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會分層功能的弱化 ——轉型期農村教育的根本性危機

    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從高度同質性的總體性社會走向分化，出現了各種階層，并且各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速度不斷加快，由此帶來了社會開放程度的提高。開放社會中的社會流動和分層的標準從過去政治出身、血統(tǒng)等先賦因素依賴轉向對后天個人能力、教育程度等獲致因素的注重，這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了實現自身社會地位改變的機會，學校教育作為個人獲得更好人力資本、取得相應知識技能的場所，是每個社會成員實現社會流動的必經之路，與此同時，學校教育作為社會的“篩選機器”，它通過教育制度的層層選拔將不同類型的人分配到高低不同社會位置上，個人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使學校教育成為社會分層和流動中的根本性動力機制。

  一、學校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凸顯

    學校教育對于個人來說，主要是通過獲得知識、技能和取得與社會地位要求的學歷文憑而成為現代社會中個人社會流動的獲致因素，尤其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識經濟社會對于學校教育的依賴性更高，學校教育就成為個人獲得職業(yè)和社會地位的主要獲致因素；從國家角度來看，國家通過日益完善的學校教育制度為其選拔所需人才，并且學校教育選拔在社會選拔的全過程中正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個人和社會對于學校教育篩選和地位分配中的中心位置的認同，促使學校教育在日益分化和社會流動加速的社會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紛紛將自己最優(yōu)勢的資源集中在教育上。

1、 學校教育與社會職業(yè)的聯系日益緊密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fā)展，基于績效原則的社會人才選拔和任用成為社會用人的主流。從過去的對政治素質和家庭出身的強調到個人多方面能力的重視，從單位制中的“單位人”到市場經濟中的相對獨立的“社會人”，一種選優(yōu)任能的工業(yè)技術主義用人觀念正在形成。這樣，社會就需要有選拔人才的機構和培養(yǎng)具有某種職業(yè)崗位所需的能力的機構，學校教育本身所固有的選拔和培養(yǎng)功能使其無無疑成為當前這一社會使命的角色承擔者。從縱向來看，學校教育制度通過教育分流將不同學習水平和能力類型的學生分配到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學校中，并在一定階段使部分學生進入社會，而另一部分學生繼續(xù)接受某一方面專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如此陸續(xù)不斷地從學校向社會輸出人才，因而，學校教育承擔著社會職業(yè)選拔的第一篩選器的功能，要想從事某一職業(yè)必須首先接受學校的選拔。從橫向來看，被篩選進入不同類型學校如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職業(yè)學校和普通學校，甚至不同專業(yè)，學生在其間接受質量、種類不同的教育，他們所學習的知識和養(yǎng)成的態(tài)度、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將要被選入何種職業(yè)崗位，這是學校教育與職業(yè)崗位的對應原則。社會用人標準的變化帶來學校教育選拔功能的加強，而學歷文憑則是個人受教育程度的最好標志，它不僅表明個人具有從事該職業(yè)的能力和素質，而且學校教育所授予個人的學歷資格是一種社會已普遍認可的證書，是已經接受社會子系統(tǒng)之一的學校教育科學培養(yǎng)和層層挑選的結果。學校所頒發(fā)的學歷文憑成為個人接受學校教育的凝結物和證明書，同時亦成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的職業(yè)準入證。

    隨著專業(yè)的分化和個人受教育期限的延長（教育制度的完善），職業(yè)選拔越來越多地與學校教育制度內部的選拔重合，天野郁夫認為，學校教育制度內部進行的選拔，在社會選拔的全過程中正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其后的“職業(yè)選拔”起著預備性選拔的作用，甚至正在部分地取代“職業(yè)選拔”。在我國當前社會中，從學校通向社會職業(yè)是一條相對封閉的通道，如果沒有學校教育的正規(guī)訓練，即使有一定的能力，也很難得到相應的工作。學校教育的篩選功能增強，并被納入整個社會選拔制度之內，成為社會選拔的主要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的社會用人制度正在走向正規(guī)化和制度化，但同時亦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唯學歷傾向”。

