提供了良好的氛圍：“早期典型的咖啡館往往是一個大廳，廳內有一張長桌，顧客們便圍坐在長桌四周的條凳上。這一布局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并使大家可以暢所欲談。”[3]247在身份差異被淡化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相對平等地討論甚至爭辯；即使是不識字的顧客，在聽取了新聞和他人意見后，亦可發(fā)表自己的見解——這樣的機會，在他處是很難有的。通過這種自由和相對平等的討論和爭辯，不同的觀點得以碰撞、激蕩、交融，從而孕育出新的觀念和思潮。而與此同時，顧客們的眼界也得以拓寬，對時局的認識亦更加深入。換言之，他們被“啟蒙（enlightened）”了。事實上，咖啡館和報紙在18世紀英國的啟蒙運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正如Ellis所言：“在18世紀，通往啟蒙和理性的道路有很多條，而英國的啟蒙之路是溫和的、文雅的、中產階級式的；這條路通往咖啡館的大門，在那里面，人們用報紙武裝自己的頭腦?！盵4]206

    然而咖啡館同報刊的關系卻非僅限于此，因為當時新聞和信息的流動并不是單向的：咖啡館并非只是被動地從報刊獲取信息，更為報刊提供信息。如著名的報業(yè)家約瑟夫•艾迪生就曾在巴頓咖啡館放置過一個獅頭形的盒子，任何想要向他提供信息或投稿的人，都可將其投入盒內。[3]245報刊因此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信息得以雙向流通，而咖啡館與報社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共生關系，并因共生而共榮：英國的報紙發(fā)行量由1695年的不足一百萬份飆升至1780年的一千四百萬份；[5]120倫敦的第一家咖啡館于1652年開業(yè)，到了1739年，市內咖啡館的數(shù)量已增至551家。[6]xxix

    由此可見，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和報業(yè)的繁榮是不可分割，相互促進的。然而在同時期的法國，沙龍和報業(yè)之間的關系卻遠非如此“甜蜜”。首先，法國報業(yè)遠不如英國報業(yè)那般發(fā)達。這主要歸咎于當時報社需向政府所支付的高昂年費，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censorship）。對報社而言，審查制度是一個尤其嚴峻的問題，因為書籍出版社可以通過一系列方式巧妙地規(guī)避審查——如“在國外出版，或者使用假的出版信息，再通過地下流通網(wǎng)絡傳售”[7]4——而報社則不能。在這樣的雙重限制下，法國報業(yè)舉步維艱；而在英國，自1695年《印刷法案》被廢除后，報業(yè)的發(fā)展則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5]120

    法國報業(yè)不僅發(fā)展緩慢，而且報刊亦未登沙龍之大堂。早期沙龍的主要活動是“文學討論及創(chuàng)作”和“哲學討論”[3]200，對新聞和時政關注較少。即使到了18世紀，沙龍成為“搜集和傳播新聞的中心”[3]206，逛沙龍的人，也不像咖啡館的顧客那樣，是沖著報刊去的。在沙龍里，主要的閱讀材料不是報紙，而是“詩歌、散文、和信件”[3]206。沙龍客們不僅不閱讀報紙，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在“出版報紙”。如巴黎的一家沙龍印發(fā)過一系列“新聞及小道消息傳單”，這些傳單的內容與效用，與報紙相差無幾；而《法蘭西信使報》的主編之一馬蒙代爾（Marmontel）則經常去喬芙林夫人（Geoffrin）的沙龍，以便為他的報紙搜集素材[3]206-207?？梢?，法國沙龍并非是由報刊中獲取信息并受其影響，它們反而是向其提供信息并施加影響。

    因此，在與報業(yè)的聯(lián)系方面，英國咖啡館與法國沙龍有著較大的差別：前者與報業(yè)形成了共生關系，攜手并進，而后者則同本不發(fā)達的報業(yè)保持相對疏遠的關系。這一差異一方面反映了報業(yè)在兩國的不同發(fā)展水平，另一方面亦反映了咖啡館和沙龍在組織形式和招徠來客手段上的區(qū)別。

