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信仰民俗傳統(tǒng)對中國戲曲裝扮方面的影響

    遠古的驅儺、祭典儀式并不是單純的依靠巫覡歌舞的摹仿，也通過對表演者的裝扮來更加清楚地表現(xiàn)其所摹仿的意義，而這種原始的裝扮主要是借助服飾的色彩和佩戴的面具來區(qū)別表演者所摹仿的不同事物和體現(xiàn)的不同情感。

    《周禮》曾載：“方相氏掌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笨梢姶颂幍奈滓牼褪谴髦兄膫€眼睛的黃色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拿武器來進行禳鬼表演的?！稑犯s錄》中亦詳細記載：“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 。面具的裝飾“可以使巫師或薩滿自己進入‘靈魂世界’，也可以使人感到他已進入靈魂世界。……在原始人的眼里，這并不是一種化妝術，而是把人的靈魂輸送到另一個世界去的工具”。隨著社會文化和社會分工的發(fā)展，巫覡的祭祀活動開始弱化，巫覡開始逐漸分化，更多地從事于社會的商業(yè)表演，如宗教節(jié)日中的慶祝儀式等，于是早期的面具裝扮表演也開始發(fā)生變化，那些簡單的歌舞已經(jīng)不能滿足人們增長的欣賞欲望，歌舞表演開始引入各種神話傳說和流傳極廣的民間故事來吸引觀眾，當具有一定結構的故事情節(jié)介入歌舞表演時，面具戲也就應運而生了。

    《舊唐書·音樂志》云：“代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則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斗戰(zhàn)，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薄督谭挥洝罚骸按竺娉霰饼R。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為假面，臨陣著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

    面具在其表演中有著很重要的作用，通過面具的的裝扮能更加深刻地刻畫出表演者所要向觀眾表達的意思（此劇則就是表現(xiàn)主演者的“膽勇”之狀）。北朝及唐散樂中盛行面具，但至宋之史料雖常見面具之記載，然“宋之面具雖極盛于政和，而未聞用諸雜戲”。

    隨后戲曲中的涂面悄然興起，“蓋由涂面既興，遂取而代之（面具）歟”？《樂府雜錄》曾云：“后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崔令欽《教坊記》記載：“《踏搖娘》：北齊有人姓蘇，皰鼻，實不仕，而自號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p>

由此可見，自唐宋以來，戲曲在表演中以粉墨涂面來刻畫人物的表演手段極為流行，而涂面之手段是否為古代面具戲一脈相承，此至今仍難以有史料證明，不可否認的是，淵源于古代祭祀的面具裝扮在戲曲舞臺上的有效運用，對于中國古代戲曲以涂面區(qū)別角色，突出其不同特色和性格以及促使角色的類型化、程式化等諸多藝術手法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lián)系，也使中國戲曲較之歐美戲劇在角色裝扮方面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標志。

    然而在舞臺表演的實踐中不論是面具還是隨后的涂面以及表演的服飾，都離不開對色彩的講究。“戲曲舞臺的色彩是一種文化語言，歷代傳承的色彩習俗，賦予戲曲舞臺色彩以獨特的語義，使供人娛目的色彩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蘊和豐富的歷史內容”。雖然我國古代沒有專門的色彩學，“古人的色彩選擇，不是建立在對色彩物理性能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而是以宗教化和倫理化的色彩習俗為根據(jù)的”，但是在中國民俗文化中自古就積淀著民眾對色彩的特殊感情和要求，其中信仰民俗的影響尤為突出。趨吉避兇的民俗心理促使人們在各種日常生活行為和祭祀活動上都極力取悅上天神靈，從而來滿足自身祈福避禍的信仰心理，因此古代人民在色彩選擇上也力圖保持著與其信仰神靈的一致性，“色彩因此獲得了卻災祈福的巫術意義和人神交通的宗教職能” 。

    民間色彩選擇主要的依據(jù)其實很簡單，就是吉與兇的區(qū)別?！秴f(xié)紀辨方書》記載：“白虎者，歲中兇神也”，傳說西方的神獸白虎掌管著災禍和死亡，古代因此稱人死為“上西天”，所以自古以來白色在民眾心理就代表著死亡和災禍。古人對神鬼的敬畏和趨吉避兇的心理逐漸形成了長久以來的色彩信仰民俗，那么以觀眾為基礎的戲曲表演必然不能隨意服飾、涂面（或面具）及舞臺布景的色彩選擇，而是在尊重觀眾的色彩習俗基礎上，通過各種藝術手段的調節(jié)，來賦予舞臺色彩以更深的內涵，使之不但能滿足觀眾的欣賞習慣，娛其眼目，更重要的是使之成為表達戲曲內容和精神的一種內在的語言，所以舞臺色彩的選擇也不是一成不變，它是隨著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和戲曲表演方式及藝術手段的進步而不斷變化來滿足觀眾動態(tài)的欣賞心理，因此舞臺色彩的選擇就表現(xiàn)出強烈的時代感和鮮明的民族性。