2、學校教育成為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決定性因素

    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推動產業(yè)結構變化的同時，推動了我國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轉變。農業(yè)社會中社會成員的同質性較高，從事基本相同的生產生活，一個社會成員進入社會需要的是繼承前人留下的生產技能和知識，累積實踐經驗，這些足以能夠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而工業(yè)社會則是以個人職業(yè)分工為前提，專門化和專業(yè)化不僅使個人越來越多地依賴于他人，而且由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專業(yè)的訓練和培養(yǎng)就顯得更為重要。此外，工業(yè)社會知識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速度加快，不斷地進行知識和技能更新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實現社會地位獲得的必備條件。這使學校教育不僅作為一個知識、技能的培訓和篩選機構而存在，而且要培養(yǎng)受教育者未來獲取知識和技能的能力。反過來說，在一個工業(yè)化社會里，如果社會認同個體的學歷（即職業(yè)資格），那么它所認同的應該不僅是現有的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社會成員進一步獲取知識、技能的能力?！霸谖覀兯塬@得數據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業(yè)化或正在工業(yè)化的國家中，對‘誰走在最前面’這一問題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獲得了教育的人’”。在一個工業(yè)化的市場社會中，知識更新的要求和市場條件下的績效原則促使學校教育的職業(yè)地位獲得

    工業(yè)化程度提高使社會成員的受教育年限必須提高，才能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同時，由于教育過程和結果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標準，對所有從事某一職位的人同樣都是適用的，因此，學校教育在市場化和工業(yè)化的雙重轉型中對地位獲得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愈加明顯，已成為決定社會成員向上社會流動的決定性因素。

二、學校教育對于農村學生改變身份和提高社會地位的作用

    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使社會轉型背景的農村社會成員在向上社會流動中面臨著更多的障礙。一方面，農民作為社會的底層人員在以再分配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因戶籍制度、資源配置、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劣勢地位而較少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同時生活在封閉的農村社會，農民在觀念上認為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就是他們無法改變的宿命；另一方面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盡管工業(yè)化和市場化帶來了較多的社會流動機會，但由于農民缺乏相應的受教育程度（知識技能）而只能從事體力型的勞動職業(yè)，面對職業(yè)結構的高級化趨勢，體力型的勞動職業(yè)在工業(yè)化社會中的地位必然是處于較低社會地位。學校教育作為市場體制中的社會流動機制無疑為農民及其子女的向上社會流動提供了最好的途徑。相對于城市學生而言，學校教育對于農村學生的意義更為重大，不僅要通過學校教育填補與較高階層后代的先天因素差異帶來的鴻溝，獲得與其同樣的起跑線，而且要在學校教育中取得較好的學業(yè)成就，以獲得“比較優(yōu)勢”取得相應的職業(yè)，以此改變父輩底層的社會地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學校教育對于農村學生的向上社會流動具有“雙倍效應”。

1、農村學生地位升遷的標準

    按照陸學藝等人較有影響的十大階層劃分來看，農民處于分布在第八、九、十這三個階層，也就是地位最低的三個階層，其中以第九階層的農業(yè)勞動者為主體。但是從河南省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外出務工人口的增加，在農村從事農業(yè)勞動的多是上了歲數、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外出的人員，因此，農民工（即陸學藝分層中的產業(yè)工人）不論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在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力來看都逐漸成為主體部分。根據筆者在農村的調查，20-30年齡組的青年人有80%以上在外地打工，其余的在農閑時回到本地城區(qū)做建筑工人或其他。30-40年齡組的男性外出較多，幾乎達到該年齡組男性人口數的90%以上，女性由于外地工廠對于年齡的限制而外出較少。至于第十階層中的城鄉(xiāng)失業(yè)、無業(yè)人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暫時的過渡性群體，具有較大的流動性，與此同時，其中農村青年占有一定比例，而且農民與城市失業(yè)、無業(yè)人員相比并沒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作為農民主體的農民工他們無論在經濟地位、權力還是社會聲望等方面來說都是處于較低地位，因此，處于社會最低地位的三個階層中的農民，無論是農民工，還是無業(yè)農民，都是處于社會底層地位。

　有研究者認為，農村學生并不是農民，只能說他們是農民的后代。但是我們看到農民這個職業(yè)具有極強代際繼承性，改革開放后，有92.8%的農業(yè)勞動者出身于農民家庭。農業(yè)勞動者中有98.4%是農業(yè)戶口，89.8%居住于農村地區(qū)。從農村學生從小所生活的環(huán)境來看，更多是接受農村社會傳統(tǒng)的農忙耕作等方面的熏陶，而且在目前農村，學生如果不能通過學校教育實現地位提升，他們只能淪為在外地務工的農民。也就是說從其當下或未來的社會地位來看仍可以將他們看作農民。因此，對于農村學生來說，只要有社會流動，就應該是向上的社會流動，因為沒有比農民這個階層地位更低的階層。結合前面理解，筆者認為，農村學生實現地位升遷的標準是它能夠流動進入前面七個社會階層。成為農民工，從事非農職業(yè)，只能看作勞動地域和領域的流動，并不具有社會地位意義上的流動。     