二  在經濟生活的參與方面

    除了其同報業(yè)的緊密聯(lián)系外，英國咖啡館的另一特征在于它們從本質上而言，都是商業(yè)實體。與沙龍的女主人不同，咖啡館老板營業(yè)的最主要目的是獲利。咖啡館成為公共領域機制，對他們而言，完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而咖啡館的社會功效也不過是一種副產品，或者說一種“附加利益”而已。這恰好印證了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理論，即當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亦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

    咖啡館不僅作為商業(yè)實體參與經濟生活，更為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便利。

    首先，它們?yōu)樯倘颂峁┝艘粋€良好的環(huán)境，以便其與客戶及合作伙伴進行談判和協(xié)商：他們可以在咖啡館舒適的包間里，飲上一杯提神醒腦的咖啡，協(xié)商并達成交易。隨著咖啡館變得越來越流行，在其中談生意亦日漸普遍。正如時人所描繪的，商人們過去經常在酒館里談生意，但酒精飲料使他們“昏昏欲睡，無心言商”，而“現(xiàn)在有了咖啡館，他們便可移尊彼處，略飲一二，談妥生意，互相道別，然后神清氣爽地各奔東西?！盵6]98

    其次，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英國出現(xiàn)了一系列大型的金融機構，如英格蘭銀行成立于1964年，倫敦證券交易所建立于1698年（有意思的是它是起源于咖啡館中的[3]244-245）。隨著這些金融機構的出現(xiàn)，及時的商業(yè)信息變得空前重要。而咖啡館作為信息交換和流通的理想場所，則成為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經常光顧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這一時期的咖啡館變得愈來愈“專業(yè)化”：不同行業(yè)的人開始有了圈內人經常碰頭的咖啡館——如當時的股票經紀人就經常在喬納森咖啡館碰頭談天。[3]248這樣的“專業(yè)化”使得職業(yè)人士可以更方便地與自己的同行討論交流，因而在專業(yè)領域的信息亦可以更快更便捷地流通。

    法國的沙龍則與此剛好相反，它們在本質上是非商業(yè)化的。沙龍的女主人們并不想直接從中獲取經濟利益，訪客們亦無此心。對他們而言，沙龍“主要是加入并參與到文學界（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途徑”，[3]206而抱著商業(yè)目的去參加沙龍則是匪夷所思，甚至令人鄙夷。

    究其原因，則可追溯到17世紀沙龍在法國始興之時。其時沙龍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調和新貴族與舊貴族之間的矛盾，促使二者融合。新貴族是指那些通過經商而致富，并隨后購買了爵位的人（路易十四為擴充國庫，曾大量出售爵位）。他們去沙龍的主要目的當然并不是為了營商，而是認識和結交舊貴族。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淡化甚至抹去自己通過營商而獲取爵位的事實（在舊貴族看來，商業(yè)是下等公民所從事的），進而更好地融入上流社會。這種“去商業(yè)化”在沙龍的形成過程中，成為了其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法國沙龍從一開始，就是反商業(yè)的。

    由此可見，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另一區(qū)別在于：前者是商業(yè)化的，而后者不是。這一區(qū)別反映了兩國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在英國，隨著迅猛的殖民擴張、技術革新、以及大型金融機構的建立，工商業(y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而咖啡館的盛興，既是這一發(fā)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這一發(fā)展。正如Melton所言：“1680年到1720年的幾十年間，既是咖啡館如日中天的時代，也是英國在商業(yè)和殖民上突飛猛進的時代?！盵3]244與此相反，同時期的法國依然是以農業(yè)為主的社會，國內最富有的人依然是大地主。由于受到“一大堆的政府管控” [8]114 (如國內貿易壁壘)，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極其緩慢。這或許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當時在法國雖然也有咖啡館，但其在公共領域構建中的作用，卻遠不及英國的咖啡館。

三  在政治傾向方面

    按照Melton的說法，沙龍起源于16世紀的歐洲宮廷中。譬如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的第六任妻子凱瑟琳•帕爾，就曾在宮內聚集過一幫文藝界人士，這可被看作是沙龍的雛形。[3]199此后，沙龍文化在英國亦有所發(fā)展，然而17世紀中期的內戰(zhàn)以及隨后的共和時期暫時地清除了宮廷文化，而沙龍在英國亦隨之式微。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沙龍的發(fā)展被阻斷的共和時期，咖啡館卻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并一舉獲得各界人士之青睞。復辟后，查理二世認為咖啡館“邪惡而富有破壞性”，因此企圖抑制其發(fā)展，并于1675年頒布敕令，要求倫敦所有的咖啡館停業(yè)。然而此時咖啡館的人氣已如火如荼，敕令一出，便遭到各方的強烈抗議。迫于壓力，查理二世不得不于十天后收回了敕令。[3]242

    上文所述之淵源可以象征性地揭示咖啡館的政治傾向：它們誕生于共和時期，并且從一開始，就不太受王權歡迎。這使得大部分咖啡館都具有自由化和反王權的傾向。而咖啡館的盛興，亦促進了英國的自由化進程，因為在那里，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談論任何話題，包括政治，正如當時的一首詩所調侃的：

世界上的全部事務，

從國王到一只老鼠，

都會在咖啡館里邊，

夜以繼日地被論談……

在此處你可以得知，

時裝及假發(fā)的樣式；

花一便士就可買下，

全世界的新奇八卦。[6]75

    可見，咖啡館里所討論的話題，是自由而廣泛的。正是在這樣自由而廣泛的討論中，涌現(xiàn)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咖啡館政治家（coffeehouse politicians）”。這一稱謂被用來指代那些無權無勢，卻又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并樂于在咖啡館中議論時政的人：“咖啡館內充斥著小人物 / 他們高談闊論吞云吐霧?！盵9]163這些“咖啡館政治家”們作為個體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是公共意見形成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的微不足道反而成為了優(yōu)勢，因為這讓他們近乎“隱身”，可以無所顧忌地發(fā)表言論而不被追究。這樣的優(yōu)勢，是法國沙龍的訪客們所沒有的。

    與英國咖啡館不同，同時期的法國沙龍更趨于保守化和和貴族化。誠然，沙龍的訪客中亦不乏激進分子，但就總體而言，法國沙龍在自由度上相比更為節(jié)制。就其起源而論，它們與宮廷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使其于一開始便具有相對封閉和親近王權的特征。即使在18世紀沙龍經歷轉型之后，該特征也未完全消失。一方面，與英國咖啡館敞開大門做生意，原則上只要有錢便來者不拒不同，法國沙龍在其成員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排外性：“盡管沙龍的成員可以帶來其他訪客，但外人則需要一封大家都熟識并信任者的介紹信，方可加入。”[3]206另一方面，沙龍中的討論往往是由女主人引導甚至控制的，因此較少出現(xiàn)越界的煽動性言論，不似英國咖啡館中的討論那般肆無忌憚，厥詞妄議屢見不鮮；此外，其時大部分的法國啟蒙思想家（philosophes）——以伏爾泰為代表——都相信“開明的君主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因而亦較少有發(fā)表要廢除王權的言論。

    由此可見，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在政治傾向上亦有差異：前者更自由化，并帶有反對王權的性質，而后者則相對地保守化和貴族化。這一差異反映了兩國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英國自1689年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來，王權被削弱，同時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開始崛起，推動社會朝著更自由化的方向發(fā)展；而同時期的法國卻仍是一個君主集權國家，貴族在文化及社會活動中仍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微乎其微，因而政治氛圍也遠不如英國開放。

四  結語

    綜前所述，在18世紀前期，盡管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在醞釀公共意見，構建公共領域中，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二者間仍存在一系列差異。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英國咖啡館與報業(yè)的聯(lián)系更緊密，在經濟生活中有更大的參與度，并更具自由化和反對王權的傾向。

    這一系列差異反映了其時兩國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同。通過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英國在邁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道路上領先于法國。基于一系列本文因篇幅所限而無法詳論的原因，到了18世紀后期，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均漸趨蕭條，風光不再。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法國沙龍走向沒落后，咖啡館卻迅速崛起，“到18世紀80年代又獲得了其之前在倫敦政治界和文藝界中享有過的顯赫地位?！盵3]208這或許從另一側面暗示了咖啡館比沙龍更接近現(xiàn)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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