2、教育成為農村學生實現地位升遷的唯一途徑

    在改革開放以前，農民改變社會身份和地位的機會較少，但依然有上學、參軍、提干和政治運動等。20世紀80年代對于農村學生來說除了上學（教育）之外，仍然有參軍、招工、接班等形式使他們成為“公家人”和“城里人”。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參軍、招工等這些途徑都逐漸消失，只剩下學校教育這樣一條可以使農村學生走出農村的途徑。這在一方面表明市場化和工業(yè)化社會里對個人能力要求的提高，同時也表明農民子弟不再享有計劃體制中制度性因素所提供的向上流動機會，農民子弟需要和其他階層的后代一樣在接受市場經濟和工業(yè)社會的篩選和安排。

3、農村社會和農村學生對于教育的期待

    “通過讀書出人頭地”是封建社會的農民走上仕途，改變底層地位的途徑，在中國歷史上占據了1300年的科舉考試，作為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為貧民子弟踏上仕途，走向社會上層，提供了一個向上流動的階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正是當時通過科舉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真實寫照。從歷史上看，在自然經濟主導的社會流動幾乎僵硬的傳統(tǒng)社會，中國的科舉考試應該是個奇跡。相應地，這個觀念對于世代農民和農村社會來說成為根深蒂固的情結。在改革開放以前有極少數的農民成為國家干部，這并不是每個農民都有的機會，而隨著恢復高考之后大批的農村青年學子投入到為個人理想和前途而進行的高考競爭之中，這對于他們來說，考大學是脫離農村、徹底改變農民身份，成為“國家干部”的最好途徑。在王村和塘村的訪談中，我們發(fā)現，村里20世紀80年代之前是沒有大學生的，恢復高考之后陸續(xù)有人開始通過學校教育和考試進入城市，成為村里人人羨慕和敬仰的“大學生”。不僅個人感到驕傲和光榮，而且是整個家族的榮耀。一個人考上學整個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就有明顯提高，因為不僅他個人成為城里人，更為重要的是家人有可能“沾光”。由此看來，通過學校教育改變個人甚至家庭的命運是這一時期農村學生接受學校教育培養(yǎng)和篩選的主要動力。

    這些最先走出農村的大學生給村莊留下的寶貴財產是他們?yōu)榇謇锏那嗌倌晏峁┝丝晒W習的榜樣，而且具有極強的激勵力量。“我們家沒權沒勢沒錢，只能靠你好好讀書上學，不然就要像我們一樣干一輩子莊稼活兒”，成為很多家長從子女小時候就開始教導的日常話語。農民的艱辛和貧困是農村學生要走出農村的內部推力，而學校教育為他們提供了可以擺脫這種生活的道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外出打工日益成為農村青少年的主要出路和選擇，但無論學生自身還是家長仍然對學校教育報有很高的期望，但這種期待在令人望而卻步的高額學費和競爭激烈的重點高中、以及嚴峻的就業(yè)形勢面前顯得無奈，不得不選擇外出打工的道路。其實中途輟學的學生通常絕大多數是在認為升學無望的背景下主動放棄學業(yè)，成為自我淘汰者。從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到，農民由于自身在市場經濟和工業(yè)社會中的被邊緣化的底層地位，渴望自己的子女能夠通過學校教育改變現狀的愿望依然非常強烈。改變社會地位是他們在艱苦條件下進行教育投入（不僅僅是金錢，還包括精力、時間等）的主要動力，而一旦這種投入看不到結果或者遠遠超出個人所能承擔的能力，則失去了繼續(xù)進行投入的熱情和動力?？偨Y以上兩點，我們看到，一方面學校教育在整個社會流動和分層中的作用加強，另一方面，30年來農村學生從對升學的渴望逐漸走向對外出打工的向往，也就說在學校教育的分層功能增強和凸現的同時，農村學生卻從學校中主動退出或被學校教育所拋棄，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學校教育對于農村學生的意義。因此，對于轉型社會中農村學生教育社會流動的關注就成為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

    由此可見，獲得學校教育機會成為決定個人未來社會地位的關鍵性因素，這為農村學生改變底層社會地位和邊緣化的生活命運提供了機會和可能。那么，農村學生的教育機會究竟有無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化而增加，他們是否真正利用了學校教育這條途徑實現了向上社會流動，成為學校教育功能研究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